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川县傈僳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

摘要：陇川县傈僳族人口较少却相对集中，傈僳族语言和文字在众多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包围下，虽受到影响，却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调查中，傈僳族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归属感，自豪感，可见一斑。

关键词：陇川县傈僳族 民族系数 民族语言的使用 民族文字的使用

中图分类号：H256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3.095

1 陇川县傈僳族支系

1.1 傈僳族的三大支系划分

谈到傈僳族支系，早在唐代，樊绰就把他们划分为黑白两种。《蛮书》中提到：“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说明早在唐代，傈僳族先民集团内部就已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分为“两姓蛮”，有“乌”和“白”两种，学者们认为这大概便是后来的傈僳分为“黑傈僳、白傈僳”两种的根源，花傈僳则为黑傈僳和白傈僳的后来交融者[1]。傈僳族是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和泰国。中国境内的傈僳族主要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泸水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唐代以来的战争、统治阶级的压迫，以及民国以后的宗教、民族政策等原因，使傈僳族被迫大规模迁徙，造成傈僳族分布范围广，且小片集中的地理格局特点。德宏州的傈僳族主要分布在盈江，陇川等县。

1.2 陇川县傈僳族的系属

陇川县傈僳族的系属问题，前辈学者认为德宏州的傈僳族属于花傈僳，但对花傈僳来源的解释不尽相同。李智环先生认为花傈僳是指汉化程度介于黑傈僳和白傈僳的民族，也有学者以对色彩的喜好和居住地来划分。在实际的访谈调查里，当地居民认可自己属于花傈僳，有别于怒江的黑傈僳和白傈僳。他们的服装主要以粉色、黄色、绿色、白色、橘黄色为主，除了五颜六色的裙子外还会加上各种颜色方形布块拼接起来的飘带和小线球做装饰。在访谈中，笔者记录了关于当地花傈僳族分支由来的神话故事：传说天神和一些恶势力打仗，派出了傈僳族的男人，每打胜仗之后，天神就会送给他们一片树叶作为奖状，作为对他们英勇的奖赏，男人把各种颜色的树叶带回家交给女人，女人们为了显示对她们男人功绩的骄傲和自豪，就把那些树叶缝在身上，这样一来衣服变得花花绿绿的，慢慢有了花傈僳的族称。这样的神话倾向于按服装的颜色喜好来划分的观点。

2 陇川县傈僳族语言使用情况

2.1 陇川县傈僳族人口组成情况

笔者所调查的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县，比邻瑞丽并和缅甸接壤，陇川县的邦外镇弄贤村共有13个生产队，其中的一队、二队、三队是傈僳族的寨子，平均每个寨子有130户人家，270人左右。总人口900人左右。陇川县的傈僳族和缅甸的傈僳族交往密切，很可能是中国的傈僳族迁徙到缅甸的入口，但近几十年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缅甸傈僳族回迁到中国的现象。笔者在陇川县傈僳族调查了解到，很多村民祖父辈都是从缅甸迁徙过来的，现今在缅甸都有亲属，在节日期间互相赶摆（去参加当地的庆祝活动，并表演节目），两地通婚现象普遍，沟通无障碍，可见缅甸傈僳族和陇川县的傈僳族并无民族差别和方言差别。

2.2 陇川县傈僳族傈僳语的方言系属

在《傈僳语简志》中，傈僳语分为怒江方言，永胜方言和禄劝方言三大方言区。德宏州的傈僳话属于怒江方言的腾冲话，德宏州傈僳话虽属怒江方言，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声母 ? ?h ?分化，鼻化韵母增多等方面。笔者在访谈傈僳族文化传承人李窦二时，他表示当地的傈僳族和怒江的傈僳族的交流少，且语言沟通存在一定障碍，当地的傈僳族和盈江县、腾冲及缅甸的傈僳族可以沟通，文化也交流较多。可见这些地区的傈僳族分化时间较晚，在语言上应为同一系属。

2.3 语言使用现状分析

陇川县弄贤村的这13个队，除了一队、二队、三队是傈僳族寨子以外，其他的都是汉族的寨子，因此受汉族影响较大。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傈僳语简志》及《傈汉词典》中用傈僳词语所表达的事物被汉语词汇所代替。这些词主要包括新造词及部分用傈僳语表达较为复杂的词。汉化人群主要以年青人表现较为突出。

傈僳族村民除了掌握母语――傈僳语之外，基本上都兼通汉语。部分年青人和中老年人能熟练的使用汉语。本族村民之间相互交流都使用傈僳语，而和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交流时则会选用汉语，德宏州虽然傣族景颇族人数众多，但傈僳族兼通这两种少数民族语的人并不多。寨子里面的小孩，从出生起开始学习傈僳语，而汉语普通话则是通过电视媒体或是在入学之后才慢慢的学习。学生们在学校里都会用汉语普通话和其他民族的小朋友及老师交流。当学生们回到家里仍会用傈僳语和家人及寨子里的本族人进行交流，在寨子里他们不愿意使用汉语普通话。笔者在当地以一个4岁的小女孩为调查对象，父母都为傈僳族，且兼通汉语。经了解小女孩在县城里幼儿园读书时，和学校里的老师及同伴都是用汉语进行交流，并且汉语水平较好，沟通并无障碍。回到家里时，见到父母她会改用傈僳语交流，笔者用汉语和她交流时，虽然她能听懂并会用汉语表达，但会选择沉默，并不愿意沟通。调查结果能够说明场合对于语言的使用重要性，同时也能说明傈僳族对本民族语言的归属感、自豪感。虽然受汉族文化包围，但傈僳族的民族意识，民族语言意识依然非常的强烈。只有在用本民族语言不能达到沟通效果时才会选择其他民族的语言。在这个被其他民族包围、众多民族文化所影响的傈僳族村寨，因为傈僳族本族人的坚持和坚守，傈僳族的语言及文化也必定会继续传承。

