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的校记处理艺术

摘 要： 晚清民国词籍校勘者对校记处理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即集中以校勘记的形式，在每一家词集卷末出现；将校记置于词行间；将校记置于每首词后；校记内容于案语中体现；以校勘记专书形式；以札记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以及综合运用校记形式。体现出校勘者校记处理的艺术性。

关键词： 晚清民国 词籍校勘 校记 处理艺术

校记为词籍校勘成果的重要表达方式，可以准确、扼要地把校勘内容表达出来，以便利于阅读者。校记好坏是词籍校勘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晚清民国词籍校勘者对校记处理采取多种方式，体现出校勘者校记处理的艺术性。

一、集中以校勘记的形式，在每一家词集卷末出现

王国维《南唐二主词校勘记》，王鹏运、朱祖谋合校《梦窗甲乙丙丁稿》，朱祖谋《疆村丛书》大部分校记，疆村老人手校足本《云谣集杂曲子校记》，吴昌绶、陶湘辑《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如式刊刻宋人罗泌所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校记》，易大厂校编北宋三家词，多在每家词集卷末集中以校勘记形式出校。王氏《南唐二主词校勘记》置于《南唐二主词》及《补遗》卷末，对三十二阕词撰有校记。依据《全唐诗》、《历代诗余》、《花间集》、《阳春集》、《尊前集》、《花草粹编》等词籍资料，校列异文，并间有是非判断或提出校疑，如校第二十四阕《阮郎归》：此阕别见《阳春集》、《六一词》，唯《草堂》题后主作。［1］P14

朱祖谋《疆村丛书》校记多以卷末出校的方式，依统计，其卷末出校共三十九家，占到《疆村丛书》总校数的百分之八十三，且校记具体完备。朱祖谋此类校记主要校勘以下内容：对伦敦本、巴黎本等版本作比较，校列异文，吸纳时人如董康、龙沐勋、况周颐、杨铁夫等人的校勘成果，并做出判断或提出疑问。

王、朱二氏共校的《梦窗甲乙丙丁稿》，主要以卷末集中撰校勘记的形式，间亦有句下出校，“是刻据二本对勘，参以诸家总集，凡讹字之确有可据者皆一一为之是正，若‘向’误‘丙’，‘梅’误‘悔’之类，必胪举原文，则亥豕纵横，触目生厌，故卷中不复标明，另为劄记坿后，以备参考。”［2］P887王氏在《梦窗甲乙丙丁稿述例》里概述了其出校原则、范式。对讹误能校改者或存疑者，列于卷末校勘记。王鹏运与朱祖谋校勘梦窗四稿，最初是随手于底本校处出校，至写定刊刻之时，朱氏将校记排列附于卷末。王鹏运撰有《校勘梦窗词劄记跋》。校记条目清楚，既有异文校列，也有校者的创见，纠正毛刻和杜刻讹舛良多，是阅读、研究梦窗词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二、将校记置于词行间

将校记置于词行间，赵万里编《校辑宋金元人词》，周泳先编《唐宋金元词钩沈》，朱祖谋《疆村丛书》部分词籍校勘，《四印斋所刻词》校记，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等词籍，都有这种特点。朱祖谋在《宋徽宗词》、《张子野词》、《箫台公余词》、《舒艺室余笔》、《东坡乐府》等的校勘实践中，采用词行间出校方式。据王鹏运跋言，校字主要由况周颐完成，《四印斋所刻词》仅以“别作”言之，所用版本不详。校记杂于词中，条数较少。

赵万里编《校辑宋金元人词》，将校记置于词行间，以小字体辨之，校记繁多，以校异文为主，亦涉是非判断；对词牌、词题多列校记，随词牌或词题出校；对所涉版本均详为列出，位置于每首词词末。赵氏校注甚详，既有校列异文，也有校是非。周泳先多仿效赵万里词籍校编体例，其校记形式亦同赵氏所校。

吴昌绶、陶湘辑《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旨为保存原版面貌，故刊刻一任原样，校记亦有置于词行间。吴、陶氏意在存真，只列原校异文，不定是非。

三、将校记置于每首词后

杜文澜、朱祖谋、陈匪石等人的词籍校勘，或列异文，或做出是非判辨。陈匪石编著《宋词举》，虽不以校勘为重点，但其编排体例是“校记”、“考律”、“论词”三者并有，每首词后先列“校记”，从不同版本校异，做出自己的校勘判断。

有的几乎每首词都有校记，如杜氏校注、朱氏校记。清杜文澜等校注清万树编著《词律》，所校宋刘过《四犯翦梅花》（93字）：万氏按，此调为改之所创，采各曲句合成，前后各四段，故曰“四犯”。

朱氏对《梦窗词集》词的大规模勘校，有对词牌、宫调的校勘，有对字、词的校勘，勘校细致而全面，这在朱氏校勘中是很特别的，体现出校者的校勘理念和审美旨趣。如朱校宋《玉漏迟》，于该阕后出校校韵复：浮空，张廷璋藏明钞南词本“空”作“云”，毛本同，与上“碧云”字复，从《铁网珊瑚》。朱氏词学梦窗，自然对梦窗词集情有独钟，故在校勘中倾注大量的心血，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朱祖谋编校《疆村丛书》，除极少数词集与人合校外，如《云谣集杂曲子》由龙榆生、杨铁夫参校，《天下同文》有吴昌绶参校，其他基本由朱氏一手而为，校记大都详细而可信。

