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著作权交易管理制度的选择

摘要：在数字化转型期，出版社在从事数字出版著作权交易时，究竟应该选择内部转型，直接从事电子书的生产，以降低外部的交易成本，还是透过与数字内容或交易平台合作的方式来参与数字出版，各社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认为，通过对交易成本商低的测量，企业可以找到最适当的交易制度。

关键词：电子书；交易成本；层级管理制度

目前在数字著作权的授权上，因为有作者的信任，多数出版社在取得作者的授权上仍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交易成本在作者与出版社间还不算太高。但是当出版社要代表作者授权给各类数字内容制作或交易平台时，要考虑的因素往往就非常复杂。因此，相较于纸本著作权交易市场的稳定，目前的数字著作权交易市场正充斥着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姆森所提到的造成交易成本高涨的诸多原因，以致交易前后的成本都大为增加。过高的交易成本，造成数字出版著作权交易困难，使得数字出版在欠缺合法数字著作权作品的情况下，至今仍很难迅猛发展。

交易成本决定企业制度

面对这种因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顺利进行市场交易的情形，威廉姆森提出了“组织失灵”框架。威廉姆森（1975）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假设“一开始就有市场的存在”，之后当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加上购买成本大于自行生产成本时就会出现“组织失灵”现象，此时交易对象就会逐步考虑以内部层级管理制度替带外部市场交易。显然，交易成本是以经济组织的效率为主要考虑目标，是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的交易制度。以这个角度观察，当数字著作权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出版社就有可能倾向按照内部层级结构的制度自己生产电子书，如此一来就可以不透过外部市场交易，以内部交易方式使交易成本降低，但生产成本却也会因此而提升。在数字化转型期，“交易成本”正可作为出版社在选择数字著作权交易管理制度时的移转界限。

但交易成本却很难衡量。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放弃了传统的计算边际成本的方法，而是通过以该项交易特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间的比较来估计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并以此为该项交易找出最适合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精确地去求得某项交易的交易成本，而只需要透过比较的方式，确认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高于内部层级管理制度的交易成本，此时交易的管理制度就会改变，倾向由外部转向内部。

交易特性影响交易成本

为了测量交易成本的高低，威廉姆森（1975）首先将交易的特性分为三个部分：资产专属性、交易频次、不确定性。威廉姆森认为根据每项交易特性的不同，交易成本的高低也会不同。因此，以下将先针对电子书的交易特性作出检视。目前市面上由出版社出版的电子书大致可分为三类，各自具有不同的专属性与交易频次（见图1、图2）。

（1）数据库中的数字档案。其档案类型，是将纸本书全文扫描后，再经过OCR的处理，使文字可被检索，之后通过质检去除乱码或格式不符的部分就完成了。这类型电子书的数字化工序相当标准，具有一致性，并不会因为单书内容的特殊属性而做出不同的设计，出版社对数字厂商的授权也多半采用非专属性授权。也就是说此类电子书无论是在内容或制作的专属性上都较低。但在交易的次数上，数据库的销售对象一般为图书馆，对数据库内容数量的要求往往较高，因此交易的次数也最多。

（2）电子书书城中贩售的电子书。这类电子书制作方式与数据库大致相同，但由于面对的是一般消费者，因此对档案的品质和加密要求会较高：有的公司会重新排版，以求档案放大阅读时仍有最佳的视觉品质；对于DRM的加强也会更重视，资产专属性会略高于数据库形式的电子书。但因为销售对象是一般消费大众，品种多为畅销书，故出版时间过久的出版品，其实往往也已经没有出版电子书的必要。因此，交易需求与次数也会略低于数据库形式的电子书。

（3）加值程度较高的动态电子书。如APP电子书等。这种类型的电子书会因为单本书的特性而具有不同的数字加值，基本上是一种改作的过程，需要一本本地制作，资产专用性也相对大增；且因为耗时、耗神，出版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因此交易的次数也会较静态的电子书更低。

