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内需主导的大国开放型经济

内容摘要：本文从内需和外需的核算出发，首先考察严格条件下的内外需关系，通过逐步放松假设，指出不同国家对内需和外需具有不同的偏好。在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中内外需关系的演变过程，论证了扩大内需、构建内需主导的大国开放型经济是现实选择，并从收入、消费和流通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内外需关系 内需主导 收入 消费 流通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国际分工，发展外需主导型经济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暴露出许多问题，特别是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和相对滞后的国内贸易，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对主导性需求的选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内需与外需关系的一般分析

（一）内需、外需与国民经济核算

内需是指国民经济总产出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的部分，外需是指由国外需求引致的产出部分。由于内需、外需共同构成国民经济总收入，其相对规模可以通过拆解国民经济核算式的方法得出。

以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产品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五个部分。其中，出口可被用于测度外部需求规模，而扣除进口之后的消费、投资与政府支出则完全属于内部需求。这两部分各自反映用于满足国内或国外需求的本国产品规模，成为本文对内需和外需的定义。

必须注意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外需计算是更为复杂的，如在投资部分中包括企业为出口进行的投资，这部分为扩大出口而发生的投资必须被纳入外需的计算中。

（二） 严格假设条件下的内外需关系分析

在现实中，依据内需与外需相对重要程度的不同，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内需主导型与外需主导型，对于前者，居民消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后者，国民收入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需求。

内需与外需这样一组概念是按需求的来源区分的。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极其严格的假定下，内需和外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内需与外需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完全无差别的。

若使以上结论成立，假设条件必须包括：第一，研究对象只能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意味着国内资源已经得到了充分有效配置，国际资源配置已经得到了国内资源配置的有效支撑；第二，研究对象只能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不存在大国和小国的区别。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开展与内需和外需相关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完全相等，不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或者国内市场容量等因素的干扰而有所差别。

然而现实对如此严格的条件是难以接受的，为增强理论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必须放松相关假设。

（三）大国条件下的内外需关系分析

现在我们放松第二个条件，关注大国与小国的差别是否会影响一国对内需和外需的偏好。相较小国而言，大国在自然资源、地理空间和国内市场容量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国如果能够充分整合国内资源，面向国内市场，发展国内贸易，就能够激发两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

首先，大国通过区际贸易可以深化区际分工，强化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的区际配置，提高各个地区的生产力。开展区际贸易的经济利益不仅在于为贸易双方带来消费方面的好处和实际福利的增长，更能对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间接而长远的积极影响。其次，大国通过国内贸易可以催化产业分工，促进产业整合，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由于这两种效应的存在，我们认为，对大国而言，内需的重要程度高于外需，优先开展国内贸易、发挥内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大国的必然选择。

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内外需关系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抉择

（一）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内外需关系的历史演变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理内外需关系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考量。不同于自然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获得参与国际分工机会的同时，国内贸易机会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内外需关系绝不是“同等重要”这样简单；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大国，我国在作出主导性需求的战略抉择时不仅要考虑禀赋等自然条件，还必须考虑特定时期内内部条件的现实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国从没有市场基础的短缺经济条件开始转轨，交易主体和激励因素的缺位使得国内贸易的发展步履蹒跚。另一方面，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资源容量大、环境容量大。与此同时，过去三十年间世界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国际分工处于整合时期，这为我国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国际分工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段时期内，优先发展出口、以扩大外需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不仅是国内条件与国外环境的客观要求，也在事实上有力带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支持了我国出口产业规模扩张和竞争力提升，进而提升了国内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三十年后的今天，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度倚重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显现出巨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过度依赖对外贸易产生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物质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恶化等不良后果；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加剧，国际需求萎缩导致国内大量加工贸易企业倒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放缓。

外需不振的同时出现了内需增长低迷，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低于60%，与平均80%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内需不仅没有发挥其对大国经济增长应有的主导性带动作用，反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短板。由此可见，以往外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为实现下一个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必须转变过分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向以内部需求为主、内外需协调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回归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这一大国必然之选。

