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运动”在港岛

拒拍“毒素电影”

香港自有电影制作以来，就有国语、粤语两大片类，虽然一直并存发展，但就整体而言以后者比例为大，最高年产量有180多部。这固然与受众构成有关——香港本埠说粤语方言者就多，并且其所背靠的华南以及海外也拥有众多粤人，文化娱乐使用粤语需求广泛；更为重要的还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以团结斗争方式自我扬弃、推陈出新，最为显著的是发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清洁运动”。

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结束香港恢复粤语片制作不久，由于沦陷期间损失惨重，直到1947年初才有战后第一部粤语电影《郎归晚》问世，当局仍借口“统一语言”，重申禁止粤语片的拍摄与放映，影片只有在香港本地和南洋地区发行，却取得了很大市场成功，并且打开了越南和泰国市场；加之战后南洋地区橡胶工业和锡矿迅速发展，促进经济和娱乐业繁荣，粤语片供不应求，一些急功近利投机商也开始转行于此，为香港制片业吸引了大量投资，但也助长了粗制滥造之风，不仅拍摄因陋就简，而且内容荒诞不经，有的宣传封建思想和正统观念，“赞扬为夫殉节或守节的烈妇以及为父报仇的烈女”，并“以色情神怪作为号召”；有的鼓吹洋奴思想，“崇拜着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看不到一丝一毫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一些创作态度认真的文艺片则被冷落，甚至排不上放映档期。

粤语片制作混乱低劣的状况，引起了蔡楚生等从上海南下来港待机转往解放区的进步影人关注，与粤语片从业人员一起探讨“营救”举措，不约而同地想到在粤语电影诞生后曾有过的两次“清洁运动”，它们分别发生于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皆因当时粤语片拍摄专述虚无妖魔鬼怪故事，与抗战时代氛围格格不入，香港华侨教育会、戏剧电影研究社等团体发表宣言，呼吁各社会团体、电影公司、电影院合作维护华侨社会健康，提倡“拍制一些为大众所需要的意识正确的影片，为救亡的伟大任务尽点力量”，当时从“孤岛”上海撒至香港的蔡楚生等进步影人，曾积极参拍抗日救国题材影片以示推动，促使粤语片队伍逐渐形成自尊自律风气。

1949年1月，蔡楚生率先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关于粤语电影》的文章，针对粤语片现状提出在南下进步文艺工作者云集香港的时候，开展“香港进步电影运动”，“在中国广大的地域正在步上历史空前未有的改革的现在，为着迎接祖国─—这一古老的民族的新生，希望我们的粤语电影工作能立即振作起来，加紧自我进修，从而树立电影事业上良好的风范……给予广大的粤语电影观众以优秀与良好的教育意义的精神食粮!”

尖锐的批评、真诚的呼吁，给予香港粤语电影界和舆论界以震撼和启迪。当时在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指导及夏衍等运作下，已建立起由电影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的高水平电影评论队伍，以国语片为主的“七人影评”：梓甫（夏衍）、逸君（叶以群）、达之（周钢鸣）、肖然（孟超）、慕云（瞿白音）、蔚夫（洪遒）、达君（韩北屏），侧重粤语片的“粤片集评”：陈残云、麦大非、谷柳、卢珏、黄宁婴、李门等，充分利用主要阵地：《华商报》“舞台与银幕”双周刊（于伶主编）、《文汇报》“影剧周刊”（柯灵主编）、《大公报》“影剧周刊”（章泯、洪遒主编），密切配合一呼百诺，很快叫响了“清洁运动”口号。

正是在进步舆论的引导和社会现实的感召下，唤起粤语影界醒觉，吴楚帆、卢敦、黄曼梨、莫康时、吴其敏等164位粤语电影工作者公开宣告与“毒素电影”决裂，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了“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运动联合声明”，表示“停止拍摄违背国家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人负己，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并于1949年7月成立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由此香港粤语影坛从组织形式上完成了团结合作，为此后粤语片的进步和改良奠定了坚实基础。

升起“一盏明灯”

蔡楚生在大声疾呼开展粤语电影“清洁运动”的同时，又积极为“树立严肃积极的新风气”做出示范，下决心拍一部思想积极、艺术高明，又能吸引观众的粤语片，以实际行动对抗粗制滥造之风。他积极争取昆仑影业负责人夏云湖和倾向进步的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投资支持，成立了南国影业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监划，作为推进粤语片创作进步的基地，亲自筹划组织了第一部影片《珠江泪》的拍摄。该片通过贫苦农民大水牛夫妇悲欢离合的乱世遭遇，揭露日寇占领时期的社会黑暗与压迫，反映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思想倾向十分鲜明，洋溢着对反动势力的憎恨、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对于全国解放的欢呼，艺术上很为考究，具有浓郁的广东地方色彩和高度的生活真实感，公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影界为之鼓舞，舆论为之欢呼，被誉为“出现华南影坛上空的一盏明灯”，“是粤语片里面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

