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龙:“净界”和“游吟”

东方艺术・大家：本次展览以“白银时代”作为标题，白银时代是一个介于黄金时代和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中间层，而黄专老师称您为一位生活在白银时代的艺术家，对此您怎么看？

岑龙：黄专先生这么说可能是根据我的品味、想法和创作来判断的。对白银时代的定义其实可以很多元，他在这里是借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动荡时期因苦难而诞生的一个哲学、文学艺术的辉煌时期，并以此影射当今的一处特殊存在。 他把我界定在这里，其实很巧合，他文章中提到：“岑龙不属于当代，又不属于古典，是一个在辉煌和荒诞时代缝隙中的人！” 黄专在这里提到的白银时代――作为精神心理的中间层，既不是辉煌的，又不是喧嚣的;它象征着一种纯净的精神状态，也是我想达到的点，是一种社会生存渴求和创作内心挣扎磨合的结果呈现;包括后来作品中自然渗透出来的那股类似的宗教情怀，也是这个点的延伸和辐射。 我想，这与我父亲传递给我的淡然处世方式，秉持对物质生活和虚荣无所谓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

东方艺术・大家：本次展览由“净界”和“游吟”两个部分组成，但从作品上看，他们贯穿着您的创作脉络，对于两个主题，您能就他们的不同和相同具体解读一下吗？

岑龙：净界和游吟系列，内在相同但实质有区别，说白了，只是以不同的名词来界定创作的阶段而已。我走过很多地方，其中最让我欣赏与感动的是生活在底层和四处流落的“诗人”，不是顾城那类的诗人，而是更偏向于民间艺人类型的游吟诗人。在西北、西南、乃至云南、贵州、新疆、蒙古，一听到他们的吟唱便感动得潸然泪下，那种震撼，令我下定决心要变成绘画里的游吟诗人――传递最纯朴的声音。 两个系列非要定义的话，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不同的是“净界”更高，是我所追求的终点，一个依然在行走;相同的在于这一切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表达。

东方艺术・大家：作品《游吟诗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游吟”系列的一个截点？

岑龙：可以。因为游吟诗人是民间文化的精华，游吟诗人以此为生、以此为乐，以此为己业，却被普通大众视为精神寄托。我的很多作品都能反映出这种追随游吟诗人的态度，但《游吟诗人》表现得可能更加集中一些。

东方艺术・大家：作品《在路上》包含丰富的叙述背景和寓意，这种从文化、历史和记忆的梳理方式是不是“净界”所传达出的内容之一？

岑龙：“净界”之《在路上》，饱含复杂的情绪。我们知道，《在路上》本来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 。我取其作为标题，旨在通过和理解走在路上的一种读书人的联想。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传统文化的水族人，正好符合这种联想的寓意。那种说什么就干什么，不被他人意志和不同的时境左右，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劲头，体现在个人情趣、做人准则、喜恶等诸多方面， 水族人身上的那种淳朴和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顺便提一下，我父亲四十年代找到了他们，并撰文将水族文化公布于世，水族人一直对他非常感激。

东方艺术・大家：1987年的《暮雪》能否看成您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

岑龙：那个年代，创作这种“前卫”的作品，肯定会受到一定的非议，今天看可能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当时却很不得了。那时刚从“红、光、亮”写实过来，对这种作品还不是很能被接受，若延续这种“前卫”创作，方向的选择性会很多。《暮雪》之后，我创作了一批类似的作品。1993年的全国美展，我开始以转承布鲁盖尔的方式创作了《参军》，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于民俗文化汲取的营养。从那之后，画风转回到写实，之所以如此，是想更直观地让观众轻松地了解和理解我作品的内涵，并且因为要强调力量和劳作的人们贴近土地的关系，所以在造型上刻意用了夸张变形 的手法。到了2000年，就完全转化了。可以说从1987年到2000年我一直在回归，像英国画家弗洛伊德，他原来也是采用平面变形的构成手法，后来变为写实。但他的写实也不是回到照相写实，而是借助写实表达自我，由再现强调表现。我在2008年之后的作品相对一般概念的写实，颜色笔触更厚实更粗犷随性;2014年开始将造型手法简化，作品则变得柔和，具有形象和运动感。我希望大家去体会我想表达的东西。画家其实和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一样，希望大家与自己的作品能有共呜，通过共鸣来感受创作者的初衷。 现在我的创作趋于简单、平静。这种转换是把叙事性去掉，情趣变得直接，以前可能会有所掩饰，观众看时更像是写生;如今更偏于虚构，制造一个理想环境将自我放入，去掉对表达情感无用的繁复情节，注重情感的表现。其实这与《暮雪》一样，也就是创造一种看似熟悉但又在现实中找不出来的环境和人物。它们仅仅存在于我的绘画之中。