朱祖谋于东坡词发凡起例，校勘精详，笺释密细，其校《东坡乐府》，将校记置于词后。既有对一般字词讹误的纠正，也有对误收之词甄别，当然校者花精力最多的在于考证，对词中涉及名物予以校笺。

四、校记内容于案语中体现

唐圭璋校编《全宋词》（初版）共二十册，1940年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其校勘记未专门列出，多于卷末案语里集中予以说明。其所撰案语在功用上相当于词跋，对校勘底本和校本予以说明，比较版本优劣，对卷中讹误斠正，后者又是案语重心所在。

初版《全宋词》有大量跋语，几乎每家词人词集后都有校者案，具有重要的校勘、版本研究价值。校编者将校记内容融入案语之中，如《演山词案》［3］。唐圭璋案语中交代了所校黄裳词，以清江标编《演山先生词》二卷为底本，以四库本《演山先生文集》作校本，校得底本讹舛数处并加諟正。原刻讹误在两个方面：①字误，如“犹”、“尤”，“霖”、“霜”，“乌”、“鸟”；②脱字，如脱“个”、“辛”、“丈”。限于版本，所校可能未尽，“此外仍有讹脱，则无从校正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校勘学风。

朱祖谋词跋重在版本源流考述，交代与词籍校勘有关的人和事，而唐圭璋卷后案语除了简要介绍校勘所用版本外，重点在校勘内容阐述。两者虽侧重点稍有不同，但都是词籍阅读、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相较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唐圭璋案语更贴近词籍校勘实践。

五、以校勘记专书形式

朱居易校辑《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校记汇为一书，刊印于世。“感毛刻之多疏舛，欲整治之使无疵颣，兼以见诸家钞刻之异同善否，遂发箧为勘误一书，钩考综贯，以存作者之真，而匡汲古之谬。”朱氏就明代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词中的讹夺，依据其他词籍版本，予以补正。其用词籍有毛斧季手校六十家词稿本，吴氏双照楼、陶氏涉园合刻景宋本，“四印斋”所刻词，《疆村丛书》，等等，对所依宋元旧椠，如有讹误，朱居易又用其他词集互勘，并在校记内容前加“按”字区别。

朱居易勘误编排体例，首先是词人词集及校勘所据词籍版本，然后是正文，词题下校列异文，并间有校者是非判断，如韩玉《东浦词》，据涉园影汲古阁钞本校。

朱居易校勘以校异为主，罗列各本差异，时有校者按语，对讹误諟正。勘误条理清晰，内容简洁，少有过多的论述，客观真实地展示勘校概貌。“其为毛氏之功臣则无疑”（叶恭绰序语）。校记以专书形式出版，这在晚清民国词籍校勘史上实属唯一。

六．以札记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

王国维词籍校勘，还有一种校记形式就是后人抄录其校记，以札记形式发表于学术刊物，如上虞罗庄抄录王国维《人间校词札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一号。该札记收录王国维校勘《乐章集》、《山谷词》校记，有录者罗庄小序、小跋数则。

此外，还有综合运用校记形式的，如朱祖谋的《疆村丛书》校记，王鹏运、朱祖谋合校《梦窗甲乙丙丁稿》劄记。朱氏出校形式多样，或置于卷末，或置于词后，或随行出校，这与古代注疏一脉相承。最开始原文与注文或疏文是分开的，后注疏附在原文之下。这一做法盖肇始于东汉郑玄。古代注疏是与原文连在一起，目的在于方便读者找寻。注疏形式一般是原文用单行大字，注文或疏文用双行小字，置于相应正文之后。朱校继承这一体例，并有变化。

王、朱二氏所撰梦窗词校记，除以卷末集中出校的方式外，还采取词行间出校和词末出校的形式，将多种校记形式融于一集。

晚清民国词籍校勘在校记处理上出校精到，内容扼要，叙例简明，是乾嘉以来朴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词籍校勘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词籍校勘之前的经史校勘比较常用的做法如校释专书，札记并行；校记独立，附于卷末。词籍校勘在这两类校记处理的基础上，还采用以案语、学术刊物发表等形式，使校记处理艺术更为丰富。尤其是随着近代石印技术的运用，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刊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出版数量激增。其中，精校细勘的词籍深受读者、书商的青睐。学术刊物的增加，为校记的发表提供园地。包括校记在内的词籍校勘在晚清民国取得重大成就，词籍校勘成为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四个鼎盛期之一。词籍校勘将会受到后世研究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编校.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M］.上海：六艺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

［2］［清］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3］唐圭璋.演山词案.唐圭璋编.全宋词（卷四十五）［M］.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词籍校勘与校勘之学”（项目批准号：09YJA870012）、吉首大学科研资助基金“清季民初的词籍校勘”（项目编号：jsdxkyzz2009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