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反思

袁金华，1936年生，江苏丹阳人，1951年考入镇江师范学校，受到吴调公、蒋逸雪等名师教诲，毕业后保送江苏省教育学院中文专修科学习，1956年分配到南师附中任语文教师，1960年任语文教研组长，1965年任教务处副主任，1972年起历任南师附中副校长、南京二申、南京八中校长，1983年底调江苏省教育厅任中等教育处处长，省教委普通教育局副局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曾任江苏省申语会常务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全国中语会理事。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江苏教育》《人民教育》等刊物10多篇，编写著作有《课堂教学论》《情系课堂》《作文絮话》等。

我当过二十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后来做教育行政、教育科研工作，也还是坚持争取时间到课堂听听语文课，参加一些语文教研活动，可以说我这一生做的最多的事是语文教学，最不满意的事还是语文教学。几十年来语文教学的改革似乎没有停过步，学生的语文学习书籍也没有减过负，然而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却并不令人满意，青少年语文水平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好像至今都没有找到叫人信服的答案。

中小学的语文学科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课程，是人的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基石，这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然而，就是这样一门为青少年素质奠基的课程，由于种种因素而困扰了我们几十年，至今也尚未找到真正的出路。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语文教师，我常常就自己的从教经历在反思，并把一些心得记录下来。供语文教师和语文研究专家们作参考。

一、语文学科的功能研究是什么?

国家为中小学设置课程，总是有目的有要求的，为何别的学科都比较容易理解，能一目了然，偏偏碰到语文就乱套了。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发生过几场全国性的大争论，即语文学科的“文道之争”“工具之争”等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一切都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语文也就成了要坚持“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个“文艺方针”的学科。语文课上政治说教泛滥，空洞分析连篇，再加上当时苏联的文学理论被奉为经典，所谓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概念也牵扯进了“语文教学参考书”，这样的语文教学怎么能不乱套呢?直到十年，一些地方干脆把语文课和政治课合并，另起名称叫“政文课”，结果是学生的语文质量急剧下降，以致到恢复高考之后，由于学生的语文水平低下，大学不得不加设语文课来补救。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广大语文教师经历拨乱反正，意气风发地迎接语文教学的春天，然而这个春天似乎很短暂，在高考、中考这一系列考试指挥棒的重压之下，语文教学似乎又迷失了方向，语文在考试的战车上为分数而狂奔。结果呢?仍然是学生语文素质下降，学生写不好字，写错别字。中学生写不好信，大学生不会记听课笔记，研究生写的论文连导师都看不懂等等。总之，社会对中学生的语文教学仍然很不满意。

如果以1980年为轴心划个线，大致上是前30年语文教学受政治原因的干扰，后30年又受考试重压的干扰，使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备受摧残，这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间虽不乏志士仁人挥臂高呼，励志改革，然而收效甚微。语文教学的改革一直是悲壮中前行。在上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中也曾经展现过改革成就的曙光，但时间是短暂的。

每当回顾这一段历程，我常常在想，现在政治清明，让人窒息的门窗早已打开，至于考试的压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考试也会逐步走上规范，形成与教学的良性互动。说到底，这些都是语文教学的外部因素，就语文教学自身来看是不是存在着问题呢?我认为不仅存在，而且很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找准语文学科功能的定位，恐怕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教中小学生学语文是为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然而我们都被种种因素所困扰，把教学目标泛化了，使语文的核心任务缺失了，形成了功能性错位。我们承认，语文以文章为媒体来教学，而文章是有内容有思想的，是“血肉之躯”，但是学生学语文除了受内容的熏陶、感染，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表情达意的语言文字上，这里内容与表现内容的语言文字谁是教学的主体呢?当然是后者，不能主次颠倒。就文章的内容而言。学生的理解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常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甚至心境的变化都会不断深化，而如何谴词造句、如何表情达意等这些语文的根基却是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认真领会，直至奠定基础的。

我还在想，现在的一些语文教学大纲，或者语文教学纲要，在阐述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时，常常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复杂化，甚至把它说玄了，说泛了，让教师看了、听了，反而糊涂了。为什么不简明一些呢?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任务就应该是：让我们的学生会识字、勤写字；让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让学生们开口会讲话、提笔能写作。这就是语文的目标，至于各学段、各年级的要求都是从这个大目标引发出来的。

这几十年围绕着语文教学的性质任务争争吵吵，现在应该冷静下来思考总结，把语文的功能搞明晰，既不要被政治迷惑方向，也不要被考试捆住手脚。就各类考试来说，只要学生具备语文的基本功夫，就不应该受考试的制约，何况考试也在改革，也要力求符合教学实际、推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呢?