东方艺术・大家：“游吟”系列中出现了大量的驴、马、羊等动物的形象，他们串联起了“游吟”的诗意，对于您作品中的动物形象，您是如何看的？

岑龙：我很喜欢动物。小时候，我在法国长大，经常在山上和羊一起奔跑，我甚至可以模仿小羊和母羊的叫声来吸引彼此。我相信，动物与人是互生的关系，缺一不可。另外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农村生活，对动物有很深的感情，看它们的眼睛，感觉它们会释放出一种友好的气息，当我受到打击、孤独时，则会选择与他们亲近，他们从来不会摈弃你，我觉得和它们交流比同人类来得更容易些。我在表现动物形象的时候，其实在隐喻我自己，它们就是我。

东方艺术・大家：您曾经谈到：“以后创作的主题和手法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作品里所追求的纯真和朴实的内涵。”这种对“纯真”和“朴实”的倾注，是否可以理解为“净界”后的情感表达？

岑龙：表现手法可能会不同，但追求的纯真永不变。我的作品最重要的是通过创作契机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也是通过“净界”想要获得的一种内心感受。情感表达对于不同内容的创作来讲，它们在画家和作品间所产生的内在连接作用是一样的，这种情愫不管任何时期，都不能放弃，必须贯穿所有创作，这一点很重要，有一点勉强，我都不会去做。

东方艺术・大家：您作品中的人物多以少数民族和普通老百姓的形象为主，在如今这个崇尚英雄化、个人化、抽象化的创作环境里，您对创作对象是如何选择的？

岑龙： 我喜爱动物，深爱善良单纯的人，热爱少数民族的纯朴生活。他们是我创作的重要内容和依据的对象。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最接近自然，因此非常淳朴和天真，性情也最为率直和开朗，他们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是我想表现的偶像。我非常欣赏好的抽象绘画及一切优秀的当代绘画形式，但我只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他们，与任何流行趋势无关。

东方艺术・大家：我知道您出生于书香门第，家父岑家梧是中国文史大家，家母冯来仪是历史学教授，而您幼年又在法国长大。您创作中所关注的形象和表达方式是否受到了家庭和幼年教育的影响？

岑龙：的确如此，这些良好的条件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催化作用。我的父亲是农民出身，我爷爷奶奶过世很早，父亲身为孤儿，早年经历了非常艰苦的生活磨砺，而后求学，竟一步一步读到了中山大学，最后留学日本。他的许多作为和思维的路径，以及学术准则非常独特，到现在我才能一点一点有所理解。他曾经嘱咐我说：“不要轻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而且，他在四十年代就曾撰文提出，应当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他们大多是因古代战乱而从中原腹地迁徙到边疆偏远地区的，所以他们保留了中国最正统文化的传承和遗产，他们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要了解中华古老文化，应该从他们那里去挖掘。这种观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从他那里继承了直入事物的值不顾其他的治学方法。 在创作上，我的养父对我的教育也极其重要。他是岭南大学和巴黎第五大学的教授，是父母的挚友。他去法国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到很多西方大师及当时国人并不了解的许多优秀画家的作品，并耐心地尽力解释我的种种疑问。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博物馆、美术馆，这些成长经历在我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对高品味艺术的认知感触和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