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与《前方日报》

王造时因“七君子”案，在江苏苏州高等法院被非法羁押了8个多月，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爱国有罪”官司，直到1937年8月1日才宣布取保释放。不久，上海失陷，王造时带着家小，与赣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许德珩、彭文应等回到江西，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27日，江西首府南昌被日军占领，省政府及大批机关团体、学校、新闻单位初撤赣中吉安，后又迁到泰和、遂川以及赣南的宁都等地，王造时也举家南移吉安。赣中重镇吉安，此时已成了避难的后方，抗战的前沿。为了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军民抗战斗志，王造时接受了“江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要求，决定在吉安创办一份抗日报纸，定名为《前方日报》。范长江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写信鼓励王造时说：“按照时局的发展，日军可能要打通粤汉路，切断我们东南与西南的通道，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倘然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吉安可能是东南地区的一个中心，一个敌后游击区和重要据点，在那里办一张抗日报纸，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不让“国大代表”牵鼻子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之家。他自幼聪慧，发奋好学，14岁考取清华大学，1935年官费留洋，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一举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人称“三元及第”。他的博士论文被作为论文范本，至今仍保留在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

王造时文学功底扎实，一贯爱好写作和演讲。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经常给北京的《民国时报》、《京报》、《时言报》等报刊投稿，他不仅是校刊《清华月刊》的骨干撰稿人，而且还担任了几任编委。初生牛犊不怕虎，19岁时就因“与研究系”、“孔教问题”“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等政见与学术问题，与“国学大师”梁启超打起了激烈的笔墨官司，弄得校长曹云祥左右不是，束手无策。王造时回国以后，在上海先后办过《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以及《救亡情报》等报刊，文笔犀利，观点鲜明，极富宣传鼓动性，尤以政论见长，对报刊的编辑、出版很有经验。人们说，王造时在吉安办《前方日报》，不仅有威望，有水平，更重要的是他有胆识，敢说敢当，报纸一定会办得很出色的。

办报伊始，困难重重。当时除了接收吉安商人刘章甫私人办的《日新日报》一点废旧设备外，开办经费严重欠缺，流动资金没有分文。由于王造时在上海发动民主运动，组织和参加抗日救国团体，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与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分庭抗礼，因而屡屡“触犯”当局，故于1933年被解除了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兼教授的职务，失去了每月500大洋的丰厚收入，使全家老小及保姆8口落入生活窘迫的境地。后在章士钊先生的关怀下，给他在上海律师公会搞了个律师证书，当了个街头挂牌律师，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如今要办报纸，却没有分文积蓄，哪有钱投资呢?当时，南昌“源源长银行”大老板王德裕放言说：“只要王造时开口，我愿意拿一笔资金助他。”王造时一经了解，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办的是自由言论的报纸，是宣传抗日的报纸，决不能让这位“国大代表”来牵我的鼻子。

为了筹措办报资金，王造时与小舅子等人，分头奔赴四川、广西、湖南以及江西袁州等地，向亲朋故旧以及安福籍老乡在外经商的富户大贾要求资助。不少人出于抗日爱国之心，慷慨解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爱国将领、第九战区副总司令长官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得知王造时办报的信息，通过江西省贸易部给他买来了对开印刷机、铅字板、钢模及浇字炉等设备，助他办起了《前方日报》印刷厂，使之具备了出版四开大报的条件。

王造时在国难当头之际创办《前方日报》，不为利，主旨是抗日救国。为了把好报纸质量关，聘请到了一批有经验、有名望的总编、主笔和编辑记者，使《前方日报》得于1939年5月9日正式出版发行。

夜访报社看望王造时

《前方日报》的创办与发展，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社会进步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关心与支持。办报伊始，中共领导的上海“国际新闻社”通过国内相关媒体及新闻界人士做广告，发信息，扩大影响，宣传发行《前方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与它建立了长期的信息与报纸交换关系；胡愈之给王造时写信说：“希望把《前方日报》办成既有地方性，又有全国性的中间性报纸，使它站稳脚跟，起到团结、抗日、进步的作用。”当年冬天，视察东南地区抗日救亡工作，路经吉安，行程匆忙，还特在夜晚抽时间来到《前方日报》社看望王造时，两人在王的内兄朱天承家中见了面。王造时把创办《前方日报》的经过和办报主旨，以及最近孙科、陈立夫等人拉他参加，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挽留他在本省担任行政职务等问题向作了详细汇报。赞扬王造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抗日救国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他的工作作了指示，鼓励他一定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把这报纸办好，办成一张有质量、有影响、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