为使《珠江泪》的拍摄取得成功，蔡楚生首先精心打造剧本。当时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粤港分会为支持粤语片“清洁运动”，号召为南国公司写剧本，粤籍作家陈残云根据自己的小说《贫贱夫妻》编写了个故事提纲。蔡楚生看后觉得题材切合现实，故事和人物都很生动，有戏又有情，地方色彩很浓，鼓励他赶紧把剧本写好，并且建议把剧名改为《珠江泪》。随后又约陈残云到自己家里，告诉他如何写电影剧本，介绍他与来自昆仑公司、拟与自己一起导演该片的王为一认识，并要王为一协助陈残云完成电影剧本。

在演员的选择和配备上，蔡楚生同样很为用心。主要角色来自三个方面，男主角阿牛的扮演者李清，原是上海明星公司演员，抗战时来到香港，曾在蔡楚生拍的片子里扮演过重要角色，对其演技很了解，结果证明让他来演一个朴实耿直的广东农民是很成功的。反派男主角由张瑛扮演，是香港著名的“英俊小生”，被安排在片中饰演地主，曾令许多人感到不解，实际是蔡楚生有意为之，就是要其不像一般反派角色那么凶相毕露，而是以伪善的面貌来致人于死地。另一些角色如鸨婆的扮演者陶三姑和出演表婶的梁淑卿，都是从粤剧界转行拍电影的，既有丰富表演经验，又熟悉当地生活；饰演女主角牛嫂的王辛是从广东转移来港的话剧演员，而且不甚漂亮，不少人觉得让她与李清、张瑛这些名角同演对手戏不大相称，应当换成著名的女明星，蔡楚生则坚持认为她气质纯朴适合饰演，她果然凭对广东乡村的了解，赋予角色以农村妇女特有的泥土气，观众看了影片印象深刻很为称赞，后来王辛无论到哪里，都被亲切地称为牛嫂。

影片未及开拍，蔡楚生就奉命赴北京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参加人民政府工作，遂将导演重任全部交给王为一，离港时特意嘱咐：“一定要把这部戏拍好，为粤语片争得荣誉。”王为一不负深望，克服不懂广东话、人头不熟等困难，各方面都按国语片标准来做，下决心促使粤语片拍摄走上正规道路。

首先，王为一把分镜头本写好并印出，做到全摄制组人手一本，这颇令大家感到意外和新鲜，过去粤语片拍摄从来没有看到过剧本，因相互竞争激烈怕剧情走漏，让别人偷了去抢先拍出片子，导演都把剧本抓得死死的，像机密文件似的连老婆都不敢告诉。过了两天又召开摄制组全体会议，让大家对剧本谈意见、提问题，还请来编剧陈残云参加有问必答，再由各自对所饰角色说看法、谈设想，这也是过去拍戏从未有过的事，每个人不但全面知晓全剧内容，对自己的角色及与其他角色的关系、在全剧所起到的作用等也都有所了解。

进入实际拍摄，王为一又作出严格要求和细致安排，每场戏开拍前都要在导演指挥下走位，确定各个镜头的位置，各部门都了解当天要拍戏的镜头和程序，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来修正，使大家工作有条不紊，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几位粤语片老演员都很有感慨，过去拍粤语片为抢进度，七八天甚至三五天就赶出一部戏来，到了镜头前导演才告诉你是什么内容、说什么话、做什么表情，哪像现在从走位起就有时间考虑自己的表演，可以从容地进入角色塑造。

最让王为一伤脑筋之处，也使大家感到影片拍得确实下功夫的，是对环境的处理。该剧的背景是广东农村和广州城市两个地方，而拍摄地点开始只能在香港，因为战争关系无法去广州及其四乡实地拍摄。所幸9月下旬广州即告解放，王为一马上率领人员赶去，先在广州东站抢拍阿牛等一大群壮丁被兵持枪押上铁皮货车开走，接着又抢拍了阿牛和鸡仔两人逃来广州在码头登岸，以及后来牛嫂也被迫离乡来广州寻找丈夫乘渡轮上岸时茫然失措的场景。当时海珠大桥已被不久前溃败逃离的残军为阻止追击炸毁，王为一等不胜感慨之际，在附近一家照相馆的橱窗看到一张海珠桥以前完好的照片，立即出高价买下作为片头衬景，永远留下了它雄伟的原貌，为影片增添了鲜明的地表特点。

从筹备、拍摄到剪接、录音，全体人员经过四个多月通力合作，于1949年底全部完成《珠江泪》的摄制，这属于一般国语片的正常生产速度，而当时比较好的粤语片最多也只有一个多月左右，舆论给予了“已替未来粤语电影的创作铺开了一条道路”的评价，收到了如期效果。

