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摘要】 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了历史罕见的巨大冲击。世界经济的各种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但是此次危机并没有根本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发展环境，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断深化全方位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中国“十二・五”计划以坚持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顺应了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外部要求。

【关键词】 世界经济格局； 力量对比； 中国地位； 结构转型

一、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 “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是在一定的经济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结构或框架。战后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战后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是“两极”格局，即以美国为一极和苏联为一极。但苏联的解体使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并使世界经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并存的格局。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个时期的美国霸权不是决策型的霸权，即以命令式或独裁式的方法对其它国家拥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指挥权，而是博弈型的霸权，即建立在与列强博弈或讨价还价基础上的霸权。

而此次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至少遭到三大冲击， 美国霸权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和钳制：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多极化进程中相对削弱，使美国妄图独霸世界的妄想遭到破灭，迫使美国不得不接受在G20框架下考虑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

第二，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都遭到了重创，危机前世界依靠美国经济失衡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架构被打破。此次危机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总爆发。

第三，美国的软实力受损，以美国模式为榜样的经济发展观念发生了动摇，美国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毫无疑问，虽然此次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但还不能根本撼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大国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2009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4.8万亿美元，比同期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四国家经济体（分别为日本、中国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

第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贸易体。2008年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5万亿美元，同期德国、中国、日本和法国分别为2.7、2.6、1.5和1.3万亿美元。

第三，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美国目前拥有的金融资产大约占全球金融资产总量的1/3左右。

第四，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科技创新大国。在目前世界最好的10所大学中，美国占了8所，美国每年吸收世界技术移民的50%以上，美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最发达国家，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占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3%，大于欧元区的21.6%，日本的12.8%和中国的10.1%。

必须指出，虽然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但美国有善于转嫁危机的娴熟技术。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大小不一的经济危机，但每次美国都能通过转嫁危机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使伙伴或对手遭到重创。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断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80年代中期通过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有效地转移了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而目前美国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迫使中国等其它国家货币升值，无非也是为了达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因此，笔者非常同意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格兰特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很多欧洲人和亚洲人预见了一个更加虚弱的美国，尤其是它的资本主义模式因这场危机而饱受指责，但在世界权力变迁中，至少在今后若干年内，美国仍然是胜出者。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她越来越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中国各种各样的言论也随之脱颖而出。类似“北京共识论”、“中国模式论”、“中美共治论”、“中国独秀论”、“中国责任论”、“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造危险论”和“中国掏空论”不绝于耳，其中既有“捧杀性”言论，也有“指责性”言论。一些人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中国发展的担心、怀疑和嫉妒。

其实，从世界经济发展史考察，几乎所有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曾经遭到过各种各样的指责和议论。当年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挨骂”是大国崛起的伴生物，当然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关键的是如何对待这种“挨骂”。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牵着鼻子走，合理定位中国的发展，化消极国际影响为积极国际影响，是对这种言论的最好回应。

合理定位中国的发展，就是要摒弃夜郎自大的心态和“骄傲的民族主义”，清醒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综合竞争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与中国人口在世界中所占比重极不相称。在目前的世界GDP总量中，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美国占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世界人口22%以上的中国只占有了世界GDP总量的8%左右。特别是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例如，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标准，2008―2010年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位居17―20位；根据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的标准，2007―2009年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位居30―34位。虽然竞争力排名的高低本身可以不必太过于看重，但其中一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重视。例如，在影响竞争力排名的因素中，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指标，如企业效率、社会责任、经理信誉、海外形象，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金融系统，公民道德操守、社会价值观，政府管理效率和官员廉政等却在排名中一直很靠后，从而影响了中国竞争力排名的整体提升。这特别应该引起重视。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09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9%，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是建立在粗放型扩张模式之上的。经济增速越高，资源消耗越大，环境压力越重，社会矛盾越突出。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8%，但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30%的煤炭，13%的电能和新增石油需求量的31%。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同样生产一美元的产值，中国的投入成本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和印度的2.5倍。

在资源消耗的同时，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越来越严峻。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污染，社会不断增多。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人口和环境红利”正在逐渐减少。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虽然承接了大量的来自亚太地区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专利，只能得到极为低廉的加工费，中国只能为人做嫁衣裳，成为过路财神。

（三）科技创新的差距

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支持科技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显现了“队伍庞大，投入增加，成果显著，合作增强”的特点。根据中国科技部2007年的中国科技实力研究报告的资料，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 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73.6万人，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支出约1 023亿美元，已超过德国的718.6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研发支出国。据英国著名的《新科学家》杂志发表的汤姆森路透集团的材料，2009年中国科学数量超过了12万篇，仅次于美国的35万篇，为世界第二。中国的专利总量有望在2011年超过日本，于2012年超过美国。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其中的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多边和双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创新主要还存在几大差距：

1.R&D总量迅速增长，但人均经费投入过低

研究开发（R&D）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方式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2007年中国R&D经费总额为487.9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已连续六年居世界第六位，但我国R&D/GDP增长缓慢，与美国、日本以及老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中国的R&D/GDP达到1.44%，而同期它们分别为2.68%、3.44%和1.9%，其中瑞典为3.6%，芬兰为3.47%，德国为2.54%，法国为2.08%。也远低于以色列（4.68%）、韩国（3.47%）、OECD国家总体（2.29%）和我国的台湾地区（2.63%）。

