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白领的“消费战争”

与消费欲望作战

在北京阜成门华联商场里,她时不时兴奋地比比这个,看看那个。26岁的王蕾(化名)跟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漂亮的衣服并想据为己有。

2008年,北京有近12万新人结婚,她和男朋友也在这一年修成正果买房结婚。她刚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课程咨询员,还未转正,没有销售提成,月收入不到3000元。她丈夫在一家给日企做外包软件服务的民营企业,月收入税后80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王蕾夫妻月收入万元的水准在北京属于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对于一件她十分心仪的200元针织衫,她应该优雅地掏出钱包买下。但实际上,不仅这件衣服,整个华联商场和她的心理距离都有些遥远,而这个商场在北京也称不上特别高档的消费场所。

从王蕾工作单位步行到华联商场不过五六分钟,她却很少进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买,那样的感觉更难受。”

每个月,王蕾会掰着指头算每一笔钱的花法,她必须把家庭开支控制在1500元左右。对于一对结婚不到两年的小夫妻来说,“坚决不看非免费的电影,不外出吃饭,不买装点五光十色生活的废物”。这听上去有些残酷。

1万元的家庭月收入,这样的家庭财政预算是不是太吝啬?

王蕾苦笑道:“没办法,都是房子闹的。你看过《蜗居》吧,我们除了没有到每顿吃挂面那么惨,其他的跟电视剧里的海萍夫妇生活水平一样。”房贷是悬在王蕾夫妇头上的剑,他俩关于钱的想法首先是“存”,想赶紧把剩余的贷款还完。

2009年进新房后的一个傍晚,喜悦还未褪去,她丈夫在台灯下算了一笔账。他惊讶地发现,如果按照当时跟银行签的房贷协议,每月还3900多元,20年还完房贷,其利息又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给银行打工呢?”她丈夫把笔一扔,两人相顾无言,思来想去后,一家人决定日后的生活消费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房子,其他一切给房贷让道。“今后就是和消费欲望作战。”她对自己说。

房贷之下

房子是王蕾的安慰。在她这个年纪,在北京有自己房产的外地女孩并不多。

2008年,在她毕业两年后,和男朋友准备结婚。她父母是湖北一个地级市的政府机关公务员,他父母是一个国企工厂的双职工。在父辈人看来,所谓结婚就是成家立室,没有自己的房子,家不成家,室不成室。

他们跑遍了北京找到了一处价钱合适的新房。房子位于北京宣武区马连道,总价近80万元,8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当时属于中等水平。他父母、她父母再加上王蕾男友工作几年来自己的几万元积蓄,首付24万就这样凑齐了。

两年来,王蕾夫妻除了每月按协议还款外两次提前还款。20多万元是他们当前所剩房贷的总额。现在,他们把每月3900元的还贷协议改成了2000多元。这说明他们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王蕾丈夫的顾虑在于,由于双方工作都在民营企业,一方可能短时期失业。他们是对的。2008年底,王蕾从上一个单位辞职后曾在家赋闲将近3个月,期间只有她丈夫一人的收入。

她把每一笔开销记在本子上,她必须省钱、存钱。如果一些经济学家熟知她的生活,那么,一定会将其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那些专家经常发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高房价严重抑制了家庭消费。

结婚不到两年,她和丈夫数度争吵。主要矛盾就是花钱的方式。王蕾的记账、节省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和丈夫的争吵中一点点培养起来。“他总嫌我大手大脚,相比以前我已经很节省了。”

王蕾确实注意每个省钱的细节,每个礼拜去超市买有“黄色标签”的特价商品,买最便宜的小菜,学着自己做饭,到现在达到了“过得去”的水平。她们家的菜一般两个,一荤一素。晚餐吃一半,另一半给她丈夫第二天带去单位当午餐。

为什么选择给她丈夫带饭而不是她自己?

她解释,如果不给她丈夫带饭,他是连10元钱的盒饭都舍不得买的,顶多去超市花6元钱买两个饼充饥。而她比她丈夫还大方一些,中午工作餐都“舍得”吃盒饭。

“一拖三”

王蕾今天的生活水平是她过去没有意料到的。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家庭,父母收入稳定,视她为掌上明珠,从小衣食无忧。在北京念大学时衣服也多在商场购买,一件毛衣两百元的价格她曾经认为很普通。大学时代,她的长期护肤品牌为玉兰油,而现在,她换成了针对更年轻人群使用的卡尼尔。她并非越来越年轻,只因后者价格比前者便宜。