集结群力跟进

《珠江泪》的拍摄及成功，推动了“清洁运动”的深化，“毒素电影”受到有效抵制，神怪、色情、打斗之风有所收敛，然而南洋市场依呈供不应求之势，一些仍热衷投机的制片商又转而“出奇制胜”大搞起粤剧片，因为粤剧红伶及其唱段在普罗大众心中很受欢迎，粤剧剧目丰富来源充足，而拍摄起来却简单方便，花费少、成本低、周期短，电影票价又远低于粤剧票价，进电影院看粤剧片的人越来越多，票房收入高、资金回笼快，在商业目的驱动下，这类影片急剧膨胀，粗制滥造风气重又滋长，“一片公司”、“七日鲜”、“云吞面导演”等怪态层出不穷，分别指为拍一片成立公司、七天赶拍一部戏，拍片过程中导演可以出去吃云吞（即馄饨）……如此泛滥成灾的粤剧片很快出现滞销，投机制片商又推出“伶星埋堆”组合，即让粤剧名伶和电影明星合拍粤剧片，但因只管伶与星们的搭配，仍不顾影片内容和艺术质量，仍然未能挽回市场颓势，只得以“伶星分家”收场，导致粤语片市场声誉受损陷于颓势。

此时，致力粤语电影改革的南国公司，继《珠江泪》又拍了《羊城恨史》《冬去春来》之后，因主要力量北上投身新中国电影建设而结束使命。面对粤语电影改革起伏曲折的严峻局面，有志之士谋求“集结群力，树立楷模”，巩固和延伸“清洁运功”成效，相继组建制作态度严谨的制片公司。

新联影业公司率先成立，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联出品，必属佳片”，以“‘白开水’”为创作理念，即“提倡健康，导人向善，不搞”，“拍出来的东西亦是干干净净，绝无教坏人的”，从创业之作《败家仔》开始探索并始终坚持生产优秀粤语片的发展之路。该片是一部典型的家庭伦理现实片，针对当时香港社会家庭观念很强，通过家庭中的亲情和矛盾展示丰富复杂的社会道德伦理，片中描述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挥霍掉父亲在南洋出卖苦力赚取的所有钱财，但父亲还是以宽容之心予以接纳使得浪子回头，以精心构设的情节、独具匠心的细节和朴实真诚的表演，在银幕上展示出一幅深沉动人的父爱图景，令广大观众产生强烈共鸣，驰誉港澳和东南亚，产生很大社会影响，“败家仔”成了主角名声大震张瑛的代称。此后又相继拍摄了《家家户户》《再生花》《桃李满天下》等影片，以家庭伦理写实的显著特色均受观众欢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上映时，还刷新了粤语片的卖座纪录。当初《败家仔》开拍时，曾有行家笑话它起了个不吉利的片名，结果证明“新联”没有“败家”，不仅在50、60年代业务兴旺，而且以旺盛生命力延续到80年代，最后归并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成为粤语片的一面旗帜。

紧随新联公司问世之后，另一个完全由粤语影人自发组建的中联影业公司也宣告成立，其股东由刘芳、李晨风、吴楚帆、白燕、张瑛、红线女等21人组成，吴楚帆被推举为董事长，商标上有21颗星星拱照，意谓精诚团结的象征。与新联的宣介口径相呼应，在其出品影片上也标出了“中联作品，制作严谨”的号称。其主要摄制文艺片，多以反对封建礼教、批判社会不公为价值取向，首部拍摄的影片就是由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以巨大成功重新奠定了文艺片在粤语电影中的地位，彻底改观以往由于粗制滥造恶习导致的粤语文艺片卖价极低、放映档期不理想的局面，吴楚帆对此曾有回忆：“它的收入比春节上映的歌唱片还要加倍，戏院连日爆满，售票处一直排上长龙，蜿蜒不绝。这些长龙迫使院商对文艺片票房的价值改观。”接着开拍三部现实题材中的《危楼春晓》，反映了在香港经济社会不景气中劳苦阶层相濡以沫的境遇，全部故事发生在一幢破烂挤迫的危楼中，观众反应强烈，票房高起，令同业对反映现实的电影增强了信心，同时粉碎了“烂衫戏不卖座”的偏见。自此中联打下经济根基，由最初在酒店租用一个房间工作到迁至较大的办公室，进而在香槟大厦购置了自己的物业，进入一个繁荣创业的时期。在其纪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开拍了纪念作《春》，其后不久又拍摄了《秋》，巴金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在银幕上浑然一体，再度产生很大反响，带动了周围多个制片“小组公司”致力于改编名著，提升了粤语片的档次。

新联、中联公司的崛起，积极推动了华侨、光艺公司的诞生，并称为50年代粤语片四大公司，尔后又有岭光、大成、植利、永茂等四家新老公司持有相同创作理念，在制作上均保持严肃、认真态度，发行上同声同气，被合称为粤语片“公司”。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香港粤语电影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