所谓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交易过程中受各种风险影响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理性的限制使得人们在面对未来的情况时，往往无法完全事先预测未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常发生交易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所造成。显然，目前相较于纸本，无论是人们对未来数字技术发展认知的有限性，抑或是买卖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机率，都比纸本的著作权交易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各种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认为正是以上交易的三个特性决定了某项资产或某项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促使企业在外部市场交易或是内部层级化管理制度时作出选择。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威廉姆森先介绍了麦克尼尔（Lan R.Macneil，1974）的三种契约类型：古典契约法则（classical contract law）、新古典契约法则（new classical contract law）、关系契约法则（relational contract law），并在假设交易不确定性程度已知的状况下，以交易频次与资产专属性为构面，用交易成本的观点对麦克尼尔所提到的三种契约类型进行解释，还提出交易与制度的最适配置架构，其中每一种制度皆是根据交易的特性所作出的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选择，目的是达到经济效率，也就是最有效的管理。

以下将针对威廉姆森分出的三大类管理制度作出说明。

（1）市场管理制度（market governance）：对应于古典契约（classical contract）。适用于资产类型属于非专属交易（non-specific transactions）及交易资产的专用性较低，且交易频次中高度的交易。

（2）三边管理制度（trilateral governance）：对应于新古典契约（new classical contract）。适用于偶尔发生且交易资产具中等或高度专属性的交易，即非标准化交易，需要第三方仲裁（arbitration）的参与。

（3）交易特属管理制度（transaction-specificgovernance）：对应于关系型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适用于经常发生的交易，并且这些交易资产具有中等或高度交易特质，且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执行。具体有两种管理制度，一是双边管理（bilateral governance），对应于关系契约。双边管理双方的关系紧密，近似于垂直一体化关系，需要的专用性资产投资规模也会较大。其二是单边管理（unified governance）与其对应的是内部组织的雇佣契约，以内部交易代替外部交易，即纵向一体化，以求降低交易成本。适用于资产专用性极高，且交易频次也较高的交易形态。

数字转型期出版社最适合的交易管理制度

应用威廉姆森的管理模式，可以得出未来出版社和数字平台双方可能出现如下的交易管理模式（见表1）：

1 数据库电子文档

在出版社与数字平台间的数字著作权交易关系中，出版社是供应方，数字平台是需求方。经营此类数字产品的数字平台对于著作权需求量大，交易频次较高，且数字化程序标准，又多为非专属授权，资产专属性较低。此时可以古典契约的市场交易管理制度维持双方的关系，在合约内清楚载明双方的权利义务，但现实中却几乎不可能达到信息完全透明，全知全能的理想交易环境其实是不存在的，交易的双方总是握有对方不知道的信息。

且事实上，“交易”能赚的钱就是由双方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目前即便数据库的赢利模式是所有数字化产品中商业模式较稳定的，却依旧有未知的变数存在。现实市场中，透过关系契约建构合作网络，形成双边管理形式，才是常见的情况。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数据库业者，无论是华艺科技、汉珍科技都是采用框架性的关系契约，和出版社取得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双边契约的管理方式来维持两方的合作关系。大陆地区的出版社，虽然在编制和资金实力上都较具优势，但在数据库类型电子书的发展上，以关系契约和固定对象进行合作的恐怕仍是多数，其中自然与该类型电子书的资产专属性低、交易频次高有极大的关系。

2 电子书城的电子书

此类产品对于著作权的需求也是十分庞大，但相较于数据库著作权的交易频次略低，而在资产的内容和制作格式上却相对较具专属性，也会倾向以关系契约使交易双方维持稳定关系。

中国台湾地区鲜鲜文化总经理沈元表示：“如果和对方有相互授权关系，合约就容易谈。如果是固定合作的对象，双方通常并不一本本地签订许可协议，而是签订一个框架性合约，之后有新书就相互授权。如果有新公司找上门来，公司也会尝试性地合作，比如签约时间较短，或是以非专属授权的方式合作。如合作效果不错，就会渐渐变成固定的合作对象，否则就中止合作关系。”很显然，面对不确定因素多的数字环境市场，当交易频次愈来愈高时，借由关系契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行双边管理模式会是大家共同寻求的方式。两岸知名的电子书书城，不论是大陆的当当网或是台湾的联合在线等，和出版社的交易也都是以签订框架性双边合约的方式进行。

