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问题的法理学教学改革初探

摘 要：现行的法理学教学内容存在以单一体系各法学流派知识内容的问题，这对高等法学本科法理学的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教学内容改革，不仅能够解决法理学教学内容上的逻辑与结构问题，而且也符合中国正统的哲学观和世界哲学转向的潮流。不仅如此，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法理学；逻辑体系；基于问题；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74-02

法理学是教育部确定的法学本科专业必修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与刑法、民法以及商法等核心课程相比，法理学这门课程没有一部实在的、现行国内有效的法律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是一般的法、普遍的法和世界的法，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研究的层次体系异常复杂。在中国现有的法学专业教学模式下，除法理学之外的其它核心课程基本上都采取了以现行有效的实在法为基础进行理论解释的教学方式，国家规划教材也主要以此种方式进行编排。但是，法理学的教学却缺乏这样一种基础，这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国家规划教材编排体系的重大差异，也导致了不同学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理学内容的差异。这种状况使法理学的教学出现严重的边缘化倾向，学生也普遍怀疑法理学课程的价值。法理学课程教学现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内容繁杂的法理学教学内容，或者说是按照何种体系来组织法理学的教学内容。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法理学教学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确定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的要求，高校法学院系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应当使用国家规划教材。因此，法学本科的法理学教育理论上都应当依据这些规划教材所确定的内容来实施。虽然这些国家规划教材可能存在不同的版本，但还是可以称之为国内法学教育的主流教材。所谓主流法理学教材，是指部级规划法理学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部级法理学教材或一些著名大学法学院所编著的法理学教材。这些教材反映了中国当前最高水平的法理学研究与实践，并且在各级高等院校法学院系法学本科专业的法理学教学中使用得非常广泛。这些教材最为主要的特征是各自按照某种特定的体系结构来编排法理学的教学内容。但是，正是这种按特定体系结构对法理学教学内容进行编排构成了现在法理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国内大学法学院系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本法理学教材是由张文显主编，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在这本教材中，法理学被分为法的本体、法的起源与发展、法的运行、法的价值以及法与社会这几个部分。[1]这种分类体系明显受到了传统经典哲学的影响。因为传统经典哲学讨论的主题就是实体与现象或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按传统经典哲学的观点，实体或本质是隐藏的、不变的和恒定的，而现象则是外显的、变化的和短暂的，现象的变迁由实体或本质决定。那么实体或本质是什么呢?传统经典哲学的回答一般是形而上学的和设定的，正是由于如此，关于实体或本质的哲学流派众多，对于这个问题并无统一的看法。自康德提出“物自体”是神秘而不可知的看法之后，现代哲学出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不再探询实体或本质是什么，而是问认识何以可能，或如何去认识。维特根斯坦的“能够说的就一定能说得清楚，否则就应当保持沉默”[2]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代表。波普尔的精致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观的提出更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更大的跨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法理学的这种分类体系己经严重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将哲学上不再讨论也无法讨论的实体或本质作为分类的依据。但是，从其讨论的内容来看，它却不是研究法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或本质，而是采用了分析法学的内容，而分析法学却正是在哲学发生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语言论的转向之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力反对形而上学本体或本质的法学流派。但这种法理学的分类体系却借用传统古典哲学的名称来谈论现代哲学理论支持下分析法学的内容，实有文不对题之嫌。

除此之外，法理学的这种分类体系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作为法的本体的第一部分应当确定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在此前提下，法理学的其它各部分应当以这个法律的概念前提来阐述才符合逻辑。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分类体系中的其它各部分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法律概念。比如，在法的起源与发展编中，将马克思的国家与阶级的出现作为法律起源的理论依据（这明显与第一篇中的法律实证主义关于法律的概念观点不一）；在法的价值篇中，似乎又回到了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能够有效区分的范畴中，即法律就是法律，法律的价值与法律的概念无关。

实际上，除这本法理学教材之外，其它主流的法理学教材都存在有类似的问题，即想将法理学中各种流派的观点与思想妄图纳入同一个体系之中，而忽视了各法学流派自成一体的独立性，以致对各种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法学流派的观点进行增减，削足适履。

二、 法理学教学内容偏差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的法理学与思想政治课程之一的法律哲学应当存在重要的差别。后者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强调的是公民对意识形态的服从与忠诚。而前者属于科学真理的范畴，探讨法律的内在本质属性或法律的外在规律性，需要人们摆脱政治与其它方面的偏见来发现法律的真理，强调的是法律的理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哲学是需要人们信仰来维系对它的忠诚，而作为理性的法理学则需要人们以开放性的态度来对待它才能保证其真正的理性。

现行法理学教材的编制体例恰恰不能满足开放性的要求，编者们一般都将自己的体系观强加于教材编制的指导思想中，对各法学流派的思想观念进行以适应自己的体系。这种编制教材的观念不是一种探讨法律理性的态度，而更像一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的态度。如果教师完全按照这种法理学教材来实施教学，那么将对法理学的教与学这两个环节产生不利影响。