从R&D人员人均拥有的R&D经费来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R&D人员人均R&D经费在10―20万美元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在人均10万美元以下。中国R&D人员人均R&D经费支出额2007年为2.81万美元，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

2.R&D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

这主要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和高技术产业的R&D偏低。2007年仅为22.9亿美元，排在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韩国之后，仅为美国的3.6%，日本的1/8、法国的1/5，意大利的2/5和韩国的1/2。而在全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只有4.70%，发达国家一般为20%左右，即使相对占比较低的日本（10%）和俄罗斯（15%）也差距很大。

从R&D经费的来源看，虽然我国企业已经成为R&D活动的主体，2007年企业资金占全国R&D经费的70.4%，具备了与市场经济国家相似的比例特征，但来自企业的R&D资金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外资在华企业R&D经费占比不断提高，从2003年的23.2%增长到2007年的29.1%；高技术产业的R&D经费占比偏低，2007年只占25.8%，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水平（一般都在30%以上），其中英国、美国和法国超过了40%，韩国高达53.8%，中国台湾甚至达到了72.3%。以致绝大多数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3.装备制造业相对落后，制约了制造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是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但不是装备制造业产品的制造业中心。装备制造业是资本品的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提供高新技术设备的制造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一般包括航空航天、计算机集成办公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医疗设备等。虽然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技术等手段使装备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许多设备的制造还没有掌握系统设计与核心技术，不得不主要依赖购买国外产品。有资料证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以致经常受制于发达国家。由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落后，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非常弱小。2009年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175亿美元，但不到中国接受外国投资总额的5%。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还不及荷兰。中国仍然是“用数百万双鞋子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制造低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工厂”。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与30年前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与中国GDP增长呈同步。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3 743美元，位居世界的100之后，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13，日本的1/11。有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年均消费不足600美元，按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以上的贫困人口，这些人不仅缺少必要的教育和医疗条件，甚至缺少基本的生存条件。

（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还很小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在世界经济三大组织中的话语权还很小。例如基于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分配的IMF成员份额，一直向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倾斜，虽然近几年中国在IMF份额中的比重有所提高，目前已占6.19%，位居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的一票否决权。

三、“一超多强”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思考

（一）正视国际环境，处理好大国关系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影响力，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的“关注”、“猜忌”和“怀疑”。虽然这些国家的绝对力量不一定变弱，但中国的变强使它们在心理上和现实上都还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西方一些权威机构关于中国在2020年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更深深刺痛了“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国神经。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碰撞在今后将成为“常态”，中国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硬约束”和“软约束”。所谓的“硬约束”是指通过裸的经济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例如提高关税、逼迫人民币升值、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等。而“软约束”则以媒体为先导，寻找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甚至以一定的民意为基础，炮制“中国制造威胁”、“财富基金入侵”、“人权”、“产品质量”、“达尔富尔”等问题牵制中国，以达到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注意力，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的目的。

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硬约束”和“软约束”，我们要特别理智地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包括中美、中欧、中日和中俄关系，而核心是中美关系。由于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中美关系要建立全方位的互信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建立互信不等于不能建立互惠。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形成的高度结构性依赖关系，即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的产品和资金，为两国建立长期的互惠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冲突和摩擦，但这并不影响两国“分享全球化利益”。虽然由于综合实力的差距，这种分享不是对等的，但也是“双赢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是维系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词。

（二）正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软肋，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政府与居民，资本与劳动，少数人与多数人，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已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可容忍的限度，而且这个趋势并没有有效地得到遏制。社会各种矛盾也更加突出。

只有以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基础，让全社会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成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才能真正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科学、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主要的症结在于我们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有效涉及，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还严重滞后。

笔者认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不打破改革的障碍机制，只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在当前，我们要特别注意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通过深化行政、财税、金融、资源和价格等领域的改革，注意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真正使全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把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可容忍的限度内；在政治领域，要使政府从被动转型向主动转型跨越，实现从经济型政府和自我运转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通过政府运行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强化对“公权私化”的监督，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防止“改革陷阱”，割断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诉求机制，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良性平等的博弈，实现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和“柔性维稳”的转变。要倡导理性、宽容、温和、扶贫济困的社会氛围，让陷入困境者不至于因忍无可忍而绝望，甚至采取极端措施；在文化领域，特别要强化塑造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和谐文化的氛围。一国的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表现为吸引他国作为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在国内社会中表现为凝聚社会各阶层，建立粘性力量。一国的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文化的感召力，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互信的基础。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气度的国家，中国必须以营造和谐文化为基础，对外输出中国和谐文化，宣传中国和谐文化，对内要防止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重塑社会信仰、社会诚信体系和评价标准，使中国不仅在硬实力上，而且在软实力上让世界刮目相看。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但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一国在人均GDP3 000―4 000美元上下时，是各类矛盾最突出的时期，处理好了，就会进入不断发展的良性轨道，处理不好，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社会经济的“拉美化”现象。只有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十二・五”计划以坚持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顺应了中国内外发展的基本趋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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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S］.2010.

唐朱昌教授简介

唐朱昌，1951年11月生，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经济；公共财政学。

主要学术兼职：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特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