《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据学特色论析

摘要：《元西域人华化考》被视为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传统，又具有开新之处的新历史考据学名作。这部书综合运用逻辑推理、数量关系比较、多层次论证等考据方法，得出了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个普遍潮流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史料的采择上，《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既重视“正史”中史料的应用，又多方拓宽史料的采选范围，力求“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以说明问题，这种方式同样具有“范式”的意义。作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元西域人华化考》体现了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即鲜明地表现在学术上的争胜和文化上的争先，这正是新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

关键词：陈垣；历史考据学；《元西域人华化考》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4705

《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下简称《华化考》）是近代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名著。有学者指出，陈垣先生的学术生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的标志就是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华化考》一书。“这部书一问世，便赢得了中外学人的赞誉，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1]由此可见这部书在学术界的分量。研习这一史学名著，对于后辈学人的学业成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历史考据方法举隅

《华化考》作为一部历史考据学名著，其整体结构体现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来说明《华化考》的推论思路。首先，西域人学习中国独有的文化如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等内容即为“华化”，这是大前提；其次，元代某人是西域人且有学习中国文化的行为或成果，这是小前提；最后，此人即为西域人华化的一个典型，多个西域人的“华化”即说明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种普遍的潮流，这就是结论。具体到全书每一部分的考证，如儒学、佛老、文学等，同样是这种三段论方式的体现。

重视数量关系的对比，用昔人著述中关涉内容的多少推断其立场，这是《华化考》一书中考证方法的又一特色。所谓“言为心声”，考察其著述涉及的内容，往往能发现其人之所思所想及其所关心所瞩目的兴趣所在。陈垣先生在考证若干西域人的“华化”史实时，就通过对其著述的内容分析得出结论。

贤之爱慕道家，传无明文，吾在《金台集》发见之。集共诗一百八十余篇，纪游咏古之外，为道士赋者占十之一。试录其目，亦知其香火气之深也。[2]3839

这是利用贤的著述中与道士酬唱的诗文之夥，说明“方以类聚，同志为朋，则贤之好道无疑义矣”[2]40。

始吾读《明史・鹤年传》，见有“晚学浮屠法”一语而疑之，以回回与浮屠绝不相入也。及读《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见其与僧侣唱酬之作极多，而知《明史》之语有所本（明回回诗人金大车、大舆兄弟，亦多与僧侣唱酬之作。见《金陵丛书》丙集）。复获《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原分四集，第三卷曰《方外集》，与僧侣唱酬之作悉隶焉。核其所与游之僧，见之诗者凡三十一人，又较贤所与游之道侣为多矣。兹按《方外集》次第，举其名如下，漏载者据《艺海珠尘》本补之。[2]48

这是通过对丁鹤年文集中唱酬诗文里提及的僧侣数量的统计，说明丁鹤年与许多僧侣交游，“足明鹤年学佛之说不诬”。而对于丁鹤年在元明朝代更替、时局巨变之际以逃禅苟全性命的行为，陈垣先生批评其“始而避地，继而参禅，终而高蹈，濡染既深，讵无所获！”[2]50。这一评判亦可见《华化考》不仅仅是停留在考辨史实上，作者月旦人物当有深意。此外，在考证赵世延由儒入道的变化时，陈垣先生的依据是“世延之诗，《元诗选》癸集所收仅七首，而咏道院之作，已占其五”[2]53。

博证而非炫博，这种考证方法在《华化考》中多有体现。清代考据学中有一重要原则：“孤证不立。”这一原则立足于历史本身的丰富多样和历史记述的局限和不足，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不少人却在考证历史事实过程中将这一原则孤立地应用，走向极端，贪多务全，考证时以多列史料为尚，甚至对同一史源的不同文献也一股脑儿端出来，矜多炫博，殊不可取。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也多次就同一事项列出多个证据，属于博证但却无炫博的弊端，因为他给出的各项证据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不仅“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3]128，而且在证成结论之余，通过对不同类例的介绍，有助于拓展读者的视野。如著名的“丁鹤年为回回人”的八证[2]4647，不仅体现了陈垣先生精湛的考据学功力，坐实了作者的观点，还从名字、姓氏、习俗、职业等角度说明历史上回族人的一些共同的特性，收到了举一反三的功效。再如陈垣先生考证贤“好道”一节，先从贤的诗集《金台集》中多有与道士唱酬的篇目这点入手，这是第一重证据；再分析《金台集》诗文中的“苓芝、青精”等句，说明贤修习的是道教中“神仙服饵之一派”，这是第二重证据；接下来将贤与其交游的好友梁九思对比，两人皆“儒而好道者”，这是第三重证据；最后，用贤自号“河朔外史”与元朝著名道人张雨的道号“句曲外史”对照，进一步说明贤“好道”的性情，这是第四重证据。[2]3842这样的论证过程，细致缜密，令人赞叹。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江：《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据学特色论析二、《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史料采择原则

