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新文化的一部经典

时间:2022-08-05 11:08:47

新中国与新文化的一部经典

一九七七年,国史上一个寻常而奇崛的年份,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来说,貌似“无足轻重”的年份(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此前一年,以为首的政治局以非常手段,解决了、、、问题,结束了“无产阶级”;此后一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及紧随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开启了“改革开放”年代。

一九七七年,在自己人生历程中也印象深刻。上一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下一年,成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即所谓“七七级”(今人以为七七级自当七七年入学,其实七七级与七八级同年入校,同年毕业,相距一学期而非一学年)。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自己留在这一年的鲜明记忆当数一批“解禁”作品——《洪湖赤卫队》、《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些排山倒海的黄钟大吕,激荡着历史风云,洋溢着时代气息,黄河之水天上来,万里写入胸怀间,铸就了中国现代音乐以及现代文化迄今未逾越的高峰。特别是《东方红》,更以沧海横流的史诗性和大江东去的精气神,象征性地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追求复兴的生命意志与心路历程,英风飒飒,生机勃勃,蔚为壮观,动人魂魄,也在自己心底留下荡气回肠的悠远回声。而此时,距离这部文化经典的问世已十三年了。

一九年十月二日,金风送爽时节,《东方红》作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作品在人民大会堂上演。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而《东方红》则好似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新中国文化领域卷起了惊涛拍岸的千堆雪。巧的是,同月十六日,新疆戈壁大漠间炸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当天晚上,、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剧组全体成员,宣布了这一消息,事先提醒大家控制一下情绪,免得地板承受不了冲天而起的喜悦浪潮。由此,《东方红》剧组最早获悉了这一捷报。

至于《东方红》山呼海应的感染力,从一位清华学子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可见一斑,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作者:

“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赋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这部由总理挂帅、云集当时一流艺术家的音乐歌舞作品,同交响诗《嘎达梅林》、《红旗颂》,管弦乐曲《瑶族舞曲》、《春节序曲》、《北京喜讯到边寨》,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帕米尔之春》、《满怀深情望北京》,钢琴协奏曲《黄河》,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电影《阿诗玛》、《刘三姐》,现代京剧《沙家浜》、《杜鹃山》等音乐精品,一同在新中国的文化星空中熠熠生辉。其中,不仅凝聚着新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而且体现着现代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化政治,国庆三十五周年的《中国革命之歌》和六十周年的《复兴之路》,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由此说来,把握了《东方红》的文化蕴含,也无异于感悟了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魂。

作为歌、舞、诗、画的综合性创作,《东方红》以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苦难历程。下列家喻户晓的曲目,凝练传神地勾勒了这一曲折历程以及这部经典的文化政治意味,汇成了一幅“长夜难明”到“雄鸡一唱”的东方红图景:

序 曲

歌舞:《葵花向太阳》

歌曲:《东方红》

第一场:东方的曙光

舞蹈:《苦难的年代》

歌曲:《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歌曲:《工友歌》

歌曲:《农友歌》(领唱:王昆)

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

第二场:星火燎原

表演唱:《就义歌》

舞蹈;《秋收起义》

表演唱:《拿起武器闹革命》

舞蹈:《井冈山会师》

歌曲:《双双草鞋送红军》

歌曲:《井冈山》(领唱:寇家伦)

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舞:《打土豪分田地》

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第三场:万水千山

表演唱:《红军战士想念》

舞蹈;《飞夺天险》

歌曲:《飞跃大渡河》

歌舞:《情深意长》(独唱:邓玉华)

舞蹈:《雪山草地》

歌曲:《过雪山草地》

歌舞:《陕北会师》

歌曲:《会师歌》

歌曲:《七律·长征》(领唱:贾世俊)

第四场:抗日的烽火

表演唱:《松花江上》(领唱:张越男、李光羲)

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表演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表演唱:《到敌人后方去》

歌曲:《游击战》

歌舞:《游击队之歌》

表演唱:《大生产》

歌曲:《南泥湾》(独唱:郭兰英)