从教学的方面来看，如果教师熟读了大量的法学经典著作，对各法学流派的观点了如指掌，那么这种教材对于教师而言，就是一种无理的限制，不仅如此，它还会迫使不相信这种法理学体系的教师去假装相信，这必然会严重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如果教师对各法学流派的思想观点不太熟悉，而将这种法理学体系作为教学准备的内容，那么这会严重误导教学的教师，将教材中尚存疑问的知识体系强行灌输学生。

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在当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下，由于学生普遍缺乏辨别正确与错误知识的能力，也缺少必要的质疑精神，学生们从小学开始就非常确信教材所教的内容是正确无疑的，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定势一直延续到学生的大学时代。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的心理状态并无多大差别，对高校所使用的权威部级教材所表达的内容深信不疑。而实际上这种体系的法理学教材，存在着逻辑混乱，各主流法学流派思想观点的问题。这无疑会造成学生在学习法理学时思想上的混乱，面对被支解的思想，大多数学生必然会表现出茫然的情绪。在考试的压力之下，在学生们实际上无法理解这种法理学体系的前提下，法理学教学必然会变成另一种填鸭式教学方式，学生们依靠死记硬背一些自己没有理解的知识以谋取考试的过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除了会使用一些自己不明其义的“法言法语”之外，其实对法理学的精髓或法律的精神一无所知。

三、 法理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和建议

虽然中国高校所使用的体系化法理学教材存在一些逻辑与结构上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国情又注定中国高校的法学院系不能采用西方国家一些高校法学院系的法理学教材编制体例，比如像美国法学家庞德，分法学流派、分著者分别介绍各种不同的法理学思想观念。这种教材编制体例，站在中国的知识分类体系来看，更像是一门法理学思想史，属于历史法学的范畴。在中国一些高校的法学院系中，这些法理学内容，一般以西方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课程形式存在，与法理学这门主干课程存在差大的差别。采用另一些西方国家常用的法理学教材编制体例也是不合适的，比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自己的自成一家之言的法理学思想观念当作课堂教学的教材。[3]美国的法学院一般只招起点为本科的研究生，不招本科生，因此学生的基础与社会经验通常比较丰富，学生们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学习理解能力，对这种专著型的教材，学生们不仅能够很好的理解，而且还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独立的批判，这可以增加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中国高校所招收的法学学生都为起点高中的本科生，独立学习的意识较差，缺乏社会经验，对一般的部门法还未开始学习，学习法理学的基础非常差，学生们必须在掌握一些基本的法理学知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学习专著性的法理学教材，否则就有可能拔苗助长。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与体制下，法理学教材的编制体例最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体例，而不是以某一个单一的体系为结构的编制体例。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教学体例，不仅符合中国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也符合现代哲学转向之后的潮流。

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实践性哲学观，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国的实践性哲学一般不从某一固定的形而上学体系出发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寄希望于先在社会中发现问题，找到出现问题的所有根源，灵活运用各种理论以解决问题，只要解决问题的方式与结果符合国家或者是公共利益的要求。中国的实践性哲学并不欢迎从理论到理论或从理论到实践的纯粹逻辑性推理性的哲学观，而更倾向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运用理论解决问题以及用实践检验理论的哲学观。在这种哲学观下，并不强求解决问题的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一致性，而更希求理论解决问题的实效性。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教学体例，可以很好的立足于当代中国重大的法律理论问题，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工具以提出极具实效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这将有效地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够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学习法律理论的兴趣。这样将即符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也能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自二十世纪以来，新一代的哲学家开始不断怀疑经典哲学家研究的哲学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在上个世纪初，尼采在他的著作中接连宣布“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开始怀疑作为神学与伦理学的实体设定的合理性，并宣称下个世纪将是超人的世纪，每个都能成为自己的超人；而维特根斯坦更是宣称：“能够说的就一定能够说得清楚，不能说的我们应当保持沉默”，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构成科学对象的“事实”是能够说得清楚的，而构成哲学研究对象的“事实”的“终极原因”，哲学应当保持沉默。正因为如此，此两位著名哲学家都被视为是现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创造人，即一个无本质或本质多元化，注重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新哲学时代。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教材编制体例，将不注重探讨所谓法律的唯一本质，而注重研究经验性质的法律现象，或者是研究其逻辑结构，或者是其正当的认识以及与基本社会结构的关系等等。在教材中，并不设定一个唯一的、具有终极因效果的法律定义，而是将法律的定义融入要解决的问题语境中，在每一个不同的问题语境中来发现最为合适的法律定义，为解决法律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不同学派理论观点以方法，采用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能够合理分析相应问题语境中法律问题。

四、 结束语

虽然本文己经解析了现行法理学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或建议，但是，由于法理学本身的抽象性与复杂性，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教学内容改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问题选取的标准是什么，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协调解决法理学问题各理论体系之间的逻辑问题等等，这需要各位法理学教师同仁们共同努力去继续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实践。おおげ慰嘉南祝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维特根斯坦著，郭 英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87页.

[3]富勒著，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