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共产国际与土地时期党的“左”倾思想之间关系

2019-08-06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7-0049-02

摘要:土地战争时期,中国在领导中国上,先后犯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共产国际在中国上的“左”倾指导思想有密切联系。

关键字:共产国际;土地时期;中国;“左”倾思想

土地战争时期是中国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10年中,中国一方面要与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另一方面还克服了内部的思想错误,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结束了中国的内战。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在领导中国过程中,也连续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左”倾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土地战争时期中国先后犯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共产国际 “左”倾指导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一、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理论

(一)斯大林“三阶段”论

中国“三阶段”的思想是斯大林在1926年11月的《论中国的前途》演讲中萌生的。1927年7月底8月初,斯大林系统地提出“三阶段”理论。他将中国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全民族联合战线的,即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第二阶段蒋企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阵营,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包括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小资产阶级也已经脱离了阵营,产阶级的同盟者仅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

从一定意义上讲,斯大林“三阶段”论思想对中国与国民党的第二次成功合作有指导作用,但是却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共同视作为敌人和打击对象。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 “三阶段”论指导中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断论”,揭开了中国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序幕。

(二)布哈林的“第三时期”理论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1918一1923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的时期;1923—1928年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渐趋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时期,也是无产阶级大军几次严重失败所削弱后,继续进行自卫斗争的时期;1928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经过这一时期,将导致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时期”理论中,在有关国际局势估计问题方面,布哈林虽然预言了国际总危机的到来是必然的,但是并没有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还过分估计了之间和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片面地把部分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高涨,夸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的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乐观估量,造成了其在行动上对中国左倾的指示,进一步促成了中国的“左”倾错误。

一、土地时期中国“左”倾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盲从

首先中国是在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下诞生的。在1926—1935年,中国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到的洪流,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因此造成了,党在幼年时期,崇尚权威,产生盲目行为。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领导人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较大,以共产国际的思维为思维,以共产国际的政策为政策,把共产国际与中国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神圣化,只知照搬十月模式,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十月神圣化的错误。

其次中国早期领导人盲目地崇尚权威。经过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制度文化的完善和发展,权威主义、集权专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在实践上表现为依附心理强,崇尚权威,缺乏独立思考,做事随大流等民族心理。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控制

共产国际一直特别强调共产国际与各国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共产国际在对各国的指导上,具有浓重“老子党”的作风。例如:共产国际六大以后,为了“第三时期”理论能够在中国充分的实施,共产国际连续给上海的发出三次来信,这三封信都是要把的路线、政策推向“左”倾。此外,虽然前两次“左”倾思想都是在共产国际的一定帮助下终止的,但是共产国际依旧支持了“左”倾思想严重的王明。共产国际对内部事物进行干涉,目的就是为了扶植王明宗派上台,希望通过他保证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在中国能够得到充分、彻底地贯彻执行,从而实现真正的“国际路线”的,使“第三时期”理论才能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共产国际的“左”错误对中国的影响

(一)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1927年国民失败后,中国形势开始转入低潮。然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认为当时中国已经转入更高的阶段。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那兹根据大失败后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的具体情况,提出了 “不断论”。十一月扩大会议接受了这一观点,的地位开始被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占据了。在这种“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制定了在大城市举行“总”、“总”的计划,并且也先后在许多地区发动了工人农民。但最终这些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群众基础,先后都失败了,使国民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力量再次蒙受重大损失,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29年,为了贯彻“六大”精神,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国三封指示信,这些来信把的路线和政策再一次推向“左”倾。政治局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来信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确实已经进入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最后一封“十月来信”促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形成。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是和受到残酷地镇压,使队伍受到了重创。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但党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由于共产国际地极力扶持,苏联栽培的王明很快担任了中国领导机关的主要职务,于是党内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长达四年的。王明的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但他却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企图一举夺得的胜利。同时他还夸大国民党的危机和主观力量的发展,强调全国性的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红军占领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此外,他还否认中国战争的特点,反对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战术,极力要求组织发动阵地战和正规战。这一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开始了长征,使力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总之,中国的三次“左”倾错误告诉我们,如果只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个别原理和论著中寻找出路,生搬硬套别国的模式,最终只会走向失败。我们必须坚定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去探索中国和建设的道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共产国际与中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四川省党史研究会.土地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M].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

[3]黄修荣.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关系问题概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0)

[4]吴映萍. 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J].江西社会科学.2002(7)

[5]华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J].世纪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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