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程子华

程子华，原名程世杰，山西运城人。程世杰少时在运城第三贫民高小读书，1922年秋，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随之，广州国民政府迁到这里，并成立了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当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派他去报考黄埔军校时，他激动万分。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这正是投笔从戎的好机会，心情是多么高兴!”程世杰如愿地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一)

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着要职，如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是政治总教官，山西同乡、国民师范的校友担任着工兵大队的队长。比程世杰年长4岁，程把他当作自己的兄长。徐热情地向他介绍黄埔军校的校规、校风，星期天还邀程及其他一些山西籍的学员到汉口鸿宾楼山西饭馆吃家乡饭。

然而，程世杰没有料到，此时，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着。1927年4月12日，背叛革命，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不久，湖北宜昌、四川、湖南等地接连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也公开背叛革命，许多共产党员牺牲。

反动派的屠杀，并没有使程世杰悲观失望。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挫折并没有使我丧气，反动派的屠杀，没有使我低头，我决心鼓起勇气，跟着共产党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

但是，党组织已遭受严重的挫折，幸存的革命者都已转入秘密状态，过去的朋友也天各一方，失去了音讯。

他决心找党。他去了上海，去了香港，来到了广州。当时，驻扎广州的军队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共产党员在此担任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在的巧妙周旋下，教导团保存了许多革命力量。程世杰找到，接上了党的关系。

1927年12月11日，当张发奎指挥第四军主力沿西江迎战桂系之际，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发动留守广州的教导团和工人纠察队举行了武装起义。次日凌晨3点，程世杰所在的教导团一营一连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起义的总指挥部随之设在这里。

广州起义使敌人惊恐万状，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起义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12月17日，起义部队1200余人突出重围，在广东花县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程世杰所在部队被编为红四师第十团。20天后，红四师转战千里，来到由共产党员彭湃领导的全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海陆丰。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包括海丰、陆丰县全境和惠阳、紫金县的大部分地区。红四师到达时，这里的农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军达10多万人。

然而，集结在根据地四周的反动势力早已对这里虎视眈眈。红四师开到海陆丰后，战斗一直不断。程世杰先后参加了赤石、葵潭、大安、惠来等战斗。敌军攻占惠来后，又从四面八方向海陆丰逼来。红军的兵员日益减少，红四师只剩下20多人，师长叶镛也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幸存下来的红军仍在进行战斗。1928年春季的一个夜晚，敌人发现了他们20多人的行踪，大批的追兵穷追不舍。20多位革命者边打边退，退到海丰县的新塘村。新塘村曾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全村56户农民，每家都有赤卫队员。赤卫队员陈安、赖氏等人决计要想尽一切办法解救被围的红军。

这一夜．敌人动员了大批军警，通往外界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封锁。恶霸地主也组织起民团，敲锣打鼓赶来为反动武装助威。在此危急之际，赤卫队员们划来了渔船，红军得救了。气急败坏的敌人对新塘村的群众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全村105间房屋被烧毁68间，全村56户326人经过这次浩劫．只剩下20户49人。

当天夜晚，20多个红军战士到达碣石镇，暂时脱下军装隐蔽起来，等待时机。程世杰因是北方人，隐蔽有难处，不久便在当地党组织的护送下，离开了广东。

(二)

1928年7月，程世杰来到河南，辗转于驻马店、南阳等地寻找党组织。郭炳是程世杰在黄埔武汉分校时的同学，山西静乐人，也是个共产党员。此时他正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从事地下工作 郭炳让他到确山去，那里驻有军阀岳维峻部的一个黄，副营长周凯、政治教官张维琛、书记长赵品三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张维琛和赵品三是太谷铭贤中学的学生。带着郭炳的介绍信，程世杰来到确山，找到张维琛和赵品三，在营部当了副官，从此改名程子华。

当时，岳维峻正与韩复榘、石友三等军阀争夺河南，中原大地兵荒马乱，许多共产党员隐蔽在这里。1929年夏，地下党在岳部15个连中建立了党支部，党的指示不断地从上海传来。

对岳维峻部也早怀吞并之心，不到半年时间，这支曾拥有五六万人的部队被缩编为新编第一师，岳维峻的职务也一降再降。随着部队缩编，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队。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只剩下程子华。党组织决定，由程于华负责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单线联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

程子华独立担当起了党交付的重任，重新整顿了党组织，并且发动所有党员秘密争取普通士兵，积聚力量，为革命兵暴作准备。

1929年10月初，新编第一师被派到湖北阳新、大冶一带进攻红军、此时，程子华正在六团二营五连担任排长，二驻扎在大冶，一营驻阳新。

大冶、阳新都位于鄂东南，这里是革命斗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党在这里建立了鄂东南特委，创建了红军，在附近的农村开辟了大片的根据地，这正是举行革命兵暴的最好时机。部队到达大冶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人与程子华、中共鄂东南特委取得联系。中央要求程子华作好兵暴准备，与活动在附近的红五军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攻占大冶城，举行兵暴。

遵照中央的指示，程子华等人仔细研究了兵暴的每一个细节。兵暴时间定在12月14日午夜12时，所有起义的士兵左臂绑白手巾作为标志。当时二营的3个连中，五连和六连都有党组织，唯独七连刚从别的部队调来不久，还没有党员。因此程子华他们决定，先在五连和六连发动兵暴，然后消灭营部的反动军官，迫使七连起义。

12月14日夜12时整，起义的官兵摸进了五连连部，抓捕了连长。紧接着六连也宣布起义。抓捕营部反动军官的突击队也乘着夜幕的掩护消失在雨夜中。程子华留在五连连部等待消息。半个小时后，营部和七连的方向隐约传来了枪声。原来。突出队在黑暗中碰响了营部院中的洋油桶，惊醒了熟睡的敌人。