歌舞:《保卫黄河》

第五场:埋葬蒋家王朝

表演唱:《团结就是力量》

歌曲:《坐牢算什么》

舞蹈:《进军舞》

歌曲:《中国人民进行曲》

舞蹈:《百万雄师过大江》

歌舞:《欢庆解放》

歌曲:《解放区的天》

歌曲:《人民占领南京》

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

乐曲:《国歌》

歌舞:《伟大的节日》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曲:《赞歌》(独唱:胡松华)

新疆舞

歌曲:《,祝您万寿无疆》(独唱:才旦卓玛)

民族舞蹈

歌曲:《歌唱祖国》

全场合唱:《国际歌》

围绕这部经典,流传着传奇般的故事。如《东方红》从动议到上演不过一个半月,涉及七十多个单位,三千七百多人,包括三十多首歌曲、九部大型舞蹈、十八部歌舞表演、十八段朗诵等。再如,总导演忙完一天的国务活动后,常常凌晨一两点钟来到剧组,和大家一起讨论,大到思路,小到细节,无不亲力亲为,广为流传的《赞歌》就是根据他的意见重新创作的,而这首名曲本身又近乎一个传奇。当时,审看开国一段场景,觉得应该再加一曲男高音蒙古长调,以烘托新中国旭日东升的恢弘气象。于是,年轻的满族歌唱家胡松华“临危受命”,赶到剧组,以刚刚深入草原牧区的鲜活灵感,通宵达旦,一挥而就,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此诞生,风行天下: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手举金杯把赞歌唱……

在新中国开国元勋中,文采风流颇有人在,、、、等的诗作自是脍炙人口,总理的文化品位与艺术修养同样传为佳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为、、邓小平三人的退休生活做过如下设想:嗜书如命,当会高卧终日,手不释卷;喜欢邀集文人墨客,高谈阔论,畅叙幽情;邓小平则无论干什么,都爱同家人在一起。有这样热衷文化、尊崇艺术的总理与导演,《东方红》的成就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所以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东方红》是部政治作品,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他清晰地将其定位于“文化政治”。同时,他为《东方红》确立了“史诗”的基调:“要采用史诗的写法”、“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

笔者曾就《东方红》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向中央党校李书磊教授就教,他的一个观点一语中的,令人茅塞顿开:审视这部史诗之作,最适于用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气象”。确实,《东方红》给人最直观、最深刻、最难忘的感触,就是那种吞吐日月、浑然一体的气象。气者,气息悠长,气韵生动,气冲斗牛,气吞万里,气势如虹,力拔山兮气盖世之谓也,其实一切生命也无不凝聚为一口气。而象者,可观、可感、可闻之形象也、意象也。气象既属于美学的境界、艺术的境界,更体现着一种整体的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如果说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沉雄气象向为古典时代所推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么《东方红》则是现代中国一部气吞山河的闳放豪迈之作,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借用吴建民博士对“气象”的阐发:

雄浑的“气象”是生命力强旺蓬勃的体现。这种“气象”雄壮宏大,有着强健刚劲、勃勃跃动的生命力……对此种“气象”的观照,也就是对蓬勃生命力的观照……观照这种“气象”,观赏者能够获得生命力的鼓舞和激励,从而产生无穷的审美。(《古代文论中的“气象”观》,《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总之,《东方红》既是新中国文化艺术的一次巡礼,也是现代音乐舞蹈在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实现了所期许的目标——“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2012年适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黄卫星博士这部《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编者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在中国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发祥地付梓,自然多了一层颇堪究诘的历史蕴含。