历史学是实证的学科，在史学研究中，史料是构建学科大厦的基石；没有或者缺乏史料的支撑，那么一种假说只能停留在假想阶段，无法落实为确凿的史实。史学的这一特点，在历史考据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华化考》作为一部考据学名著，素来以史料来源的繁富著称，全书不足八万字，而所引用书籍则多达两百余种，搜集史料的辛劳和认真，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本书所引用书籍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书籍，每每为陈垣先生独具的慧眼所发现，他都能从中抽绎出考证所需的事例。这一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尽可能扩大史料的来源，也成为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史学界的共识。但是我们仔细考察陈垣先生使用史料进行考证的过程就会发现，陈先生既重视新的史源的发掘，同时也并未忽视对传统的史籍的充分应用。这一点可由如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陈垣先生非常重视对正史中所涉史料的使用。

近代新史学由梁启超发端之后，二十四史被视为“二十四姓之家谱”，其史学价值遂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新的史料渊薮渐次出现，如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敦煌文书的整理、汉代竹简的出土、大内档案的使用等等，往往会引发学术界的轰动和研究的热潮。由此，当代学者罗志田才会用“尽力扩大史料范围与不看二十四史”的悖论来形容民国初期的史学界研究面貌。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陈垣先生却给予正史以足够的重视和客观公允的评判。从《华化考》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二十四史的应用，特别是对《元史》的大量应用，尤其能说明问题。《元史》的纂修本来就不够审慎，仓促成书，其中的错乱讹误自然不在少数，因而作为官方所纂修的胜朝的重要史籍，其史学价值虽大却往往被轻视。陈垣先生则认为：“《元史》二百一十卷，据十三朝实录。两次开局，各六个月，共一年。案牍之文，不加剪裁。又有《经世大典》可据。”[4]因此，“《元史》虽然成书草率，失于剪裁，但正由于仓促成书，转录《十三朝实录》等书时保存了大量未经笔削的原始材料，所以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5]。从《华化考》中可见，凡是提到的人物在《元史》中有记载的，都是先提及《元史》中的内容，然后再根据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辨。因此，书中有多处称引《元史》，而且还意识到《元史》列传的编排特点，并据此展开考证。

《元史》列传编纂法，亦蒙古、色目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其有色目人因戴汉姓而误置于汉人、南人之列，如赵世延、郝天挺者，史臣失检也。赵翼《陔余丛考》十四、《廿二史札记》二九谓“列传三十一、二卷已载元末死事诸臣欲阙等，而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诸臣耶律楚材等编入，前后倒置，系分二次进呈，未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云，其说非也。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廿二史考异》九七所说为是。[2]2

《元史》卷一一八至一四五，为蒙古、色目人列传，卷一四六至一八八，为汉人、南人列传。高智耀传在卷一二五，固明示其为色目而非汉人也。[2]9

这些论述，既说明《元史》列传的编排是有体例的，即“卷一一八至一四五，为蒙古、色目人列传，卷一四六至一八八，为汉人、南人列传”，又解释了其中偶有例外是因为“色目人因戴汉姓而误置于汉人、南人之列”，是“史臣失检”致误，并进一步据此考证出高智耀“为色目而非汉人”。因为依照《元史》列传的编排体例，色目人或许会因为戴汉姓而误置于《元史》卷一四六之后，但是却不可能把汉人列于卷一四六之前，而高智耀的事迹记载在《元史》卷一二五，因而他不会是汉人。这样的考辨结论是非常有力的，也反映了陈垣先生对《元史》的熟悉和重视。当然，对于《元史》中的舛误，陈垣先生也会据实陈述，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史料的使用做出取舍，反映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考据精神。譬如，他在考证郝天挺的事迹时指出：“（郝天挺）事迹具《元史》本传一七四。天挺色目人，而《元史》与汉人同列，一时失检也。”[2]62