二、语文教材的内容应该怎样确定?

教材是教学之本，好的教材不仅学生喜爱，教师更喜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名师如叶圣陶、朱自清、夏丐尊等都自编或自选材料，培育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今天国家也提倡“一纲多本”，提倡教材的多样化，这实在是一大进步。

现行的教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以文章为主体来编制的，依据语文教学的目的要求选择课文，再把课文或按文体、或按内容编制成单元，由浅入深，步步提高，把文章的思想内容表达方式以及语言知识纵横交织到一起，这是一项综合工程。可以说编教材难，把握好教材更难。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学的主体任务是识字，按教学目标应该掌握3000常用汉字(一说是2700常用字)、这项任务都分散在课文之中，必须一课一课落实到位，这就很不容易，既要激发学生读课文的兴趣，又要把字、词落到实处，不能偏废。记得到日本小学去听课，看到教师指导学生认字、写字的严格情景，真叫人敬佩，学生写字时按偏旁笔画、一丝不苟的态度也让人感叹。学生升入初中识字量要增大，词汇量要扩充，作文的要求在提升，如何才能在教材中体现出来，让学生从中吸取营养呢?我一直认为。小学到初中是学生语文学习的奠基时期，人的一生的语文基础都要在这九年里打好，所谓字、词、句、章等基础知识，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都要通过九年的学习和训练，形成一个公民必须具备的语文素养。所以我们的教材就要围绕这个目标来编制。

至于到高中阶段，语文教学应该有所变化。高中是语文学习的提升和扩展阶段。高中学生的心志在升华，知识面在展开，思辨能力在提高，语文学习的

视野应更加开阔，需要帮助他们在文字的锤炼、文化的传承和语言的比较上下一番工夫。

在我的从教生涯中，曾经经历过一段语文教学的大变革时期，1956到1958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学的语文课改成“文学”和“汉语”两门相辅相成的学科，初中“文学”课本以中外优秀现代文为主体，高中“文学”课本则按中国文学史的体系从《诗经》到明清小说中的精品编选而成，汉语则从初中到高中按汉语拼音、词类词性、语法、修辞、语言逻辑等贯通编成。据说这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这项语文课程的大改革，大概实行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便戛然停止了，至今也不知道是何原因。然而它留给语文界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据我所知，那两年里学校语文学习的气氛非常浓厚。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直到现在一些当年的学生来看望我，也常常会感谢教师给他们在语言文字上打下的基础。这段短暂的“文学”“汉语”分设的语文教材改革，经常让我想到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高中学生应该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学史知识，知道祖国文化的发展传承脉络，要学习一些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品，了解这些作者的时代背景，因为文化是积累起来的民族和历史的记忆，我们应该通过教学来唤醒学生对祖国文化的记忆，从而奠定学生的文化素质，这是我们语文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总觉得长时间以来，在高中阶段我们语文课本中“文言”所占的比重偏低，应该超过课文总量的一半，甚至可以达到总量的三分之二。一部《古文观止》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史，里面很多经典名文，至今还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辉。为什么不多选些给学生读呢?