就社会进程及其象征意味而言,“讲话”发表以来的七十多年是现代中国亦即新中国诞生、成长、壮大的时期,也是现代文化亦即新文化日益自觉、日渐丰满、日趋成型的阶段。以延安为标志,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文化还处于半土半洋的氛围,就像当时的文字半文半白,那么经过此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洗礼,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精神已经彻头彻尾“现代化”了。虽然时下对民国“范儿”的想象貌似蓊蓊郁郁,频见时贤口吐莲花,弄得列强侵凌、军阀割据、日寇凶暴、独裁专横、民不聊生的长夜难明赤县天,貌似“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但终归不过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思古幽情,浩浩汤汤的现代潮流早已使其渐行渐远,恰如“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抄所言:“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一切浓郁蓬勃的现代气息,都点点滴滴体现于本书前言所谓“新中国与新文化”,体现于主导新中国与新文化的历史动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以全新的现代面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现代意味,洋溢着焕然一新的现代气息。诚然,中国革命的主体来自泥腿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领袖也常带着乡土气,但若据此将这一重塑世界、再造中国的运动视为既往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等,那么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说别的,如下镜头便意味深长:长征途中,野外露营,围着一团团篝火,红军将领或用德语朗读《共产党宣言》,或用法语高歌《马赛曲》,或跳起俄罗斯水兵舞……按照陈晋先生的说法,这支革命队伍其实很“洋”气,而所谓洋气就是现代气。这种洋气或现代气不是个人偏好问题,也不是风尚问题,而是现代潮流或世界潮流洗礼、浸淫、涤荡而焕发的精神气象。

通常说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万世一系的天朝体制或天下体系就宣告失灵,日渐崩颓,由此一步步汇入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个血与火的苦难进程中,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制度,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模式,中国无不发生着或翻天覆地或习焉不察的变化,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当数中国人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觉醒,以及相伴相生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不言而喻,没有自觉自醒的现代政治民族,就不可能开创自强自立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而政治独立与精神觉醒始终离不开一种文化自觉,离不开现代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从到邓小平,这一觉醒与崛起、复生与再造的社会进程始终连绵不绝,一以贯之,新中国与新文化始终相伴相生,一脉相连。如果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是现代中国的独立宣言,那么的《新民主主义论》则为现代文化剪了彩: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大致说来,这一自觉自醒的历史进程,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或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这场决定现代中国命运与方向的运动,既是波及广泛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运动,又是旧邦新造的社会政治工程,既以、胡适、鲁迅、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等文化符号彪炳于世,又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诞生等政治事件闻名天下。以往与当下总有对的片面解读,或突出其思想文化的启蒙意义,或强调其社会政治的历史功绩,而没有意识到的救亡与启蒙实际上第一次鲜明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民族的自觉与自醒,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用一九〇七年二十六岁的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的阐发:

外之既不外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第二次浪潮是以三四十年代鲁迅与延安为象征的左翼新文化运动,“鲁艺”文化人本身就足以显示这一现代文化史上大河奔流的宏阔声势:吴玉章、茅盾、周扬、丁玲、萧军、冼星海、周立波、光未然、贺敬之、刘白羽、李焕之、郑律成、何其芳、陈荒煤、艾青、张庚、吕骥、刘炽、王朝闻、严文井、孙犁、秦兆阳、马烽、西戎、冯牧、古元、江枫、华君武、吴印咸、蔡若虹、张仃、穆青、崔巍、陈强、王昆、于蓝、王大华……左翼新文化运动不仅确立了新中国立国之本——《新民主主义论》所阐发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宗旨,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意识,而且产生了一批洋洋大观的现代文化经典,迸发着一种鲜明的、生机勃勃的现代精神。其中,常常提及的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包括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薛暮桥的《经济学》等;文学有《子夜》(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骆驼祥子》(老舍)、《屈原》(郭沫若)、《雷雨》与《日出》(曹禺)、《呼兰河传》(萧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王贵与李香香》(李季)、《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等;音乐有《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松花江上》(张寒晖)、《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游击队歌》(贺绿汀)、《白毛女》(马可等)、《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等;电影有《风云儿女》(田汉、夏衍)、《渔光曲》与《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桃李劫》(袁牧之)等;新闻有《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经历》(邹韬奋)、《包身工》(夏衍)等;且不提大量译介的世界优秀文化作品,包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资本论》(郭大力译)、《铁流》(曹靖华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西行漫记》(胡愈之策划)等……真可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风光无限,气象万千。