在寨子进行调查时，笔者发现，傈僳族儿童学习说话都很迟，两周岁左右的儿童已经非常懂事，能听懂父母长辈的意思，走路也非常熟练，但是却不会讲话，一般孩子开口讲话要到快三周岁。这样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家长们也都认为是合理的，并无不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父母并不特别的注重孩子的语言教育，不会急于教会孩子说话，这是主观上的原因。第二，傈僳语本身的语音特点复杂，松紧元音，鼻化元音多，声调的音高差别小，傈僳语本身的语音特点给发音器官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来说，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学习说话过程必然也要延长了，这是客观上的原因。

3 陇川县傈僳族文字使用情况

3.1 老傈僳文字的创制及使用

对于老傈僳文的创制者，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王再兴先生根据史料中的记载，认为老傈僳文是基督教的传教者富能任所创制的，以作为传播福音之用，而在马效义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老文字选择――以傈僳族为例》的文章中提到这种文字是“缅甸克伦族讲道者塞耶巴多根据当时的缅甸傈僳话将罗马字改变一下形状而创造的。”虽然对创制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创制文字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的教义。老傈僳文是一种音素文字，有25个拉丁字母，15个颠倒拉丁字母，共40个字母组成。这种文字在怒江、德宏、保山、耿马等傈僳族基督教徒中传播。

3.2 新傈僳文的创制及使用

新傈僳文是在1957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的协助下设计的，以怒江州的碧江县为标准音，采用了26个拉丁字母，设计完成的。新傈僳文主要通行怒江州傈僳族范围内，并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方针。

3.3 陇川县傈僳文的使用

陇川县没有在新傈僳文的推行范围内，因此老傈僳文的使用并没有受到挑战，老傈僳文仍然被作为当地扫盲的工具，寨子一半以上的人能够念读。当地发行由老傈僳文进行排版的报纸，报道一些国家大事和工农学科学知识，寨子里的领导会定期在教堂里组织对报纸内容的学习，提高村民的文化及科技知识。

基督教对傈僳族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圣经》在老傈僳文的推广上影响同样巨大。文字创制后，创造者便开始翻译《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完全本土化，《圣经》里有提到傈僳族的祖先及傈僳文字的创制，所以《圣经》传播过程也成了傈僳文字及文化的传播过程，《圣经》的学习也成为他们对本族文字、历史学习的过程。

陇川县傈僳族村寨中依然可以看到《圣经》传播之初造成的影响。寨子附近有一所老傈僳文学校，教学内容即为《圣经》。父母会把自己辍学的孩子送到教堂学校学习，文字掌握较好的村民会到学校里任教，并被村民尊称为“穆思”，也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些人会得到寨子里的其他人的尊重，认为他们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老傈僳文在傈僳族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部分村民对新傈僳文闻所未闻，了解到新傈僳文的人会对其抱有很高的警惕心理。由此可知很多傈僳族村民还是愿意坚持固有，选择老傈僳文。正如寨子里的文化传承人李窦二说的那样：“只要《圣经》还是用老傈僳文写的，它就不会被其它文字所代替。”

3.4 对汉字的态度及使用情况

由于陇川县的三个傈僳族村寨被其他十个汉族村寨所包围，所以当地傈僳族汉化较严重，寨子中绝大多数的人能都讲当地汉语方言或是普通话，但汉字识别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村民对汉字态度很淡漠。寨子里有80%左右都不认识汉字，但这仿佛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多大障碍，村民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当地的初中学生的退学率较高，村寨里的父辈们并没有认识到学习汉字和其他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年青的一代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也不是很高。依据当地习惯家长们会把退学的孩子送到教堂学校学习《圣经》，既可以学习老傈僳文，又可以学习些做人的道理。

4 结语

陇川县傈僳族历史悠久，虽受汉，傣，景颇多族包围和影响，但在语言、文字方面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方言特点更贴近于缅甸傈僳族和腾冲的傈僳族，大部分村民兼通汉语。在家庭内部，本族村民间交流仍坚持使用本民族语言。父母并不对子女进行汉语的教学，子女通过电视媒体及学校等机构自行学习。傈僳文字情况复杂，新老傈僳文的使用一直饱受争议，但陇川县的傈僳族地区并没有推行新傈僳文，老傈僳文的使用受到政府及村民的重视，语言学习及教育活动在当地同样非常活跃，基督教对当地傈僳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圣经》成为文字教育的主要教材。总之，在这个人口只有一千人的傈僳族聚集地，虽受其他民族的包围和影响，但是傈僳族村民依然保留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马世雯.傈僳族各支系的分布与差异[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2]侯兴华，张国儒.傈僳族支系划分探究[J].思想战线，2011，37（6）.

[3]王再兴.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2008，（2）.

[4]马效义.社会变迁与新老文字选择――以傈僳族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李智环.论傈僳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迁徙[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10）.

[6]徐琳，木玉璋，盖兴之.傈僳语简志[M].

作者简介：张红娟，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