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突围路

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意义深远同时也充满挑战的任务，要认真总结60多年农村普惠金融的经验和教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加快构建稳定长效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对于促进金融公平、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产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当前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艰巨任务，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依然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发挥不同机构间的协同效应、统筹解决，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普惠金融面临四大挑战

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艰巨任务，随着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互联网金融、混业金融和民营金融的渗透延展，农村普惠金融面临冲击和挑战，普惠覆盖面和财务可持续面临很多难题，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普惠金融向纵深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本较高。吉林省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资金需求量大，金融资源不足，民间借贷盛行，县域缺乏融资担保，微企缺乏有效抵押，财政缺乏贴补能力，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没有吸引力，进而造成县域资金外流“失血”，加剧金融资源在城乡配置间的失衡。“业务散、成本高、风险大、利润薄”是普惠金融的显著特征。加之农村金融基础弱，金融网点覆盖少，缺乏配套改革措施，新型金融机构离农脱农倾向明显，玻璃门效应和“抽瘦补肥”现象突出，县域经济活力不足。唯有农信社坚守农村市场，机构网点覆盖城乡，服务触角延伸村屯，但网点服务全覆盖换来的是风险高企、负重经营，交易成本、管理成本、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基层网点中还有20%左右处于亏损状态，收益不足以覆盖风险甚至“贴钱支农”，与资金和人力投入不相匹配。农信社虽为商业性金融机构，事实上却承担着政策性支农和金融扶贫任务。成本压力阻碍了农信社盈利能力的提高，建立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商业模式迫在眉睫。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亟待完善。受体制、产业、担保、市场及政策环境影响，吉林省农村信用环境普遍低于城市，这是导致“三农”贷款难、风险大的重要因素。加之农村要素市场不健全、征信管理体系不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匹配，“三农”资金的多层次、大额化资金需求难以满足。同时，还存在客户信息不对称、失信惩罚力度不够、债务人财产转移等问题，普惠金融环境和融资担保机制亟待改善。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农户经营规模偏小与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矛盾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亟需加快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竞争服务格局建设。

三是农村金融主体面临风险较多。由于商业银行不愿下乡，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中小金融就成为了支农扶微的主力。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袭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面临的风险也逐渐增多。原本可以在国家利率管制这一“保护伞”下平稳生存的农村金融机构，被推上了银行业价格和非价格竞争的风口浪尖，在资产规模、议价能力、产品服务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小银行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尤其是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信社，在业务准入和体制规范上还有着诸多限制，这将进一步降低农信社的竞争能力，增加风险系数。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导致一方面“存款搬家”增加流动性风险，一方面推升成本降低竞争能力，双向压力加剧同业竞争风险、短期激进风险、管理滞后风险，进而造成经营亏损、信用缺失或机构退出，这将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雪上加霜，对践行普惠金融望而却步。国家应给予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政策缓冲期和适应保护期。

四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不足。近几年国家针对“三农”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中央财政着力找准财政与金融的结合点，给予农村金融一定的财税、货币、监管政策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比如：专项票据、定向降准、营业税减征、贷款增量奖励等正向激励政策，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农村，反哺“三农”。但对产粮大省农信社的政策协调机制、风险补偿机制、奖励补贴机制及支农税收政策，缺乏长期系统的政策扶持，特别是对高风险社的职工养老统筹、定向费用补贴、专项资本工具和呆账核销等方面没有优惠政策，严重削弱农信社为小微企业、农户等弱势群体服务的能力。由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以及未来“三农”市场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来自政府、央行、监管和社会的更多支持，形成合力，系统推进。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六点对策

构建起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认真总结60多年农村普惠金融的经验和教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

一是构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体系。普惠金融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强调一种社会道义和公平，关系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关系到贫困家庭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关系到农民奔小康和农村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发展普惠金融，事关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事关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它为社会各阶层群体享受现代金融服务提供了良好契机，让金融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必须深化金融同业合作，履行金融社会责任，主动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二是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的机构体系。着力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竞争有序、合作共赢、包容性强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是政策性银行重点支持农村开发性普惠金融。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综合开发、生态环境建设等普惠金融加大投入。二是农信社重点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农信社在农村市场推广普惠金融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要继续培育农信社（农商行）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立足县域，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重点支持传统金融体系无法覆盖的小微企业，支持农村工商户和创业者，支持资金需求活跃的农户及贫困农户，更好地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三是商业性银行重点支持产业链金融和社区金融。要发挥股份制银行科技、专业、资金和圈链融资优势，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功能，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县域产业集聚、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等重点项目建设，城商行重点支持小区小微金融发展和城市社区银行业务。四是保险担保公司重点支持保障普惠金融。完善政策性存款保险、农业保险、信用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有效补偿和分担“三农”金融服务风险，为各金融机构放心服务、安全经营提供风险保障。五是探索建立“三位一体”的大农协体系完善普惠金融。通过探索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形成“大农协”组织，提升普惠金融的渗透力和活跃性，实现普惠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使普惠金融的相关机制得到完善。

三是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混业经营体系。要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为切入点，分类推进省县两级联社市场化、股份制产权改革。积极稳妥推进省联社改革，通过股权链接模式组建省级农村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小银行、大平台”的集团管理模式。整体推进普惠金融机构从做大向做强、做优、做特色转型，更好地为区域普惠金融服务。坚持多种产权组织形式并存，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或民营资本，推进县级联社产权改革和并购重组，用市场化手段消化历史包袱，不断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解决其他金融机构不愿下乡的问题。

四是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的渠道体系。要建立物理网点、自助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等相互补充、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特别是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实现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服务效率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良好的服务。要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金融服务。

五是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完善在财政、税务、货币、监管等方面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配套的担保、征信机制，全面系统地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在财政上，参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给予存量贷款定向费用补贴、增量贷款奖励，建立普惠金融贷款财政贴息机制，对政策性支农给予相应补助。取消财政资金存款歧视政策。在税收上，对涉农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对普惠金融机构给予所得税返还或股金分红减免税政策。在财政资金支持、风险拨备提取、呆坏账核销、定向降准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设立农村金融普惠服务基金，强制所有金融机构按一定比例缴纳费用，引导补贴金融机构到贫困地区开展服务。建立支农风险补偿基金制度，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保驾护航。

六是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的法律制度体系。要尽快研究制定普惠金融推广的相关法律，为农村普惠金融提供法律支持，引导更多的金融机构服务“三农”。一是健全普惠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从监管主体、市场准入、业务运行、市场退出四个方面调整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在不同市场阶段的行为，从而对其业务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层监管模式。加快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加强普惠金融战略规划，切实理顺新型金融和非银机构管理体制，加快形成创新监管和防范风险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三是建议重新修订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要使农民财产性权利抵押有法可依，明确普惠金融监管政策和发展路径及模式，打造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