《前方日报》属民办报纸，没有隶属的通讯社。报社购置了两部电台，一部用来接收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叫明电台；另一部用来收听中共延安新华社的消息，由王造时的内弟朱在梧一人掌握，安装在地板下，称之为“暗电台”。当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中央社发的消息，往往是带着偏见或某些政治目的，经常诋毁中共及延安的声誉，造谣惑众，甚至挑起事端，制造磨擦。在一些文章标题和内容中，常有“”、“剿共”、“防共”之类的字眼。王造时对编辑、记者们说：“这种词语，不利团结，应当把它删除，或者把它改成‘中共’、‘共党’、‘延安方面’。我们是做团结抗日工作的，要把那些刺眼的文字，不干净的语言处理掉，尽可能把贬义词改成中性词，把中性词延及到褒义词。”中央社的重要电讯稿，王造时都要亲自过目审定，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文章消息，来头再大也不发表；对于新华社的消息，有的则公开转载，有的为了避免麻烦，则巧妙地用笔名或特约稿刊发，以应对当局的检查。

王造时办报的主旨是宣传进步，维护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励全国军民团结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侵华罪行。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有重大的战争战役、社会政治动向，报纸都要发表社论，专论或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很多文章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如《长期抗战的国策再认识》、《总动员不能缓》、《看鄂南湘北战局》、《保卫我们的粮仓》、《挽转颓风》、《对越南采取措施之时至矣》、《挥泪望中原》等。不仅是在观察、分析时局和战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诘问、评论政府和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文章还在国内不少媒体转载。

敢言人之不敢言

《前方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大都是来自城市的失业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这些热血青年，在抗日救国大潮的推动下，同仇敌忾、团结战斗，一个个敢说敢写敢为敢当，积极地工作着。尤其是那些正、副总编、主笔，都是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人物，先后担任总编、主笔的有“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彭文应教授，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刘九峰、熊剑英，著名楚辞专家王泗源，还有胡愈之、范长江介绍来的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陈楚、赵真平、冯英子等。特别是后期的报社总编唐戌中，是浙江天目山地区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这些人办报，不仅名气很大，文笔锐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出于爱国之心，敢于客观公正反映社会，反映现实，敢于与那些倒行逆施者对着干，因而常与政府当局所规定的新闻调子不“合拍”，甚至“触犯”他们的所谓“法规”。

当时，江西省党部迁在吉安附近的泰和，《前方日报》社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对这家报纸一直是很反感的。一些新闻检查官说王造时是共产党的吹鼓手，说《前方日报》是共产党的“尾巴报”，不时对王造时进行警告，恫吓，制造麻烦，无端干扰。他们多次派出“执法”人员进驻报社，对编辑记者进行“查缉监视”，对文章稿件进行“审阅监发”。王造时对他们的无理行径十分气愤，多次提出抗议，他们不但不予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打出“新闻检查机关”的牌子，几次强行要《前方日报》停刊，弄得报纸多次延时出版或“开天窗”。

