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权主义传统下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与生成

摘要：公民社会的生成是现代社会政治体系趋于合理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考量中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仅要看相关民间组织(NGOs)的数量和增长态势，而且重在考察公民个体及其社会意识在促进政治体系良性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中传统政治文化之王权主义视界中的权力本位、臣民意识、民本思想、崇圣观念等传统因素则是现代公民主体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内在蔽障。这就要求在当代中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克制传统王权主义对公民社会生成的消解，由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民本观念通向民主观念，逐步实现公民主体重塑和公民社会的生成。

关键词：王权主义；中公民社会；公民主体；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4－0086－07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生成是一个家的社会政治体系逐步趋于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家实现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公民社会“引入”中近20年来，内就公民社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992年开始到世纪之交，学者们主要介绍西方公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并围绕中有无真正的公民社会以及如何建构中的公民社会等重要问题展开探讨；二是自21世纪以来，中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着重在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探析当代中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方向和路径。从逻辑转向看，前一阶段注重公民社会的价值研究，即从市场经济发育、民主政治建设、社会转型等方面来探析其生成的缘由和意义；后一阶段侧重于本土化之“公民社会”、色的公民社会，在当代中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成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内外的高度赞赏，“中模式”的高效率似乎化解了“五?四运动”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不断强化的对传统的敌意，中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重组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从中的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历史进程来看，如上“转型”仅仅是公民社会生成的“外在基础”，真正支撑中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在于公民意识的生成。近年来，在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权力腐败、等)都与现代公民意识的缺位有很大的内在关联。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要依靠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综观而言，立足传统政治文化之消解因素来探析公民社会建构的文献较少，本文即是从传统“王权主义”的视角探析当代公民社会养成中的“文化转向”，及其对未来中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中公民社会生成的现状和向度

公民社会在中也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被广泛地当作一个用于评估家权威与私人实体及组织之间的平衡问题的描述性概念”。中学界经过近20年的系统研究，就公民社会的内涵、渊源、特征、意义等相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达成了初步共识。按照中的话语来概括，公民社会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公民社会与家政府分离，保持自主和自治，并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和制约；二是公民社会的社会载体是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三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以及市场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实现结构互补与功能配合，彼此成为对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四是公民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具有契约精神、合作意识等社会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的非官方领域”。因此，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趋于合理化是同一历史过程：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的生成有助于理顺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关系，公民社会内含的独立平等的公民主体意识和理性对话的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

中在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家，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通常受到大一统集权的钳制和扼杀，难以提供公民社会生成的机缘和空间。新中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这种同质社会中同样没有公民社会生成的现实条件。以农村为例：从秦统一中到清王朝终结的2000多年中，农村的治理主要依靠以乡绅为主体的农村民间组织来实现；在民政府期间，在农村首次设立了村公所，作为基层政府派生性行政管理机构，期间诸如庙会、宗亲会、祠堂、乡贤会、民团等基层组织在多数农村依然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新中成立后，在经济上推行制度，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在广大农村中建立党支部与生产大队一道履行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诸如宗亲会等传统的农村民间组织被新型农村组织(农会、妇女联合会、农业合作社、生产大队等)所代替。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基层党政机构在农村的附属组织，带有极大的强制性。正如俞可平指出：

“从1949－1980年的30余年的时间中，严格地说，在中农村没有任何自愿、自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在社会阶层及利益格局的分化与重组进程中，一系列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民间组织逐步兴起并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共有民间组织41.4万个，比上年增长6.91％，略低于近10年间平均增长率，其整体质量、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显著发展。可见当前我民间组织整体上平稳增长，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同时，也应看到正在生成的中公民社会与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差异性：一是中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二是中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三是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四是中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这些“差异性”正是中民间组织兴起和发展中的“特殊性”，同样也是长时期制约中公民社会良性发展的瓶颈。

考量中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社会和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尤其是公民文化的生成以及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发展方面。后者正是中公民社会生成的内在诉求和政府主导培育之的最终旨要，也是王权主义传统下现代公民社会建构与生成的枢机所在――它有赖于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观念的公民主体的建构。

二、传统王权主义的现代遗存及其消极影响

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对公民社会的生成具有根本的意义，是其最初的生长点，也是恒久的推动力。事实而论，当下中公民社会生成中面临的诸多不足和困境与传统文化之消极因素――王权主义的现代遗存有很大的内在关系。

(一)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与王权主义

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本形式，是人类社会中最持久、最坚韧的组织因素。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