天快亮时，城外红军第五纵队开始攻城，枪声响成一片。敌营长见大势不妙，仓惶带第七连弃城出逃。刚出城，就遭到红五纵队的拦腰痛击。

大冶兵暴成功了。驻在阳新的一营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兵暴。

不久，参加大冶兵暴的部队被编为红五纵队第

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陈奇任政治委员。部队开到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程子华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清除了旧军队中的不良作风。中共中央对大冶兵暴的影响及其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1934年1月，在瑞金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程子华被授予二等红星勋章。

程子华所率的部队转战在鄂赣边界，威震敌胆。1930年6月，他率部在江西瑞昌作战时，再次负伤。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被送到上海疗伤。半年后，他的身体才康复，党组织安排他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他先担任红三十五军的团长，后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独立第三师，他又任师长。

在中央苏区，程子华率军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10月，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程子华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一样，希望继续在的军事路线指引下，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全盘否定了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声东击西，主张“两个拳头打人”。在短短的一年内，红军伤亡惨重，却未能打破敌人的进攻，中央苏区的大片土地沦落敌手。

当时，程子华已被调到红五军团二十二师任师长。全师8000余人，兵强马壮，本来是可以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大显身手的。可是，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他们被调去死守通往会昌的要道筠门岭。敌人的飞机大炮对他们师的阵地进行了猛烈轰击，失利的阴影沉重地压在程子华的心中。

鄂豫皖根据地同样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被迫撤离。曾经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26个县政权的根据地，只剩下鄂东北的黄安、麻城、罗田、光山四县交界的狭小地区，处境比中央苏区还要困难。在此情况下，程子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亲自与程子华谈了话。

(三)

1934年9月，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此时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主力部队是二十五军。对于二十五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共鄂豫皖省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向鄂豫陕转移，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1934年11月16日，全军2900余人从罗山县何家冲启程，开始长征。

正是严冬，北风卷地百草折。红军将士衣服单薄，饥寒交迫，沿途数万军队围追堵截。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等身先士卒，率部队冲破了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

12月10日，部队到达卢氏县庾家河。程子华等人在此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正在会议紧张进行之际，一直尾随我军的敌第六十师突然由东边的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激战中，副军长徐海东负了重伤，程子华的双手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手中的望远镜坠落在地，镜片被摔得粉碎。我军指战员用刺刀、手榴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到黄昏时，才把敌人击退。

程子华的双手留下10处伤口，手腕骨也被打裂，从此落下伤残。长征途中，部队没有纱布，没有消毒药，只能用碳酸水对白布进行消毒，然后将白布剪成布条塞进每一处伤口进行消毒、清洗。疼痛袭遍全身。

庾家河之战后，红二十五军到达鄂豫陕边区。这里包括3省的12个县，北靠秦岭，南临汉江，山大沟深，地势险要。程子华率部在此扫除地主武装，瓦解反动政权，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在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乡，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春季里来百草绿，红军来到谷子沟。脑系(当地方言，指首领)就是程子华，专打富豪济穷家。百草青青山花红，红军帮咱闹春耕。树上阳雀声声叫，山前山后春意浓。”

对新生的鄂豫陕根据地视若针刺，从河南调来四十军，从湖北调来四十四师，驻陕西的一二六旅，警备一、二、三旅也从北面紧逼过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程子华向政委吴焕先介绍了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红二十五军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在半年内先后粉碎敌人两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余人，还组建了2000多人的地方游击师，在46个乡、300多个村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的胜利传遍了鄂豫陕的山山岭岭，愉快的山歌从人民的心窝窝里飞了出来：“程子华，过大荆(今陕西商县境内)，带的天将与神兵，标语贴了一长街，踏着彩云上了岭。”

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不久，传来了中央红军取道青海、甘肃边境北上的消息。中央红军远道而来，人数不足1万，人困马乏；而部署在甘南边界的军队达10多万，中央红军面临敌强我弱的态势。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程子华等决定，留郑位三、陈先瑞领导当地的游击队继续在鄂豫陕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主力挥师甘肃，破敌后方。8月上旬，红二十五军攻占两当县城，直逼天水，并切断了西安至兰州的公路。

8月10日，在给甘肃守军的电报中称：“查徐海东匪军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

红二十五军在甘肃境内声东击西，到处开花，军队顾此失彼，无可奈何。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会师。会师后的红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全军团共有兵力7000余人。

(四)

对这7000多红军丝毫不敢大意，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纷纷陈兵在根据地周围。面对强大的敌军，程子华等人确定了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的方针。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全歼敌一一师，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敌3700余人。

劳山战役后，程子华决定红十五军团继续南进，以吸引西安敌军，配合中央红军挺进陕北的行动。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趁进占富县榆林桥的敌军一七师立足未稳，发起突然攻击，从早晨激战至下午，将敌全歼，俘获敌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多人。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1月初，接见了程子华和徐海东，高度赞扬了红十五军团取得的重大胜利。

随着日军侵华的逐步升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浪潮风起云涌。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谴责。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决定红军渡黄河东征，打通抗日路线，扩大苏区，扩充红军。

1936年1月底，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率领下，分左、中、右三路渡河东征。红十五军团为右路。2月20日晚，红十五军团从清涧县河口镇渡过黄河。渡河后，红十五军团先战义碟，再战隰县篷门，连战皆捷。3月1日，在致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的电报中称：“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

在山西境内转战的75天里，红军歼敌1．8万，扩红8000多人，组建游击队30多支，在50多个县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5月5日，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回师陕北，并倡议与军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50年后，当年率红军东征的、均已去世。跟随他们转战的程子华把深情寄向岁月深处，他在《漫忆红军东征》一文中写道：“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载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