据至今健在的副刊编辑王天佑老先生回忆，《前方日报》在吉安办了十年，不仅受到战争、封锁、经费、物资等种种因素的困扰，同时也与当局较量了十年。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长肖淑宇，投靠南京“汪伪政府”，在江西建立秘密联络站，定期向汪伪提供蒋管区军政和吉安飞机场空军情报，策动江西保安团团长肖敷诚率部投敌，充当汪伪某师师长，接着又在江西九江紧锣密鼓筹办成立伪“江西省政府”。这些罪恶活动几乎都是明目张胆，路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江西那么多媒体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直保持沉默。王造时闻之怒不可遏，立即指派戴月等几名记者，深入吉安、泰和、赣南等地调查了解，掌握了大量铁的事实，将其丑恶行径在《前方日报》披露，同时还将此事报告了第九战区副总司令罗卓英。不料此事却得罪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因为肖是熊的妹夫，公开曝光，不仅丢了省主席的脸面，而且某些事还可能牵连到他本人。熊式辉一怒之下，居然下令逮捕文章作者。王造时针锋相对，坚决抵制，立即去找熊式辉，几经交涉，没有结果，王造时便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在重庆上层人士中斡旋。他放言，如果胆敢迫害我的记者，我就准备把事情再闹大。毕竟王造时非同寻常，名气太大，迫于种种压力，熊式辉不仅不敢拿《前方日报》和王造时怎么样，还下令通缉肖淑宇，并解除了妹妹熊大蕙省参议员职务，押送吉安保安处军法科看守所。

中共记者徐立、民盟特约记者姚博合作写了一篇报道，披露江西某驻军后方留守部队军纪不严，风气不正，在后方吃喝玩乐，索拿卡要，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当局看到这篇报道后，不仅不去整顿管束驻军，反而找到王造时兴师问罪，说他动摇军心，当即拘捕了徐立和姚博，关进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同时还将主编陈楚，主笔刘九峰逼离了报社。

王造时没有气馁，更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进一步办好《前方日报》的决心。

当时的吉安，除了有江西省党部办的《江西民国日报》外，还有军方的《明耻日报》和带有政治背景的《大江报》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办的报纸，毫无生气，老百姓不愿看，发行量远不如《前方日报》。但他们却霸气十足，想在吉安当龙头老大，垄断新闻，控制舆论，一直与《前方日报》斗争得很激烈。他们不择手段，钻空子，挑毛病，告黑状，造谣生事，不断破坏《前方日报》在读者中的声誉，再就是封官许愿花高薪挖编辑部人员，甚至指名道姓“请”总编冯英子去《江西民国日报》当总编。招招皆败之后，他们便以控制同业公会的权力，规定所有报纸限期涨价，从而达到减少订户，搞垮民办报纸的目的。王造时静观动态，沉着应战，暗下决心，我这个民办报纸就要与你们的官办报纸斗到底。谁也没有想到，从涨价那天起订户们收到的《前方日报》中，夹着一张文艺副刊性的《前方日报晚刊》，报纸从四开四版增加到四开六版，而且是不收钱的“赠阅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官办报纸弄巧成拙，涨价后读者天天减少，而《前方日报》的订户和零售报很快从5000份上升到7000多份，发行量差不多是《江西民国日报》的三倍。

《前方日报》社原设在西街栖凤巷1号，由于敌机经常来市区扰乱丢炸弹，有一次把总编王泗源也炸伤了，很不安全。王造时便在西郊的青塘村建了三幢木板平房，除经理部留在市区，编辑部、印刷厂和宿舍全部迁到了乡下。到了1942年夏天，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敌前锋已侵占了乐安、抚州、萍乡、吉水等地，离吉安市只有几十公里了，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吉安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单位早已溜之大吉，那几家官办报纸也纷纷向南撤退，不知去向，惟独只有《前方日报》仍坚持在抗战前沿吉安市照常出报。

形势越来越紧，吉安危在旦夕。王造时咬紧牙关，花去3万多元买了一部汽车。为适应战时需要把编辑部和印刷厂一分为二，留下一台四开机，由冯英子带领30人在吉安出报，其余的印刷机器设备装在车上，由王造时带领其余人员转移至泰和，如果吉安不能出报了就在车上流动出。他和冯英子约定，敌人从东面来，你就往西面撤，万一大家都冲散了，我们一定要到湖南茶陵县集中。在这段疲于奔命的日子里，报纸是无法再出了，但在汽车上还印刷了不少抗战消息传单和宣传品散发给沿途群众。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汽车装着“报社”东转西撤，担惊受怕，吃尽了苦头。日本投降之后，报社仍回到了吉安，恢复正常出报，业务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前方日报》自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6月休刊，为宣传抗战，宣传进步，整整奔波了十年，战斗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