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气质。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中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性。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关于对中传统社会的性质和文化属性的反思和研究中，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提出了“王权主义”的概念体系，并以此来概括和解读中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和文化属性。他认为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专制权力支配中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帝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中大地废除已有百年，但传统政治文化在这数千年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形态，并且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凭借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渠道，连绵不息地传延下来。综观而论，在长达数千年的中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作为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起着枢纽作用；王权秩序是“治安邦”的根本，王权崇拜则是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

王权主义是对于中传统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的总体把握，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是“权力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的统一体。它把握住了中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出了中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和崇圣观念。以王权体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观念体系，统称为王权主义或王权意识。

(二)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与消极影响

中自近代以来，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一种新型价值体系的建立，但无不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影响甚至遮蔽。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言，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内在转型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甚至需要数百年的社会化过程。

回望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现代化进程，从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和辛亥革命(制度层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心理层面)，中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层次越来越深入和开放，然而始终没有解决好现代化和西方化关系的历史难题。同样，当代中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势昌盛、中发展道路备受内外关注，然而至今尚未厘清中传统文化何以实现现代转向的时代难题。就当代中的政治文化变迁而言，迄今为止“实际发生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主体作为深层文化因素依然延续下来……仍然遗留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大众心理之中，仍然左右着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选择”。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和消极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权力崇拜、身份壁垒和特权行为。传统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家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大一统”诉求，与几千年间对王权的推崇有着天然的耦合性。在人民共和的新时代，传统“王道同体、代天牧民”的统治逻辑早已转向“权为民赋，执政为民”治理逻辑。然而，当代中在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权力崇拜、“身份决定命运”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其二，臣民(顺民)、暴民思维俱存。王权社会中的权力独尊地位是以臣民的附依为基础的，而暴民则是臣民的另一极端。换言之，臣民、暴民、君主共存于王权社会的体系当中。如果说臣民意识表现为个体对其在现实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志的无原则顺从和依附的话，那么，暴民意识则表现为对这种意志的无原则的反叛和仇恨。其共同之处是他们在精神上都没有自己正面的价值理想，因而都没有自身独立的人格。暴民意识和臣民意识以王权意识为中心形成历史周期律，实际上演绎的是权力至上的逻辑。改革开放30多年，当代中正在由“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转变，当这一过程的利益分化失衡问题累积并遭遇制度疏导功能的缺失或错位时，往往会诱发一系列诸如越级上访、请愿、抗拒和暴力对抗行为等群体性泄愤事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民意识的缺失与政治体系的欠完善，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基层民众长期蛰伏的顺民方式到暴民行为的突变，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和特权行为。

其三，个体理性和公民意识缺失。王权社会尊崇权力原则和集体原则，“个人”被工具化、奴才化，驯服为君主专制下的“子民”。社会个体的理性在王权体系以及王权意识支配下只能皈依并服务于“大一统”的制度诉求。臣民思维是公民意识的天敌，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依然会在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上遮蔽着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和个体理性的彰显。作为西方价值体系核心的个人主义在一百多年前传人中，一直遭到中传统道德文化的误解、歪曲和批判。新中成立后，曾一味地倡导集体主义，其道德优越性彻底遮蔽了个人主义中倡导个体理性这一应有的价值。王权社会消解个人理性，而“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

(卢梭语)。当下中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公民社会，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主体的生成、社会个体理性的充分彰显是一个社会制度安排合理化的内在要素。

三、中公民社会生成的文化机理和逻辑向度

公民社会在中的生成，不再是对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简单移植，而是在超越“传统与现代”简单二分法的前提下培育中属性的公民社会。实现这一“超越”的文化机理和逻辑转向如下。

(一)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和坚实基础。纵观西方公民社会的生成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无不是在家与社会二分进程中逐步凸显社会本位的，并在社会本位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公民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公民的“权利本位”。

中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自周秦以来，中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巨型帝”式的金字塔结构。“以家族为本位、家一体是传统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重要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的主旨是“君权至上”，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威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性，掌控和宰制着全社会所有方面和所有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权力本位观念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属性和社会运作机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间社会一直处在强家和强政府的阴影里并被其所湮没，而真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公民社会是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始萌现的。

中社会的转型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肌体上“植入”现代文明要素。西方公民社会是在“社会自

组织”发展基础上、“自下而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中公民社会的生成是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在政府的引导下以“自上而下”方式进行的。相关公民社会组织依然具有“半官半私”的特性，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契约精神、公民文化、权利意识等发育得还十分薄弱，单方面依靠政府主导和主观构建，一时间则难以形成“原生态”的公民社会。为此，在深化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逐步打破传统的“身份”因素对社会合理分化和阶层良性流动的制约，逐步转向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契约社会。