（二）内需主导的含义与特征

内需主导型经济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内需主导型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居民消费主导，这种主导性不仅体现在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且体现在居民消费选择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

构建内需主导大国开放型经济的含义不只是扩大内需，而是在平衡好内外需关系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带动作用。构建内需主导大国开放型经济包括三重含义，从短期来看，扩内需，稳外需，控物价是政策的三个着力点；从中期来看，要逐步提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长期来看，要构建起一个内外需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

构建内需主导大国开放型经济的路径

构建内需主导的大国开放型经济必须从提升消费能力，刺激消费意愿，解决流通问题等三个方面着手。提升消费能力要求建立真正由市场力量主导的消费体系，刺激消费意愿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政策体系，而解决流通问题要求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为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提供流通网络保障。

（一） 建立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消费市场

市场力量主导的消费市场意味着市场必须在收入分配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负责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首先，要保证公平的劳动权，贯彻藏富于民的政策。当前我国的国民收入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近十年间，居民收入已经从63.8%下降到56.6%，政府和企业占有的比例太高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强调劳动权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使多数人手中的钱多起来，进而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其次，促进大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进而培育我国的中产阶级。当前，我国中产阶级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严重抑制了市场需求的有效增长，导致内需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在于通过打破垄断、放松行政管制、建立有效竞争市场等措施，促进大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扩大由此获得稳定收入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强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最后，必须合理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现实中，政府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越位、缺位或错位，其中由强势政府导致对经济的越位干预是最常见的现象。对此，政府应当勇于放权，只承担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职责，充分发挥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

（二）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政策体系

建立中国特色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政策体系必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

首先，要在市场化的牵引下，在坚持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互动的前提下，解决1.8亿左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内，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能够释放出大量的社会化需求，包括大量服务消费的需求、对城市建设、房地产的需求，对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一个长期而且巨量的需求空间，经过测算，以2011年的价格指数为基准，这一部分农民工的问题一旦得以解决，中国零售消费总额可以增加30%左右。

其次，要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国民在做消费决策时有后顾之忧，有效需求就难以提升。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强制储蓄商业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后需要逐步转变成为纳入政府公共预算的政策体系当中。

还有就是要改变所得税的税基。收入调节主要是调节收入差异，现在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存在于资本收入差异，劳动收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改变税基不应仅仅针对劳动收入差异，更应重点针对资本收入差异。

（三）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并构建现代化流通体系和高效流通网络

除了提高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构建内需主导的大国开放型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解决流通问题。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不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年来过度行政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这就对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开放、有序、高效的流通体系和流通网络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首先，应大力推进流通组织创新，构建和谐的产销关系，促进流通产业转型。现阶段，在消费品生产与销售的纵向关系中，买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位于产业链下游的零售商利用其沟通供需双方、实现供求平衡的特殊功能，获取了产业链主导地位，转而对上游生产商实施纵向约束。不断激化的产销矛盾对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形成了严峻挑战。对于这种因为市场力量不匹配、市场地位不平衡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一方面，正确的措施不应该是“抑强”而是“扶弱”，政府应当鼓励生产商集聚，形成企业联盟，提高整体议价能力，实现产销双方的平等对话。另一方面，同时也在更深层次上，应当通过积极发展生产销售一体化培养一大批零售制造商，推动组织创新，促进流通产业的再融合，从而达到建立和谐产销关系的目的。

其次，必须构建开放、有序的现代流通体系和流通网络。当前流通业的最大症结表现为流通成本过高，流通效率低下，庞大的内需潜力因为缺乏现代化流通体系的保障而未能得到充分开发，流通环节俨然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瓶颈。对于这个问题，第一，应当根据具体商品和消费的特点，遵循商品流向、流量等规律，构建以信息流为导向，商流为枢纽，物流配送为载体的体系；第二，以契约化、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网络组织化建设，对内整合流通资源、对外抢滩流通市场，共同构建开放、有序的流通网络；第三，政府应当主持建立统一高效的流通管理体系以及流通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充分发挥信息优势，合理行使政府职能；第四，基于流通产业基础性、民生性的特点，应当建立健全流通产业财税政策支持体系，为流通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