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选择的意义

仅有的有限研究都把中国和苏联改革表现不同的原因归结为改革起点的不同和各自“赶超”能力不同。在这些研究中，政策选择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但事实上，两国有较多明显的区别，也同样拥有“赶超”的机会，这些机会源于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国并不比苏联拥有更大的“赶超”能力。中苏两国改革的结果不同，是因为做出了不一样的政策选择。

中国和苏联都有中央集权统治的悠久历史传统。它们都有庞大的党组织，该党组织还与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紧紧交融。不能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或者中央集权统治传统要比苏联弱，也很难保持这样的论调，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队伍要比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的共产党组织队伍更有专业效率。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期间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在此期间，中国的发展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专业标准的，对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这是更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即强调“红”而不是“专”）。

20世纪80年代充斥在中国国内外的大量观点都让人感到，这个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压制的行政体系将会阻碍中国向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发展。

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认为官僚机构是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其改革政策的主要障碍。大多数观察者认为，由于改革会剥夺其权力和地位，官僚机构将尽力阻碍改革，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阿斯伦德将普遍认可的看法总结如下：“改革会减小官僚机构的权力，故而大多数的管理者肯定会反对改革，因此，成功的改革必须打破反改革的官僚机构的权力……打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权力是改革的关键问题。”

然而，拥有一个有效率的和有竞争性的国家官僚机构几乎是解释自英国开始的每一个成功工业化国家崛起的关键。

处理旧的国家官僚机构，有两种逻辑可能性。一种认为，旧官僚机构是没有希望的、不悔改的，本质上反对任何改革措施，并且试图破坏之；而另一种认为，改革的路径是尝试改变旧官僚机构的目标和运作方法，这包括渐进专业化过程、组织年轻化、引入更多理性原则，使之成为官僚机构的道德伦理基础，而不是准宗教原则，以及赋予官僚机构成员在重构斯大林体制经济体过程中的中心角色。在改革道路上，党的成员对改革构不成较大威胁，而且，虽然他们的任务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但他们依然保留着他们的尊严、地位，并且还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回报。

中国领导层尝试采用第二种方法并且取得成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的官僚队伍在以改革方式进行成功转轨的能力上优于苏联，那么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观察者著作认为事实恰恰相反。

尽管如此，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和苏联改革的政治后果不同不完全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是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使然。那方面的最重要论述认为，政治后果一方面与民主的强烈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每一个国家分裂为不同政治实体的倾向不同有关。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是一个远比中国发达的城市化社会。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要比中国大。然而，对于苏联国内外的许多观察者来说，苏联政治体制似乎是稳定的。从20年代以来，它以相对完整的没有被根本性破坏的形式生存下来。这一体制，甚至在后斯大林时期和后赫鲁晓夫时期，仍是压制性的，仅仅允许在有限领域实现个人自由。进一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最近时期还以“”的形式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广泛的政治混乱，几年里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苏联则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时期。

苏联人民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愿望可能比中国更具普遍性，但是改革的期望并不高。把这种希望转换成热切期望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该政策涉及政治体制的开放与新思维。与之截然相反，中国领导集体几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中国近期的主要政治任务。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运动意在降低政治改革的预期，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人群里，这种改革预期较为强烈。

总之，中国和苏联改革结果有差别的首要原因应该是政策选择的不同。这些政策既与狭义的经济问题相关，也与政治经济变化的关系相关。

政策选择的不同本身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使然，这些历史因素使得实现斯大林经济体制转轨任务的路径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英）彼得·罗澜著，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五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