陈垣先生重视正史而不拘泥于正史，当有更直接的史料可用时，他就会舍弃正史而采信更具价值的一手史料，这也正是陈先生“史源学”观念的体现。譬如，他在考证丁鹤年生平时称：“（丁鹤年）《明史》入《文苑传》，叙述甚略，盖本戴良所撰《高士传》而节损之。今考鹤年生平，当仍采之《高士传》。”[2]44对于丁鹤年为回族人的史实，他不仅据《明史》证明，而且还依据《明史》采撰的来源做进一步充分的说明，以完善考证的结论。其文如下：

《明史・文苑传》云：“丁鹤年者，回回人。”其说盖本诸瞿佑《归田诗话》。《归田诗话・梧竹轩》条，谓鹤年为回回人。瞿佑曾在杭见鹤年，鹤年为佑审阅《鼓吹续音》，示以著述之法，佑深感之。《明史・文苑传》称“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即《归田诗话》语也。[2]46

瞿佑曾与丁鹤年交游，其著作《归田诗话》中的记述自然较为可靠，以之与《明史》交互发明，使考证出的结论更为坚实。

其次，陈垣先生搜寻史料的视野非常广阔，不仅对古代典籍“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而且还关注到西方的相关著述。这种学术风范既是时代特色的体现，也反映了陈垣先生在考证史实过程中的细致与精湛。

《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介绍“基督教世家之儒学”时，列举了高唐王阔里吉思。对于阔里吉思事迹的考辨，陈垣先生既应用了《元史》、元刻本《中庵集》等中国古籍，又使用了《马可孛罗游记》《第一书》等西方书籍，说明“阔里吉思既信基督，又好儒术也”。对于这样的考证结论，陈垣先生不禁感叹道：“吾人于绝不相谋之中西记述，披挲而互勘之，偶有异同，其乐正无极也。”[2]2324这是治学者的心中至乐，也是学术进步的一个见证。

三、《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

陈垣先生是公认的擅长历史考据的史学大家，而《华化考》又是“他个人自认最满意的杰作，同时也是新史学摸索前进中罕见的佳构”[3]122。许冠三先生将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特点总结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这八字考语传神地揭示出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综合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近代实证史学的理念与方法，因而陈垣先生也被视为新历史考据学的代表之一。[6]倒是陈垣先生自己对新历史考据学的命名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历史考证的结论固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却不当有“新”与“旧”之分。不过，从《华化考》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这正是与多数乾嘉考据学者纯粹“为考据而考据”截然不同的地方。可以说，这种深沉的现实观照，正是新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就《华化考》一书而言，“新”的鲜明体现就是学术上的争胜与文化上的争先。

近代中国，列强欺凌，国力孱弱，在“求富”与“自强”的道路上趔趄前行。陈垣先生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都在思考和探索让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的军人胜过外国的军人，中国的士农工商胜过外国的学者、农民、工人和商人，中国才能富强起来。因此，作为一名历史研究的学者，就一定要在学术上与国外学者一争高下，这就是学者爱国的表现。陈垣先生曾在多种场合激励同侪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7]14为此，陈垣先生致力于敦煌文书、清廷大内档案的整理和研究等事业，而《华化考》的撰写，也是这一学术追求的体现。他还说：“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7]189陈垣先生于1923年写成《华化考》后，即将油印稿本寄赠日本史学家桑原s藏①，得到桑原氏的高度赞誉，也由此初步奠定了陈垣先生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这种寄赠文章的做法，自然是学术交流的体现，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陈垣先生此举，无疑也是学术争胜的表现。

对于《华化考》一书，陈垣先生曾写道：“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8]这是1964年陈垣先生写给友人欧阳祖经的书信中所述，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尊崇和重视，自信和自豪”[9]。“文化”一词用以反映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传承与概况，当是近代思想观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中国近代的窳败，无疑是可以作为中国文化落后、没落的注脚的，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并不鲜见。陈垣先生却以他的史学研究成果，力证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邃，及其蓬勃的生命力。

元时西域世族，类能以诗书化其朴野，其祖若父虽起家甲胄，一二传即沾被华风。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而其所以能化之速者，首由物质供给之丰腴，而诗书礼义随其后，所谓衣食足则礼义兴也。[2]121

用大海来形容中国文化，无所不容，无所不化，足可见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文化的力量是伟大的，“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为大”[2]89。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全录马祖常《饮酒诗》中第五首内容，夸赞马祖常“以日石单、羌氐自拟，以夷狄进入中国，以得受孔道陶化为幸，以努力攀跻孔阶自矢，磊落光明，莫有伦比”[2]21。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推崇，正是陈垣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真切体现[10]，也是他撰述《华化考》一书的信心所在。