左翼新文化传统及其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既延续着五四新文化的现代精神,又奠定了新中国的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在传承五四精神的基础上全面开辟了新中国的新文化。具体说来,这种新文化一方面构成对抗当时黑暗政治及其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的崭新气象,一方面为新中国确立了政治格局与文化方向,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现代趋势:

当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描绘一种新民主主义政体时,他同时也是在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确立过程,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确立过程。可以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中国人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最为明晰的时刻。(张旭东《离不开政治的文化自觉》,《文化纵横》2012年4月号)

第三次浪潮则以邓小平时代为契机,既涉及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的革新探索,更关乎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解放,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形成一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国家强盛与精神独立的时代气象。其间,又可分为两次思想解放高潮,一是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是如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潮流,前者关键词是实事求是,后者关键词是文化自觉。特别是当下这一更为艰巨、更为重大的思想解放潮流,既源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日益涌动的自觉自醒意识,以及国家战略大力推进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包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现实运动,同时更在于中华民族作为独立自主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越来越清晰的历史使命或历史宿命。换言之,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探索与发展,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已将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推向历史的主航道。

将《东方红》置于这种语境中审视,当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其中的文化政治与现代意味,进而透视现代文化及其建设与传播的内在规律与外在条件,并汲取历史的镜鉴与思想的启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规划,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核心命题。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的形象说法,时代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挨饿问题”,未来三十年当致力于解决“挨骂问题”,而这个问题眼下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尖锐指出:

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今天乃至明天的主要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是摆在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巨大难题。然而,目前充斥我国知识界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乃至精神垃圾;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卡通化、杂交化、低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文汇报》2012年7月6日)

如今,上上下下对文化的重视非比寻常,相较当年许世友将军听说号召高级干部多读《红楼梦》,发牢骚说自己不看“吊膀子”的书,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更是如雷贯耳,中国俨然正在迈向文化大国。当然,真正使文化成为“文而化之”的精神食粮,不单单是良好愿望、积极表态、全力以赴而能成就的。联系《东方红》的经验——除了领导人亲力亲为、举国之力共赴之、不计名利等特殊的时代背景,首要的还在于将文化置于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层面把握,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丰富生活”、“调剂身心”、“吹拉弹唱”、“风花雪月”等一般化的理解。同时,将文化真正作为文化,正心诚意,痴心向往,而非将文化视若现实功利的“敲门砖”,诸如“政绩”、“软实力”、“GDP增长点”、“利润”、“市场”、“收视率”、“发行量”等——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云云。

举例来说,“文化产业”就有点不伦不类,好似美感与齐飞,灵魂共物质一色,至少在文化而产业、而产业化上堪称文明史的空前奇观。仅就现象而言,一边是产业扰扰攘攘,一边是文化凄凄惶惶,二者是否具有“同构”关系暂且不论,“平行”关系则为不争事实,学界腐败、学人无行、艺术沦为名利、媒体乱象丛生等均为张炜所谓“全民性精神恍惚”的突出表征。在一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心目中,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大发展,似乎意味着征地、开发、园区、动漫、游戏、会展、旅游、大片、大制作、声光电、媒体技术、媒体融合甚至选美,等等。诚然,文化需要市场,也离不开阿堵物,正如文化人也得安居乐业,据说先进的美国就将文化与产业一锅煮——恐怕更多是误读。然而,同样显豁的是,市场即使再发展、再繁荣,阿堵物哪怕堆成喜马拉雅山,也堆不出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贝多芬、雪莱、普希金、拉赫玛尼诺夫、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国学四大导师,堆不出《红楼梦》、《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戏剧》、《堂吉诃德》、《共产党宣言》、《天鹅湖》、《英雄交响曲》、《黄河大合唱》……归根结底,文化是灵魂的翔舞,是精神的欢歌,是生命的悸动,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文化更是立国之魂,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倘若以“非文化”、“伪文化”乃至“反文化”的思路对待文化(产业),则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对文化的眷恋与痴迷,一门心思只想着用“文化”谋求其他“利益”,那么文化怎么可能繁荣发展呢?文化学者黄纪苏的批评深中肯綮:

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这部别具一格的文化名人采访录,是由多位年轻的清华、北大学人一同完成的,而总其成者是黄卫星副教授。

黄卫星,湖北蕲春人,硕士生与博士生阶段均受业于蒋孔阳先生的高足、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权威张玉能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审美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她曾经作为省属重点高中的骨干教师,连续获得省高中语文教师优质课竞赛一等奖、省高中语文教师优秀教案评比一等奖等。受聘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后,又获得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优秀奖,并入选学校首批“青年英才计划”。

二〇一〇年初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来电,举荐江西师范大学一位青年老师来此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黄卫星博士。恰好自己正想再为手头的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物色一名博士后,而且已有预期人选。单从学科背景等条件看,黄博士同国家项目似显疏离,说实话我更多碍于朋友情面,请她一并前来参见面试。结果出乎意料,最初的人选名落孙山,而她得到面试专家的一致认可。入站以来,她更以优异表现证明了大家的判断,仅二〇一一年就发表二十余篇文章,包括《现代传播》、《文化研究》、《新闻学论集》等权威期刊,从而获得当年学院唯一的博士后中期考核优秀成绩。

犹记我们第一次相见,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例行开放时间。当晚,夜雨骤降,水流成河,学院办公室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顶着狂风暴雨,她如约而来,一袭旗袍,优雅娴静,行礼如仪,从容淡定。伴着音响里悠然飘荡的音乐,我们随意聊起下一步的研究设想,擘画着如何同国家项目有机契合。不知不觉间,谈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新中国的文化经典,可从文化建设、文化传播、文化研究多方面展开探讨,而这些方面正是她的学科专长。于是,我们越聊越具体、越深入,思想深处不时迸发着灵感与火花,最后甚至不无挺枪跃马的亢奋,犹如秋高草肥的匈奴铁骑。

两年之后,茫茫沙漠的旅人终于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当初幼芽似的朦胧设想如今一点点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围绕《东方红》研究,这位婉如清扬的江南女子不仅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涉及《清华大学学报》、《对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艺术学院学报》等期刊,更完成两部研究专著,一部是三十余万字的出站报告《新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研究——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例》,纳入我主编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丛书”;另一部就是《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两书珠联璧合,息息相通,前者是系统厚实的理论研究,后者是鲜活丰满的口述文献。而在我看来,后者的参考启发价值或许更为突出,因为正如钱锺书《管锥编》所体现的意味:各路宏大叙事与理论体系迟早都可能化为残垣断瓦,而实实在在的一鳞一爪更具有恒远的意义。

采访录中的人物既是《东方红》的主创人员,又是新中国与新文化的风流人物,从作曲家周巍峙到词作家乔羽,从歌唱家王昆、才旦卓玛、李光曦到舞蹈家欧米加参,从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祖龙到受业于清华大学的茂沅……他们不仅为《东方红》付出自己的艺术心血,而且以一串串经典之作续写了现代文化的华美篇章:《志愿军战歌》、《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情深意长》、《映山红》、《瑶族舞曲》、《北京的金山上》……从这些访谈录里,我们听到看到最多的是、精品、经典、丰碑、里程碑、精气神、激情燃烧、空前绝后等,同时还有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真切感受与朴素思考:

欧米加参:当时参加《东方红》演出的演员,基本各有各的故事。我们经历过旧社会,也经历过新中国,所以有一种直观的生活体验,知道应该怎么表现。当时排练的时候基本上是义务劳动,呵呵,但大家都很开心。记得很清楚的是,总理那个时候作为总导演,对于整个文艺界都是很熟悉的,谁到了谁没到,总理都记得的。演员的精神状态也跟现在很不一样。后来排练的《复兴之路》,取材、灯光、技巧、音乐等技术层面都特别好,但是总感觉在精神状态上现在的演员是体会不到的。比如现在很多演员走穴,我总觉得心里特别扭,因为我最开始就是像走穴一样,到处流浪,到处挣钱,最后成了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新的生活,不再卖艺了。可是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又回去了,只要给钱我就唱,有点像轮回啊,呵呵。现在说文艺工作要这样要那样,我觉得我们当时靠的就是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邓玉华:我挺拥护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艺就要为人民服务。有一段时间批判,说文艺为政治不对。那要看怎么说,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你说是不是政治?这就是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要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你不能避开这个性质,不说为政治服务,不说不等于不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爱祖国,爱中华民族,就相当于你爱你的家,爱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要团结、要友爱,要互相帮助,56个民族大团结,这是不是政治?这都是政治。文艺就要为政治服务。

