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的是,自己成了自己讨厌的人

自己成了自己讨厌的人。这大概也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事情之一吧。

在听《以父之名》被我爸莫名其妙吐槽的时候，觉得他真是讨人厌，并发誓我以后一定不能成为这么讨厌的人。没成想，不经意间还是在我表妹面前做了这样的人。

在我的中学时代，周杰伦正红得发紫，每当我用家里电脑的音响放他的《以父之名》，我父亲总会在那段尖叫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大声抱怨：“我真不知道有啥好听的，鬼叫一样。”后面想来，我当时的反应比较微妙，是一种夹杂着“你这个过时的中年人懂什么”和“我偏偏就是要喜欢周杰伦”之类的复杂感情。

我比表妹大十一岁，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刚刚进入中学。和所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她喜欢郭敬明，喜欢湖南卫视的俞灏明，喜欢Super Junior。我不无傲慢地教育她：“郭敬明太渣，湖南卫视太脑残，Super Junior？天啦，你居然会喜欢棒子！”

角色发生了切换，我变成了我爸爸，她变成了我。我后面想来，她的反应估计和我当年的反应差不了多少，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尴尬难堪的场景。

有人说，80后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有最好的动画片，是流行文学的黄金时代，有流行歌曲的爆发时期；90后只有喜羊羊与灰太狼，崇尚拜金物欲的青春小说，只看湖南卫视的泡沫偶像剧，不脑残都难。嗯，估计70后也是这么看我们的。

20世纪90年代我妈单位新分来的大学生送了我一本张贤亮的书，我到现在都没有翻过哪怕一页，他知道了该有多伤心。他们的青春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还有着无数可能性的时代，他们只看欧美经典文学，只追求美好的政治制度。他们看我们大概就像：这帮被流行文化年轻人啊，真是垮掉的一代。

《小时代》我还没看，我自然也不想看，郭敬明的书我看过三本：《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悲伤逆流成河》。现在要我说，郭敬明只是对村上春树、王家卫、安妮宝贝一路沿袭下来的粗糙复制品和放大器，把从源自村上春树的私人情绪表达，无限放大至整个世界，把这一脉相承的恋物癖无限扭曲。

比如王家卫会这么写：“忽然间，我开始想念浴室的香皂，它是胖了还是瘦了”，恋物是手段，最后一句做情感表达。安妮宝贝的写法：“忽然间，我开始想念浴室的日本植物香皂，他是胖了还是瘦了”，物品变得更细致和高档了，但重点仍然是最后一句的情感表达。到了郭敬明就变成：“忽然间，我开始想念浴室的那块价值8888元Hermes2013年秋冬季最新款限量定制左下角刻有GJM的香皂，他是胖了还是瘦了”，你觉得这是情感表达还是恶性炫耀？

到《悲伤逆流成河》出版的时候我已经是当作笑话在看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郭敬明的行为，他的行为很清晰：最准确地命中用户的需求，剩下的金钱和名声随之而来。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从来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市场要什么，他就写什么。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作家，他是个完美的商人。

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构成80后对90后话语权压制的理由。郭敬明当然粗鄙媚俗，但这是属于年轻人的小时代，属于他们的梦；就像同样粗鄙媚俗的某某某也曾经是我们的时代和梦一样。年轻人也会变老，世界就是最好的课本，年轻人对现实的学习，只会来自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从来不会由话语权决定。

当他们开始工作，拿着两千五的工资，却要面对不吃不喝也要整月工资，才能换来Prada基本款钱包，两个月工资才能买得起Burberry子母包，一年工资只不过是一件Armani大衣，两年辛苦工作居然只值一只Chanel单肩包，至于Hermes的birkin，算了吧，等活到那个年龄他应该有觉悟了：这个钱还是留着付首付比较好。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认识到现实。

在此之前，无谓的抢夺话语权，只能让自己变得面目可憎。

对时代判断的标准千差万别，但大体是和自己所处环境紧密关联的。我们的1983版《射雕英雄传》《新白娘子传奇》《神雕侠侣》和他们的《情深深雨蒙蒙》《一起来看流星雨》《小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周渝民、陈冠希和俞灏明、魏晨好像也很类似。对不同时代的推崇，来自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审美标准。在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之前，就妄自对他人指手画脚，也未见得有多高明。

在我看来，作为20多岁奔30岁的人，应该关注的是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有什么我缺什么，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关心这些事情，而天天想着怎么教育年轻晚辈，用我母亲的话说，求求你先把自己的稀饭吹凉。一是，你都吃稀饭了，还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二是，吃稀饭也就算了，把你的稀饭吃舒服吧，太烫了可下不了口。

自己成了自己讨厌的人。这大概也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事情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