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时期日本间谍组织在华的活动

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设立了庞大的间谍机构网络，这些特务机关被称为“一个人可以顶一个师团”。日本的特务机关极为秘密，其正式名称只记录在军部的秘密卷宗里，其系统庞大，分布广泛，除了收集中国政治、军事、地理、历史、人文等情报外，还负责探测中国军民的动向，扶植汉奸，监视伪官吏，乃至进行暗杀、破坏等相关的活动。日本的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在中国大量开展间谍活动的背景及范围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欲采取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但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速战速决的幻想破灭。日军被迫改变战略，采取以华制华的新方针，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加紧了对华的间谍情报活动。

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机关，除了由军部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中央情报系统以外，各部队还在占领地设立了自己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根据各自不同地域特点进行谍报和谋略行动，有些还设有机构，以社团、杂志社、经济实体等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范围极其广泛，据1937年的统计，天津市日本租界内的白面馆和吗啡馆就有173家之多，而上海的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的总数则在天津之上。在北平、太原及长江沿岸各城市，都遍布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乃至于北平附近的小城镇如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日本间谍选择开设店，主要是利用吸毒成瘾者自控力差，易于被收买利用并刺探情报。此外，日本间谍在各地还开设了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凡是有这些店铺的地方，总要在所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这种广告牌表面上看是广告，实际上却起着军事上的标记作用。抗战中，国民政府反间谍部门就发现，在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战时标记使用。日本占领华北后，间谍活动范围还渗透到了抗日根据地。

日本间谍机构的组成、人员构成及活动内容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一份时事刊行社编辑的《日本在华特务机关的活动》册子，记录了日本在华间谍组织、成员构成及其主要活动内容。日本的间谍组织大致分为中央间谍机构和干部间谍机构两大类。中央间谍机构是由日本参谋本部总务部控制，间谍成员由参谋本部总务部直接派遣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生担任，全部是日本人。中央间谍，遍布中国各地，称为“驻密探”。这些训练有素、精通中国事务、熟练掌握汉语的日本间谍来到中国以刺探情报为主，乔装打扮，无孔不入。他们在中国内地经营商业，或贩卖“老马眼药”，或冒充医生、和尚等，开展秘密行动，直接受东京的指挥和接济，与在华的特务机关联络，活动效率颇高。每人在某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即调往他处或升任机关长，尽管他们辗转活动，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均能将情报探悉无遗。其工作分平时与战时两种。平时工作主要有：调查各地驻军军队之数量及其变动情形，随时报告东京总部;注意各地的交通情形及一切建筑、电话、电报等各种设备之配置;调查一切兵工厂工业情形及其设备、管理及出品;详细调查当地天然资源、银行及商业状况等;调查当地民众抗日组织内部及测验民众抗日之情绪;结交当地领袖人物及官吏，掌握其品格及特性，以便利用。战时工作主要有：侦查及军事行动;进行扰乱后方及破坏工作;收买汉奸;挑拨离间军阀与政客等。