毕业后她本可以回到当地,凭借父母的铺垫谋得一份好差使,过得“轻松又体面”。不过北京机会多,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找了男朋友,结婚、买房,然后过上了压得她感到喘不过气的生活。没人的时候,她对着镜子问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镜子中的人,点点头。

房子不是装饰品,是必需品。她说,她或许会后悔留在北京,但是决不后悔买房的决定。“家庭必须有房,房价涨得多厉害,我们买8000元1平米,两年后变成了2万元1平米了!早买划算,除非你一辈子不买。”

因为房子的负担,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家庭,她婆家和娘家的家庭也都在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套房子拖垮了3个家庭的消费水平”。为了挣更多钱,她公公退休后被企业返聘做会计,为他儿子的小家庭贡献 “余热”。去年一年连现工资带退休工资给儿子缴纳了差不多10万元的房贷款,为小两口的房子至今贡献了35万元。

王蕾的父母由于一部分积蓄被套牢在股市,只能节衣缩食给女儿凑了10万元。为此,他们老两口来北京住在女儿女婿家都觉得“不好意思”。

2010年的春节,小两口回家给双亲的红包都是一万元。“给的多点他们心里开心点。”当然,王蕾和她丈夫清楚,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双亲会把这个红包攒在手里,凑个整数还给他们,帮他们还贷款。

王蕾知道,丈夫的计划是通过三家人的努力,明年一年把全部房贷还清。到那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顿,好好庆祝一下。这算是他们计划中的一次“不理智消费”。往后,这样的情况要尽量避免,她和购物欲望的战斗是持久战,除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

期待收入增长

每天早上6时20分,床头的闹铃一响,王蕾的丈夫就像军人听到号角一样一骨碌起床。7时出门,8时30分到公司打卡。他总是第一个到公司上班的人。由于给日本企业提供服务,他所在的企业从组织管理上也学习了日本人的做法,管理严格还常常加班。一般晚上9时左右才能到家,周末也随叫随到。

不加班的周末,王蕾的丈夫总是在补觉,呼呼大睡一场,是他一个礼拜疲惫工作后的愿望。不过,他总是希望,自己醒来时看到王蕾在认真读书而不是在休息。“你应该提升你的专业技能,考些职业资格证书。”王蕾看电视时,她丈夫常挡在她面前“罗嗦”。

王蕾也一直在努力。教师资格证、导游证,从大学在校期间到毕业将近4年时间,王蕾不断地树立考试新目标,有些通过,有些失败。但是,“北京什么人才都是一抓抓一把,有比我高的学历、比我优秀的工作经验的竞争对手太多”,王蕾有些失落。

孩子是计划中的事,王蕾咨询过身边有孩子的夫妻,不包括衣服玩具,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要2000元左右,接下来的幼儿园赞助费、学费,笔笔费用都需要数万元的规划。他们还希望买辆车,以后好接送孩子。此外还有老人需要他们照顾。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今后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照顾责任。

等房贷还完,王蕾丈夫的父亲就可以再度退休,那时王蕾的父母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双方亲家很可能轮流来北京和小夫妻团聚,虽然都带着工资,但势必因此增加家庭开支。在此期间,还要保证他们夫妻双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出意外情况。这些都需要储蓄卡上的数字作为保障。

所以王蕾叹了口气,“生活中总有重大事项需要我们节省度日。”

对于婚后丈夫的“小气”政策,王蕾很委屈。她丈夫安慰她,像他这样努力认真的职员总有升职的时候,等两人月收入到达1.5万元,日子就会过得比较舒心了。王蕾不知道这一天准确到来的日期,“但相比北京的不少白领,我们的家庭月收入算不错了,我就想,我们还算好的,这样心里就好过些。”

实际上,王蕾还真的算是幸运儿。2009年12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显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大多数准备买房的家庭,像她一样节衣缩食地蜗居在出租房里等待买房的一天,而她虽然同样节衣缩食,但起码提前享受到了自己当业主的权利。

为了这套房子,生活中没有鲜花、没有电影、没有好看的衣服,就像一部机器一样一天天紧张地运行,王蕾觉得压抑而自卑,“有时候甚至对爱产生了怀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前不久,上天给了她丈夫一次证明的机会。他被公司派去日本出差几天,得到1000元的差旅补贴,必须要在日本花掉。结果,他给自己买了两瓶共40元的眼药水,剩下的钱都给王蕾买了日本的护肤品。王蕾嘴里不说感谢的话,但心里乐开了花。

当然,这笔意外的家庭支出全都贡献给了日本。王蕾笑笑说,祖国若想让她多消费,前提是让她更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