在《华化考》一书的篇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了说明元代西域人（色目人）是如何沾被华风、接受中华文化的，陈垣先生还特意将“基督教世家”“回回教世家”“佛教世家”“摩尼教世家”等华化人物分别标目说明。这样的处理颇有深意。一种信仰一旦形成，不仅是稳固的，而且往往是排他的；然而，当传承着他种不同信仰的西域人家族进入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范围，不过一二代之后，就多有改变原先信仰而倾心学习中华文化的人物，这最能说明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与价值。在撰写《华化考》过程中，陈垣先生曾拟定“世袭信仰打破”的小节标题[11]，“世代为基督徒者其信仰属于遗传，吾谥之曰‘世袭信仰’”[2]23，可见行文中这种篇目安排正是为了彰显西域人“华化”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

元时佛教世家，无过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父为释教总统，身受业于国师巴思马。以此世袭信仰，其思想宜不易动摇也，而抑知事实上不然。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之书而，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爱慕华风者。[2]28

陈垣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表彰，溢于言表。

在分别考证了贤、uu的华化事迹之后，陈垣先生发表感言：

贤，葛逻禄人。葛逻禄今为俄地，其殆开后来俄国文学之先路乎！[2]56

uu，康里部人，康里为术赤所封地，在咸海北岸，今为南俄罗斯地。时人尝仰慕俄国文学，岂知此间六百年前，乃有多数邃于华学之人耶！[2]89

陈垣先生在撰写《华化考》时，草稿积至三尺，而后剪裁至不足八万字的文稿，可谓字字锱铢必较，却能于此再次致意，从中亦可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鞭挞。

四、结语

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所展现的历史考据学特色，可以说是对乾嘉时期考据学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大致而言，这种发展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考据方法上，《华化考》重视对史料来源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经、史两类书籍的应用和考辨，而是尽可能地搜寻相关的材料，扩大采摭史料的范围，力求“竭泽而渔”。如前文所述，《华化考》一书不足八万字，但是考证过程中涉及的图书多达两百余种，且多有不被前人看重的地方志、书画图谱之类的书籍。这不仅说明陈垣先生涉猎广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新旨趣，暗合了新史学由“君史”向“民史”转变的趋势。因此，《华化考》中所展示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于推动传统考据学在新史流中的变革和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华化考》作为历史考据学名作，贯注着现实关怀的精神，这在此前的考据学作品中很少见。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注重对十三经和重要史籍的整理和研究，体现着“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12]，却较少关注社会现实与需要。对于乾嘉考据学呈现出的这一特点，余英时先生强调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颇有见地；而外在的政治氛围的因素也是学界的共识，即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激荡中，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艰难的社会转型也意味着更多的纷争和苦难，这一切都刺激和拷问着学者的良知和治学取向。陈垣先生的《华化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撰写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现实观照。他不仅会对书中涉及的人物及其行为做出评判，而且更为突出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情愫在书中的展现。陈垣先生强调将“汉学中心”夺回来，表彰中国文化的伟力等，均是关注现实及其民族主义情怀的体现。这样的一部贯注现实关怀的考据学著述，自然会得到同时代许多学者的共鸣和欣赏，成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

注释：

① 桑原s藏的中国史研究很精深，曾撰写《蒲寿庚考》，为时人所重。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亦受到桑原氏研究的启发和影响。

参考文献：

[1] 牛润珍.“民国以来史学大师”――陈垣[J].历史教学问题，2001（2）：1415.

[2]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陈智超，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4] 陈智超.中国史学名著评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5.

[5] 陈其泰.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6.

[6] 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065.

[7] 郑天挺.深切怀念陈援庵先生[M]//陈智超.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8]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18.

[9] 刘乃和.陈垣对元史研究的重要贡献[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5）：5464.

[10] 周少川.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J].史学史研究，2002（3）：18.

[11] 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J].文献季刊，2008（3）：183190.

[1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

Analysis of Textual Criticism Features of Sinicization of Xiyu People

in Yuan Dynasty

CHANG Zhengjiang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Sinicization of Xiyu People in Yuan Dynasty is considered as a masterpiece that has inherited Text Critics tradition and opened a new path for the new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With methods of logical reaso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proof at multilevels， the book comes to a convincing conclusion that sinicization of Xiyu people is a general trend in Yuan Dynasty. Data are collected not just from the"official history" but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The approach has set up a paradigm. This book reflects not only Mr. Chen Yuans concern for reality， but his competitiveness and vis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That is also one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new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Key words： Chen Yuan ；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Sinicization of Xiyu People in Yuan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