干部间谍机构，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和各地的特务机关长控制。干部间谍主要有白俄罗斯人、朝鲜人、台湾人和汉奸以及少数日本人。在这些间谍中朝鲜人、台湾人、汉奸所担任的职务，都是日本人认为不重要的职务，只有白俄罗斯人是干部间谍中的主要构成者，因为白俄人充当间谍有以下几种优势：（1）不宜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2）白俄人长期流浪中国，对中国的情形非常熟悉;（3）白俄人既能吃苦又不畏牺牲，一经专业训练，便可成为谍报素质很高的专业人才。因此他们不惜为金钱，而进行冒险。白俄人形成的间谍网遍及中国各地，仅以张家口、北平、天津、上海为例。在张家口，白俄人渡罗先是日本委派在蒙古、新疆地区进行活动的一个极重要的间谍。他与蒙古王公相识，无论何人，只要有他的签字，便可自由入蒙。他不仅是日本间谍，同时与白俄人加劳新同是大连间谍头目谢米诺夫的密员，他们在张家口的任务是，劝告蒙古王公聘请谢米诺夫任教官建立蒙军，反对苏联。绥东战争发生时，家劳新曾率领日、俄、华一队间谍，在绥蒙境内进行捣乱活动，平绥铁路的炸毁，便是他们之举。在北平，白俄间谍人数较多，主要归白俄人司比施尼夫指挥。他通过与河北省某保安司令建立的密切关系，指挥手下开展各种间谍活动。在天津，有接受日本人津贴出版的俄文亚洲复兴报发行人巴司都兴，是日本军部的重要间谍;当时住在剑桥路3号的白俄人巴弗洛维契，是日本特务机关俄国侦查部负责人。他们有诺干手下，在天津组织法西斯党，进行秘密破坏活动。此外还有阿西波夫密茨哈诺夫，维施尼司基，多夫曼等重要间谍，皆供职于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这些人甘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在以天津为中心的河北省内，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们捕抓仇日学生，残杀罢工工人，手段凶狠残酷。在上海，也潜伏着很多的白俄间谍，白俄法西斯党头目柏而明罗夫与从哈尔滨派来的如庶可夫等人及东京派来的华度滋夫等人组成了日本驻上海的白俄间谍组织。他们都是经过日本人专门训练的专业间谍，归日本上海特务机关指挥行动，进行谍报、秘密破坏、暗杀活动。白俄间谍网是日本在华实施间谍网的一个成功谋略，白俄间谍为日本在中国进行间谍情报活动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另一类为日本在中国的间谍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要数女间谍类了。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女间谍，主要通过利用色相勾引男性手段，探取中国军政外交的秘密。其中最著名的是被日本人誉为“满洲的圣女贞德”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她于1915年生于日本，其父是满清肃亲王，其母为日本人。三岁时丧父，经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故取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一名得力女谍（中文名字金璧辉）。土肥原贤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在中国东北秘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汉奸网。他利用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作为大本营搜罗情报，并兼营贩运鸦片。以开办鸦片烟馆为手段，使他麾下的中国和白俄情报人员染上了大烟瘾，以此来控制他们。由于在东北把间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一跃成为全东北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一手策划成立了，1935年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女间谍川岛芳子长期为其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她在北平、天津、东北频繁活动，与要员广泛接触，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七七事变”后，在日本政府的指使下，她直接导演和策划了汪伪政府，并甘愿充当日本侵略和统一中国的吹鼓手和排头兵。川岛芳子于1945年11月11日被中国反间谍机关逮捕并处决。与川岛芳子同样具有皇族身份的溥仪胞妹钟若兰，也是日本的一名间谍。她之所以姓钟，是因为她曾嫁过一位姓钟的男人。她年轻貌美，擅长交际，先在关内从事了三年间谍活动，后转入内地，与北平重要的军政要人往来密切，获取了许多重要文件。在其潜入南京活动期间被捕，经当局审讯，得知在广东、福建等地也有许多东京派来的女间谍，利用女色引诱军政要员获取情报，由此引起当局注意，下令各地严防。再有一个就是被日本誉为“帝国之花”的女间谍南造云子。她经常进入英、法租界，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一些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务，使他们成为日伪的汉奸走狗。南造云子最后在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被三名军统特工射杀身亡。

还有一些甘愿为日本人做事的汉奸间谍，他们经过日本人短期的训练，即刻潜伏到各地活动。由于这些汉奸大多数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者，所以往往到一个场合活动，由于伪装技术拙劣，常被当地警察捕获。例如日本设在郑州的间谍机关，就是中国当局通过汉奸间谍的供词破获的，在其中获取的一份秘密文件，极其重要。其有以下五项内容：1.策划河南省黄河以北各县独立，利用×××为自治区;2.勾结土匪民团，供给枪弹，使之暴动;3.编印反动口号，造谣煽惑民众;4.搜集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实行间谍活动;5.组织特殊无线电班以截获窃收中国电讯。