3 加值较多的APP动态电子书

APP动态电子书，因为投入成本高、制作时间长，相较于前两种形式电子书的著作权交易频次不是太高，但因为会针对每本书的内容特色特别加值，专属性会较高。面对此类型电子书，交易双方理论上会因为资产专属性强且交易频次不高而倾向采取三边管理的模式。若交易频次偏高，则会倾向内部自制形成单边管理形式，以节省外部的交易成本。

按照目前实际的发展，由出版社提供著作权，技术厂商或平台厂商提供技术，双方共享销售利润的模式已成为市场的主流。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数字出版的盈利市场尚未成熟，出版社即便想自己经营著作权，内聘专人制作电子书，但在内部交易和生产成本垫高之际，若迟迟没有收入，将势必导致企业无法永续经营。因此在数字出版发展初期多半只能先以外部交易的合作方式进行。

面对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台湾小鲁文化选择将著作权需求量最大的数据库型的静态电子书直接交由合作厂商代制、代销。因为交易频次太高，固然可以用框架性合约降低交易成本，但内部生产成本却会大增。因此以中国台湾地区中小型出版社的生产能力而言，面对海量且制程标准化的数字化产品，多半会选择外发制作。交易量较少的静态电子书档，小鲁文化会依照合作的销售平台商的要求格式，内部重新制作档案，提供给平台使用。至于资产专属性较高的动态电子书，小鲁则选择自己经营数字著作权，但将工作细分外包。这主要是小鲁文化对电子书品质的要求标准很高。该社总编辑陈雨岚表示：“小鲁会自己执行发包工作，而不是交给数字平台厂商去处理，因为唯有这样的做法编辑才能掌握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质量。”显然企业是否会选择单边管理的模式，除了交易产品的特性和交易频次这些因素，也会受到个别公司主观的经营理念引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目前出版社的数字化方案更多采用的可能是类似小鲁文化这样——根据不同交易特性，实行自制与外发并行的混合管理制度。

内部管理成本不容忽略

对于威廉姆森的交易管理制度分类法，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88）却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威廉姆森将决定自制和外购的界限以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高低来划分是不合理的，因为若延续新经济制度学创始人科斯对交易成本的想法，组织内部的成本有生产成本还有管理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是为避免内部团队在生产过程中有偷懒的行为出现。此外还有团队管理的问题，如选择以公司内部团体来自制产品时，就需进行相关的职业训练和知识管理等，但这些成本在威廉姆森所提的交易成本理论中是看不见的，威廉姆森的交易管理，仅局限于组织间层次的探讨，并没有对组织内的交易执行的管理工作有更深的分析。约翰逊和梅克林（Michael C.Jensen and Mec！ding William H.1976）也认为企业内部也有交易成本，也就是成本。成本是指委托人为防止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对人的严格监督来限制人的行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当企业因为外部的交易成本太高，想要转向内制时，要考虑的是企业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和仍低于对外交易成本及管理交易的管理成本，否则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交易依旧会在市场上进行（见图3）。

整体看来，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资产专属性中度、交易量较大的静态电子书著作权的交易在管理结构上会倾向双边管理的形态，以关系契约的方式建立合作网络；而资产专属性较高的高加值电子书则有可能会倾向单边管理，即以企业内制的方式生产，但是如果企业内制的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大过交易成本，交易就仍会在企业外部进行。另一方面，如果与获得数字著作授权和授予著作权的单一对象交易频次都不高时，出版社就会透过第三方著作权人协助交易，目的是促进交易的频次，即降低交易的风险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