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

时间:2022-08-03 07:55:35

浅谈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

从国内外史学动向观察,有关明清史再认识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被提出。特别是欧美“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崛起,意欲颠覆中西历史评估的传统“标准”,使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避,而达成共识的难度也较以前大为增加。另外,“唐宋社会变革论”最近在我国唐宋史界再次引起热烈讨论,如何与明清历史承连,亦将引起学者关注,逐渐变成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全局研讨。这是一次极好的机遇。长期积累起来的,方方面面的微观研究,确实需要有一种全局性的整合,以便为考察前此中国的“总体”状态创造学术实践的平台。明清史再认识也只有在

这种学术情景下,才会有新的境界出现。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

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

笔者以为,由于各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笔者以为,至少从北宋以来,中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商业货币收益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然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赖于农业,与经济的态势不完全对称。回到中国宋至明清,这里有一种历史情节不能忽略:无论农业、工商,税外的负担都很重,严重的是法外的负担。其间中央财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费用又严重不足,像是个死结。这就造成工商业者被各级政府用各种形式剥夺的收益率非常之高。这并非用指斥“腐败”二字就能完全了断的。笔者最近一直在着重搜索和阅读县一级政府的运行实录,看来这方面的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这样的不断追究下去,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以及这种体制的制度运作成本太高的问题,就会凸显在人们的眼前。

参考文献:

1、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2、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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