揭开日本对中国实施政治谋略的内幕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在军事、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周密地谋略。日本著名情报专家松室孝良少将（继土肥原贤二之后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曾长期从事蒙古、中国等远东地区的考查活动。“七七事变”后，针对日本侵华战局的变化，他提出了日本侵华的政治新路线。《日本在华特务机关的活动》册中，有一份中国情报部门获取的松室孝良所做《关于日本在华特务工作报告书》情报，从该文可以看出日本对侵华所做的政治谋略。在报告中第一部分，松室言曰：“吾人为取得原料计划而掠夺之领土，应与在帝国密切联络，此事至为显然。1931年奉天事件后占领满洲，系由此而起者也。倘我国之满蒙政策有何意义，则其在夺取第一领土（满洲）后，应夺取第二领土（蒙古），第二领土之作战意义使吾人不断从事该方面活动。我国先锋队深入华北之侦探队之遣出，吾人乃为各种亲日分子于各地带开展活动所为。吾人将因此而逐渐取得统治华北一切军事当局之权。吾人之从事走私及贿买者，乃为试验当地官僚也。”报告的第一部分显而易见地申述了日本当时主要任务在夺取内蒙及华北，作为本国最大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的重大意义。针对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密探和情报员活动情形，松室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指出，“我国人民于华北从事特种活动者，鲜为人所追究，中国官府对于我国密探之非法行为亦鲜抗议。日本各领事馆几乎从未接到中国当局此种烦言。我国密探之活动会起积极作用。自满洲属吾人统治以来，吾人于该处即已停止积极活动。然于华北则事态不同，该处从事活动之密探较之向在满洲尤为勇敢而非法。此种密探由满洲闯入华北已得相当结果。”从松室报告第二部分证明，其深知直接夺取华北及内蒙将遭遇极严重的困难，日本贪心无厌地侵略，将引起中国全民抗日运动，日本应采取新的侵华策略。松室提出新式侵略计划，即以“日本侦探夺取华北之事先准备。用日本命官充塞中国该部之一切机关。”他说：“如果日本需要重新侵略中国之口实，则此种口实之发现至为容易，中国当局努力避免任何侮辱日本之异常郑重态度，因此乃为特别可哂。”在报告中标题为《吾人在华之任务》之特别一章中，松室详细解释了日本侵略中国之政治新路线的内容。他指出，“吾人在中国之任务，应以中国名义上统治为原则，此原则之基础，即放弃武力重新夺取中国领土，盖武力掠夺为引起吾人之新麻烦。最正确之道路，应为任用有势力之中国人为各种自治与独立国家之主脑。此于第一阶段使吾人于华北及西北得到保障西北旷野之蒙古官僚易受吾人影响与统制。构成满洲国之举华北及西北，将成一缓冲地带，有极大之军事意义。此种地带之造成，第一，即无异于向中国接二连三提出领土要求。此事须于中国收复失地之志愿未完全打消以前施行。结果，华北及西北将受吾人统制，吾人又可于华中、华东及华南行之。此乃使中国完全听命于我，且逐渐以破坏其国民政府，其时可于全中国造成若干受日本统治之独立国家。此种计划在中国成功之机会甚多，此种计划可名为不战而胜。”松室在报告中以以下论述结束该章：“吾人现时应利用吾人活动中之各种新方法达到下列各项目的：1.赞助及统制各地当局，并援助其镇压抗日分子。2.妨碍统一运动，国防计划，抗日阵线等实现，并妨碍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所代表之各派之联合。”从松室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不顾及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这种新形势使日本人不得不求适应，进而探求使其奴役中国的计划实现新的侵略方法。

从《日本在华特务机关的活动》册中的另一份情报中，可以看清日本如何针对中国有关省份实行新的侵略计划的。这是一份关于日本对山西实施侵略的重要纲领文件，其纲领主要内容如下：一、改进山西特务机关之机构。1.撤销太原之特务机关，以示表面停止对晋之活动，晋省工作人员全部移津。2.加强山西临时特务机关之组织，如察绥冀豫各省，靠近山西边界各县，增设小型组织，取星罗棋布形式包围山西。3.各县特务机关增添华方陕西籍之工作人员，对晋工作，须列入基本工作之重心。4.各特务机关对晋工作之特别开支，宜单独报销。5.凡被指定之机关，我权力按其工作之成绩，予以扩大。6.各被指定之机关，对晋之各项报告须直接报天津总机关，以增进工作之一切效率。二、变更山西特务工作活动之基本策略。1.确定工作之原则，凡各被指定之机关，宜乘各项便利之机会，向晋省沿边各县积极活动，务使工作线之迅速深入，取敏捷之游动方式，以策动各地之与帝国亲善之华人。2.收买在华各地散布之山西籍小商人。此辈商人头脑至为简单，遇事唯利是图，以极微之金钱，可收极大之效果。收买后，予以简单之工作训练，即可使彼等做繁杂之工作。此辈商人，籍居中国各地，全省各县无地无之，使彼等借返籍之便，按其家乡之周围，当可探视无遗。对各地之一切设施，均能详尽，此辈小商人，本性极为忠诚，可为克尽责任之华人。3.收买军政失意份子------华方退伍军人及官僚等，对于国家观念极薄，彼等为现代政府遗弃，均抱敌视心理，每思乘机作乱，以造出路，且泄私愤，破坏团体，为华人唯一弱点。帝国军人，过去对华之活动，均以此辈为前驱，利用彼等过去地位，以号召各地之散兵，流勇，并采探高级之情报，其报酬以名利为重要条件，以满足彼等之虚荣心。但利用彼等，不可过于放纵，收买后，宜打断其回路，使彼等如脱离帝国之保障，即无立足之地，如是，则彼等仇华益深，将终身为帝国效力。

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策略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中国可谓蓄意已久，处心积虑。面对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斗志，日本不得不采取新策略，从事分散中国政府，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削弱抗日意志的活动。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妄为野心，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觉醒，民族抗战力量更加巩固和壮大，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民族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念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