(二)由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

公民社会是一个凸显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和精神的社会。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人权第一、个人本位、尊重个人的价值，这是公民社会；君权第一、个人臣服、不看重个人价值，这是臣民社会。公民社会对个人本位和价值的彰显依赖公民主体的生成，而公民主体生成的根本在于公民意识的内在支撑。这就要求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基因更新，逐步实现“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历史转变。

首先，“崇圣意识”走向“自由意识”。公民社会需要彰显公民的主体性和自由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生成需要在对崇圣观念和臣民意识的消解中逐步实现。臣民没能力也不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寄希望于圣人、明君和清官，他只是一个碎片性的存在，生活在权力的操纵和统筹之下；而公民则是在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规范框架内自我教育、自我负责，他拥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也拥有自我成就的无限可能性。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是自由的，他珍重自由的价值并致力于捍卫自由的价值――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博弈中推进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改良。

其次，“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臣民”作为社会主体呈现出明显的等级依附观念，忠孝、忠君观念和义务伦常本位严重而权利意识天然缺失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尽管从法律地位上说，臣民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了，但臣民意识却还顽固地残留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而公民文化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公民主体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广义之政府)在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变迁中合理引导，更需要审慎厘清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和消极影响，通过植入新的文化基因进而“弘扬”传统的积极功用，以现代公民文化重塑公民主体。

(三)由民本思想通向民主思想

公民社会被誉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温床，而民主理念和民主意识则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王权社会以及王权意识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民主制度，与其耦合的仅仅是作为“君为政本”命题的附属要件，即民本思想。

传统民本思想渊源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战，此后虽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没有突破先秦所确立的框架。客观而言，传统民本思想本身并不缺乏人文(人本)精神，如周公之“敬天保民”、孟子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然而，在王权主义视界中，民本思想并不全然是所谓现代的“以民为本”抑或“以人为本”，而是“民本”与“君主”共同构成一个刚柔并济的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这种阴阳组合结构并不完全等同于对立统一，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譬如：君主以民为本，并不是“以人民为主人”，而仅仅意味着民是君主统治的条件和基础，实际情况是“君为民主”。其“痼疾”在于阴阳之间、主副之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就是错位。如“在讨论家的来源、根本和基础的时候，人们认为‘民为本’；在讨论政治的首脑、主体和关键的时候，人们认为‘君为政本’。就家基础而言，民为本，君为末；就政治主宰而言，君为本，民为末。”“君为民主”把君奉为政治统治的最高主宰，意指君权的绝对性；“民为本”承认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意指君权的相对性。依照逻辑，君权的相对性理应摒弃君为政本的思路，从中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生命力。可惜中古代民本论者都没有从君为民主、治权在君、君为政本的思路中走出来，进而跃入民主主义的范畴。

一言以蔽之，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系统论证、全面规范君主制度的政治理论，它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㈣因而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直接从民本思想中解读出“中式的民主”，把传统的“礼仪之邦”变成“民主之邦”的愿望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置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不顾而进行的简单的“传统回归”，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盲目崇拜很有可能会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固然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在培育中公民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不可能乞灵于传统的民本思想，因为它与民主思想完全是两种属性的东西，从中不可能生发出现代民主制度。当代中30多年的改革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化诉求也随之上升。据相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化压力”的统计分析指出：“在2010年有较高民主化诉求的人口比例是20％，2015年是28％，2020年是45％”。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其一，审慎厘清传统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的内在机理、合理弘扬其中的人文理念和人本精神；其二，合理汲取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促进民主理念、个人理性、公民意识的本土化；其三，立足中现实，借助现代文明成果以及传统民本思想之人文胚胎，在践行社会真问题的实践中填充新的“时代精华”，进而开拓出具有中属性的民主之路。

综上，正如邓正来在新世纪前夕指出：“中现代化大业需要人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而只有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这些众多向度的层面交互中，才能使中现代化摆脱两难困境，走出恶性循环，才能为实现现代化目标动员起充足的社会资源。”无论是西方公民社会理念的本土化，还是传统文化之王权意识的系统清理，都决定了中公民社会生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活旨在“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生活得更有尊严”。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在于：唤醒人对传统文化之惰性因素的警醒，以及在开拓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超越现代化“两难困境”的审慎努力，积极构建关涉人尊严和福祉的中公民社会。

责任编校：雨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