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生卒年考

摘要: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因子产之生卒年月文献阙如,故只能依据点滴史料对子产之生卒年作大概之推测,经考证推测子产大约生于公元前581年,卒于公元前522年,在世约五十九载,在郑国执政达二十余年。

关键词:春秋;子产;生年;卒年;考证

中图分类号:K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14-02

子产是春秋晚期郑国人,历经郑成公、郑僖公、郑简公和郑定公四世。子产名侨,因其祖父为郑穆公而名公孙侨,又因其父是子国而名国侨,子产是其字,他还有一个字是子美,死后被谥为成子。因子产之生卒年月文献阙如,故而只能据点滴史料作大概之推测。

一、子产之生年考

论者对子产生年所作的推断,均是依据《左传》襄公八年中的记载:郑国为讨好晋国,派出子国与子耳带兵攻打楚国的盟国――蔡国,取得不错的战果,俘获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为此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唯独子产说什么讨伐蔡国是错误的,从此四五年内郑国就没有太平日子过了。他的父亲子国听着很不舒服,破口大骂:“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时为鲁襄公八年,即公元前565年,也就是说当时之子产还是父亲眼中的“童子”。论者据此得出三种不同的结论:其一,当时的子产为14岁左右,李慎仪先生指出:“古制‘十五而冠’,未及冠称‘童子’,当在十四岁左右。”[1]其二,子产此时18岁,任访秋先生推测说:“当时子产尚未及冠。可是年纪也不会太小,姑且定这年为十八岁。”[2]其三,子产时年19岁,持此观点的专家认为:“按古代15岁到19岁之间都是童年”,故而“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3]上述诸说论证过于简略,似有不妥之处。案,《诗经・芄兰》中有“童子佩”句,孔颖达疏云:“童者,未成人之称,年十九以下皆是也。”[4]孔疏认为年十九以下皆可称童子,但据此认定子产在鲁襄公八年时即是十八九岁的想法未免草率。冠礼是由童子变为成人之礼,先秦时期,不同身份之人举行冠礼的年龄是不同的。《左传》襄公九年载鲁襄公送别晋悼公时,晋悼公问起鲁襄公的年纪,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悼公便说:“十二年矣,……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孔颖达疏云:“案此《传》文则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则十二加冠,亲迎于渭,用天子礼,则天子十二冠也。《晋语》柯陵会赵武冠,见范文子,冠时年十六、七,则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则二十而冠,故《曲礼》云‘二十曰弱冠’是也。”[5]可见,先秦之际,天子和诸侯举行冠礼时是在12岁[6],卿大夫是在16岁,士及庶人为20岁。因此,孔颖达疏《诗经・兰》所说的童子“年十九以下皆是也”,只是个笼统的说法,这个“年十九以下”包括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各阶层之人身为童子时的年龄。子产出生于卿大夫,在鲁襄公八年时他是否已及冠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判断子产的生年就相对容易。如果子产举行了冠礼,那么时年便有16岁;如果没有的话,就应该在十五岁左右。子产在当时似已及冠,不再是童子。杨皑撰文指出:“其父在此称他为童子,这恐怕只是父辈训教儿辈时所用的口吻,并非此时子产真是童子。”[6]此言甚是。众所周知,儿子在父母眼里总是小孩,自古皆然,试举一例:《国语・晋语六》记载晋楚鄢之战时,楚军趁着晋军没有防备抢先摆开阵势,晋军将领急忙商量对策。范献计说只要晋军填埋井、铲平灶,以示必死的决心,就可以迫使楚军退兵。范因为年纪太轻没轮到他说话就抢着发言的举动,招来其父的恼怒,他一边拿着戈追击范,一边教训道:“国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奸也,必为戮。”那时范的身份是公族大夫,虽被其父称作“童子”,然而,他能从军打仗、有权参与谋划大事,说明应是成人,或者至少该接近成人,年龄在十五六岁。子产的情形似应跟范的情况差不多,考虑到子产能看出郑国侵蔡获胜的后果,并且还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应该是成人,不可能是14岁左右,所以推测在鲁襄公八年时子产为16岁左右。鉴于此,将子产之生年暂且定为公元前581年。

二、子产之卒年考

子产之卒年有两种说法,一为《左传》所言的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是《史记・郑世家》所载之郑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二者相距26年。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史记・郑世家》所载与《史记・循吏列传》所记“(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相矛盾。的确,假如子产死于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的话,如果从子产于鲁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为卿算起,至鲁昭公二十年,则子产执政为三十二年;若以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子产当国算起,到鲁昭公二十年,则子产执政为21年。假如子产死于郑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那么子产从鲁襄公十九年为卿到郑声公五年是58年,子产于鲁襄公三十年当国至郑声公五年为47年。相比之下,《左传》记载的子产卒年更为接近“治郑二十六年而死”的说法。但是,为什么司马迁会在《史记》中出现如此的挂漏?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如郑克堂先生云:“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及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乃执政驷颛卒,史迁误驷颛为子产也。”[7]钱穆先生指出,这是后人的随意增减所致。他说:“余谓《史记》及孔子事,多后人妄羼之笔。如此文理灭裂,显非史迁本真。……今试问子产之卒,何以误在声公之五年乎?曰妄者误以是年为孔子过郑之年,因书子产之卒于是年。曰:《年表》孔子过宋在郑声公九年,何以过郑又误在五年?曰:此据孔子过匡而误。孔子过匡本在长垣,为卫邑,而误者以为在扶沟,为郑邑。因以孔子之过匡为过郑。遂误谓孔子适郑都,因有独立郭东门与弟子相失之事。因又有交子产之说。而孔子畏匡,则在鲁哀十四年,即郑声公五年。遂误谓孔子是年过郑,又误为子产以是年卒也。”[8]案,司马迁作为一代良史,出现如此挂漏有可能是其诸说兼收之结果,既非其失误,亦似非后人妄羼之笔。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经说自己写《史记》时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太史公自序》中又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因此他极可能受到战国诸家之说的影响而得出这一结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清人梁玉绳即指出:“此盖战国时诬说,《史》漫述之。其始出于《庄子・天运篇》以干七十二君为孔子谓老聃语,……《吕氏春秋・遇合篇》曰:‘孔子周流海内,所见八十余君’,其数且过七十二矣,然乎哉!”[9]战国之际有子产杀邓析的说法,如《荀子・宥坐》云:“子产诛邓析、史付”,又如《吕氏春秋・离谓》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然而案《左传》郑声公五年乃鲁定公十四年,那时的郑国执政是驷颛,考之《左传》定公九年上面写着“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战国时人可能误将驷颛当作子产,司马迁在搞不清的情况下,本着对历史负责之精神,诸说皆收。一般说来距子产年代不远的史料应当更为可信,故而子产之卒年当以鲁昭公二十年为宜。

综上所考,推测子产大约生于公元前581年,卒于公元前522年,在世约59个春秋,在郑国执政达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