周巍峙:现在大多数艺术家都奔着钱,给歌星写歌5万、10万,却和人民没有交流。有一篇文章批评演员“请天上飞的下来看看”。很多时候节目只要表演完,演员就马上坐飞机走了。有时候配音都没有配好,他也不管,演出结束后拿了钱就坐飞机走了,因为下一个表演在等着他。

陆祖龙:我觉得现在是国家富了,但艺术团体不行了。除了部队的艺术团体,部队有钱,其它的艺术团体都不行啊,都要倡导产业化、市场化。我爱人本来是北京歌舞团的,但现在变成一个演艺公司了。改制后也搞舞剧,但花了几百万,演不了几场就不演了。为了生存,去跟旅游公司订合同,跑到旅馆和餐厅里去演出。可能我看得片面了。当然也有些剧场本来就是市场化的,有的改革也成功了,就像杂技现在改革了就很好,衣服也很漂亮,演出效益很好。但我觉得文化艺术团体不能全部走向市场化,国家还是应该担负起来。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养着的文艺团体,好的艺术家都是国家养着的,没有说自负盈亏的,文化艺术与市场不能等同。

……

参与此书采访、整理与编辑的几位清华、北大硕士生、博士生多为八零后,他们在走进这些文化名家的世界时,也留下自己的点滴感悟:

学者阎云翔说:“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我想,不仅是农村,我们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这种真空带来的虚无和危险。

(蒋肖斌,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有人问音乐、文学等艺术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穿,更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曾因这样的质问而语塞沉默,听了黄卫星老师与乔羽老师的访谈录音之后,我想试着回答你:有一种美和情怀不是为了有用而存在,那是为了听拍岸的大河浪花、闻两岸稻花香薰、看海上点点白帆,是即便经历波折,依然能够夜奔八千里路、披着云和月为祖国奉献的纯真和激情。

(杨荣荣,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他们一定是很坚定的红色一代,他们一定有毫不动摇的信仰,可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坚定,我无从知晓。直到我看着眼前口齿不怎么清晰但精神依旧矍铄的老艺术家(欧米加参),努力想象着当年流浪卖艺的年轻小伙的模样,我才慢慢消除了心底由来已久的隔膜。听老师讲辗转流浪的生活经历如何凝练成《东方红》中5分钟的藏族舞蹈,讲50年代的艺术家如何到基层演出、一连八个月与百姓同吃同住,才会觉得“艺术创作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杨丽娟,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

本书的文化人身上,焕发着九死未悔的时代精神;采访他们的青年学人身上,透露着薪火相传的精神气息。如今,这种精神传承已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的新动向可堪欣慰。如罗小铭主编的《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收录了多篇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丁云亮的《识字的政治——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张炼红的《“红色经典”的想象政治与“革命中国”的认同困境——以〈沙家浜〉史事演义为个案》、复旦大学中文系倪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张硕果的《1950年代早期上海的电影文化论争与改造——从“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讨论到“文艺整风学习运动”》[博士论文《论上海的社会主义电影(1949-1966)》一节]等,显示了思想文化波涌浪翻的新潮流,就像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阐述:

我们显然不能因为户县农民画与时代政治的这种瓜葛就全盘否定其功绩。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的美术普及教育,使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掌握了绘画的技能,并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

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黄卫星博士及其年轻群体,同样属于这脉文化传承的后起之秀,属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传播的风流人物。伴随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以及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他们的心血也将融入东方红的风云画卷。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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