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抗战时期的国剧专著

这是一本1942年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印刷的《国剧玉堂春》，序为作曲家、戏曲家许如辉(水辉)所作。全文如下――

平剧发源徽调，原名鲅羟唬为北调之一种。内容分二簧、西皮二体。二簧初用二笛伴唱，西皮用胡琴伴唱，后通用。胡琴、西皮，盖西凉西羌之遗音，用胡琴伴唱，故日西皮，而性质与=簧相近，故能合而为一，流行于长江流域之民间。

清季，因慈禧后所喜，大兴于北平，以其曲词通俗、调法简单、易于上口，故习之者众。且行腔特易，表情能极尽感慨淋漓之致，悲欢离合，开口毕现。自慈禧提倡、以后大有进步，业已风行全国。惟唱者每以提高嗓子争胜，班中遂有唱不到乙字调不许登台之例，亦有擅自改创新腔者，此皆为平剧中之流弊。若再不规定标准，平剧前途未可乐观。

本会石峰同志有鉴于此，特译《玉堂春》剧谱，印行于世，示以规范，挽救颓风，实有心人也。更望石同志能继续译谱、印行，则平剧前途，未可限量。

爰志数语，藉作介绍。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许如辉序于大同乐会

序言行文严谨，以简约的文字述及了平剧(即京剧)的起源、调腔、奏件、特征、掌故和弊端，以及为其制订标准曲谱的迫切性，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戏曲音乐散论，显示了作者早年对戏曲改良问题的思考。

戏曲与国乐本一脉相承。正因如此，许如辉能以一个民族音乐家的角度看出当时平剧的优劣与良弊，并提出改良的理念和相关举措。他认为，胡琴西皮、二簧二笛的协奏是平剧作曲配器的基本技巧，唱者不必“争嗓”，而应注重“韵味”，要“定腔定谱”地演。作为50年代初期戏曲音乐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实际上早在40年代的大同乐会就开始被提倡并付诸实践了。序中的平剧改良观念，许如辉在他此后从事的戏曲音乐创作中进行了尝试与推广。“走民族歌剧化方向的戏曲音乐道路”，成为许如辉后半生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成果累累。

《国剧玉堂春》的版本页印有“大同乐会编译社出版，国粹图书社总发行，定价六元，民国三十一年(1942)圣诞节初版”等字样。说起这本《国剧玉堂春》的来历，颇有些戏剧色彩。它最早出现于河南南阳的一家旧书市场，被当地一位图书收藏家茹俊华发现并收购下来。也许是该书并不属于他的收藏领域范围，因此他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了条书讯，准备易手。2006年11月，这条书讯引起了重庆一位30多岁的中学历史教员的注意。

这位教员名叫张南，曾获当地“十大藏书家”称号。他喜好收藏民国旧书，重点为民国时期重庆的出版物，拥有旧书之后，张南无不细心品赏、着意研究，对旧书散发的文化含量尤为注重。他认为，通过品读旧书及其序言，既能了解当年图书出版的情况，更能了解书外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张南对旧书纸质也颇有研究，他发现上世纪40年代道林纸虽已流行，但重庆出版业使用的仍是以竹子、稻草之类原料制成的“土纸”，印刷方式不是油印就是石印，并无铅印，由此可见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艰辛之一斑了。

抗战时期的重庆，云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精英，各类图书编辑出版十分兴盛。张南收集的民国旧书数量已十分可观，正准备日后汇编成册。看见河南书友的讯息，得知《国剧玉堂春》初版于重庆并有序言，张南便毫不迟疑地买了下来。

该书仅二十几页，油印，既薄又旧，纸质很差，正属“竹、稻”之类。仅从书的外貌看，已足以窥见那一个沧桑患难的艰苦年代了。翻开图书，张南即被序言吸引，认为这篇序至少体现了两个价值――首先是对京剧历史发展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其次是对石峰《玉堂春》的译谱作了很高评价，指出了其意义所在。

为获取更多出书背景，张南从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并拜访了大同乐会唯一健在的会员、九秩老人刘志坚，请其辨识。此外还向大同乐会的研究者郑体思求证，得出了较为客观的判定。

大同乐会编译社是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分支机构。大同乐会的会务之一是研究歌曲、戏曲，在1942年的《大同乐会简章》上，印有“乐务总干事负责乐曲之搜集编制整理，地方音乐歌曲戏剧之研究……”字样，而此时的大同乐会乐务总干事正是许如辉。因此，他为会员石峰的平剧译谱作序，“爰志数语，藉作介绍”，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石峰，经查阅重庆大同乐会档案并无其人。不过，档案中有一位姓石名茂庆的会员，疑为石峰原名。许如辉记忆中的石茂庆，说话带南京口音，擅箫、大胡、忽雷等器，经常参与重庆大同乐会大量演出。他曾写遣“若以‘箫、大胡、忽雷’三大件作例，石君分别持件演奏过《原野牧歌》、《霓裳曲》和《佛上殿》等曲。”而在这本《国剧玉堂春》的封底，又有“《六月雪》不日出版，石峰拟制”的字样，可知这位学者尚有其他国剧译谱至今未被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