高中学生还要懂得一些语法、修辞的知识，不能因为“繁琐”就取消，其实学生学外语不是一直在贯穿着学语法吗?繁琐可以简化，枯燥也可以变成有趣，关键在教学得法。我们总要让学生了解一些汉字形成的源流吧，总要知道我国汉代有一部《说文解字》吧，构造汉字的“六书”总应该懂得一点吧，至于浅近的语法、修辞常识更是要掌握一些，不然在今后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悲哀。

我还耍斗胆地说一句：不妨让高中生接触一下繁体字。文字改革50多年了，我们现在的学生接触的是简化字，基本不识繁体字，而港澳、台湾以及其他海外华人都使用繁体字，文字的隔阂可想而知，更主要的是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都是繁体字，真正成了现代学生的“天书”。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想不妨在高中阶段搞一本常用汉字的“简繁对照”，就像小字典一样，让学生接触对照，或者把三批简化字表都印发给学生，让学生了解辨别。

三、为什么语文教师逐渐缺少了个性风采?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南师附中当语文教师的时候，总觉得当时语文组的一批老教师几乎人人身怀绝技。像老组长方毅侯毕业于北京大学，师承刘师培、黄季刚，博学多才，课堂上旁征博引，鞭辟人里，把一篇篇文言文和鲁迅作品都教活了。又如毕业于中央大学的高鸿奎老师擅长古今汉语。他在教学中常常抓住几个关键字词把整篇课文盘活了。再像毕业于南高师的欧济甫老师擅长古代散文，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季廉方老师对音韵、诗词有深厚的功底，所以他们的教学常常能凭借自己的专长实力把学生引入语文学习的欢乐境界。每当想起这些前辈老师们的语文教学，总会让人产生敬佩之情，总会感到我们今天的教学正在失去当年的繁华。不要看我们今天的语文课堂上也会出现热热闹闹的场景，也会有条分理析的讲解，但总觉得缺乏厚实的基础，缺少厚实的力度，能留给学生回味的东西少了，让学生终身受用的东西更少了，似乎如今的语文教学“含金量”不足。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我认为主要是这几十年来从上到下用一些所谓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把教师的手脚捆住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小学校全面推广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语文课也必须按凯洛夫的“五个环节”组织教学，一节课必须分五段，缺一段就不够完整，真是十足的肢解课堂，形式主义泛滥，加上学习苏联专家的“《红领巾》教学法”，把课文编织成若干问题，从头到尾，看起来课堂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学生收获甚微。在语文课堂上文章的诵读少了，字词的训练少了，教师的讲解更少了。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可想而知。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课堂教学理应充满生机活力，只有当教师的个性智慧在课堂上得到充分的展现，课堂才会呈现生命的活力，学生才能释疑解惑，形成良性的教学互动。如果把课堂教学机械地搞成公式，或者说搞成“模式”，这不仅是摧毁了课堂，更是摧毁了教师的聪明才智，直接受害的更是学生。至于现在不少教师在围绕着考试指挥棒施教，把课堂搞成迎考操练课，如果这种教学会产生一点押题命中的效果的话，那设想考完以后呢?学生又能获得多少东西而终身受益呢?这种近视短见的教学行为，在教师的良知上是通不过的。

俗话说教无定法，我认为所有的教学方法都是因人而变，因教学内容而变，而最根本的又在于教师本人的学识、情操和智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求搞启发式反对“满堂灌”，当然教学应该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启发学生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和教师的讲解对立起来。现在听语文课已经很少能听到教师的精彩讲解了，似乎教师讲得多一些便成了“满堂灌”，“满堂灌”成了紧箍，把教师的才智都束缚起来，还谈什么教学的个风采呢?记得过去的一些名教师的讲课能让人记住一辈子，终身不忘，学生能在教师精彩的讲述中开启求知的大门，在教师的朗声诵读中得到陶冶激励，教师的价值也在这个时候，在学生的心目中呈现。当年金陵中学(原南京第十中学)有一位宋家琪老师，在南京语文界声誉很高，他一直坚持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他那浑厚的嗓音。渊博的学识，睿智的眼光，满怀激情的讲述，感染过当年的多少学生和教师啊!直到现在一些人提到他都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称他是南京的一代名师。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倡语文教师都来搞满堂讲解，讲解是一种教学方式，只是根据需要而定，任何好的教学方法都是应该由教师依据教学需要和自己的特点来选择。但愿我们的语文教师能在教学中摆脱禁锢，展现教师的个性风采、激发学生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