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族文学民间艺术的悲剧意识

一、悲剧是回族文学的重要审美倾向

回族文学新时期以来民族题材书写过程中，作家们不是单纯的“进入”而是以审慎地反思为前提，民族的历史遭遇、现实处境及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过程中,大都展现出一种强悍意志和悲剧状态。”这一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过程，从此前的“忽视”、“表层”状态走出而进入民族心灵深处，在民族文化的深层思考中显现民族精神。但是，沉重的历史与窘迫的现实使作家不由得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悲情,悲剧意识是作家深入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灵的重要方式。悲剧感是此期间及其后多数作品的审美倾向，“对当代回族文学来说，悲剧和崇高则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类型和美学风尚。”由此“发现”了民族尘封的一面。但是除部分作品如张承志《心灵史》《黑骏马》、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唐英超《大阿訇》、冯福宽《大迁徙》、马治中《马五哥与尕豆妹》等之外，多数作品严格来说不是西方文学式的悲剧类型，即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面对人生、生活的沉负甚至历史、命运的遽变等不幸中，以普遍的生活悲剧感或历史悲剧感来展现“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坚韧不拔个性的回民族”中国文学的悲剧也与西方文学不同，融进了喜剧性（如团圆模式）而冲淡了悲剧的痛感。“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抗争精神是悲剧的核心，这一点确是中国文学包括回族文学的普遍精神。历史的多难、现实的沉重使回族人的信仰更加坚定，人生的念想更加执著，他们与封建强权抗争，与侵略者抗争，与酷烈的生存环境抗争，与坚硬的生活抗争，为一间“黄泥小屋”而奋斗，为心中的“残月”而坚守，但苦焦生活中燃烧的心火不曾熄灭。因此，回族文学所散发的或浓重或轻淡的悲剧感无疑是悲剧审美精神之表现。这一审美倾向对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娱乐化等变化的中国文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有些文艺家在文艺创作中日益广泛地搀入了单调、无聊的成分。这种‘恶性娱乐化’倾向在突出感官娱乐的功能的同时抑制了文艺的其它功能。这些单调、无聊的成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批判的，它满足和迎合人们心灵的那个低贱部分，养肥了这个低贱部分……这种堕落的现代艺术在我们这个躲避崇高和娱乐至死的时代日益泛滥起来。”在此文学话语场中，回族文学却保持了自己的“场独立性”，真诚地感悟生活，审视人生人心，捕捉时代新变，以朴素的真善美基调建构出纯净的文学空间。

二、回族文学中民间艺术的悲剧意识

民间艺术是民族生活最长久最深入的反映方式之一，是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坚实表现，也是书面文学借以表现生活的常见素材。回族文学在深入民族生活的过程中，深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成为作家们透视回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民间艺术进入书面文学，如花儿、口弦、刺绣、歌谣等，极大地丰富的回族文学的民族文化色彩，同时也是作家通过细致选择、重新建构的审美创造。头发斑白的母亲啊你的恩情像东方的晨曦头发银白的母亲啊你的恩情像温暖的朝晖酷夏的夜是多么难熬啊是母亲喂给了我奶水严冬的夜是多么冻人啊是母亲掖紧我的皮被这是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记录的一组蒙古歌谣，我们还会想起他在《黑骏马》中引入的那首蒙古古歌，这些歌谣动人的旋律与作品营构的情感基调相融合，将读者不经意间引入了悠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心灵空间，形象直感，颇具审美穿透力。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地上的黄羊有多少？流不尽的黄河水哟，淌不干的辛酸泪，回回的灾难有多少……这是马存贤《黄羊滩》中的一首古谣，歌谣的意蕴与人物劫难余生的艰难处境及悲剧遭遇相互阐发，生动体现出人物在精神和现实两方面受到的逼仄窘迫。从字面就可感受到这些歌谣的厚重与悲剧感染力。花儿与上述歌谣相似，都是传唱艺术，是回族艺术的一枝奇葩。粗略说来，花儿主要以爱情为题，在传唱方式上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男女(主要是青年)间相互表达爱慕之情，一是表达爱之苦闷、旅途之苦、思家之苦等。从审美类型上看，有欢快的，有悲愁的，尤以后者居多。

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折去难，折不到手里是枉然。“这是一首在西北流传甚广的‘花儿’。从字面上看，平淡无奇。但如果加上花儿不同的衬字、衬词、衬句演唱出来，它会把你带到西北黄土高原那特定的空旷、贫瘠而苍凉的氛围之中。使你鼻子发酸，使你热泪盈眶，使你觉得活着还不如死去死去又不如活着。永远陷人想死想活想活想死的没完没了的矛盾之中。这就是西北的音乐，这就是西北的人生!”作家借用花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生动体现了主人公马拉西的人生状貌。他自幼离开父母给人放羊，在孤寂辽阔的荒野之间，是花儿驱散心中的恐惧、空虚和孤独，他也在一个人的天地里以花儿尽情宣泄着，慢慢地花儿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成为了“花儿王”。马拉西唱花儿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感情，唱得缓慢、压抑，假音控制得很好，悲悲切切，哀哀怨怨，把西北人生在恶劣自然环境中那种痛苦、挣扎、反抗而无可奈何的忧患表现得淋漓尽致。”“花儿忧伤的旋律……如一个老妇对着苍天莽地在哭，哭得声嘶力竭如泣如诉。”“他唱的花儿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苦味。有时他唱去唱来唱得自己都哭了。”这“苦味”不仅是花儿本身的韵味而且也是他融入生活苦难体验后的心音。唱得又极认真投入，“唱出了人生的真实情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然呼唤”。像马拉西这样历经岁月沧桑和苦难，又生活于农村贫瘠之地，其生活的沉疴与内心的苦闷没有什么表达的途径，而花儿自然就成为他们传唱心声的主要方式，“那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享受，不唱心里憋得慌，不唱浑身不自在。”花儿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出门人的歌”，“吆脚路长，走一路，唱一路，解解闷，解解乏。”寄予人在“旅途”的思家思亲之情和孤闷心声。旅途感是人生的普遍感受，对归宿的思考、对亲人的思念、对爱情的呼唤等。实际上，文学又何尝不是这一表达媒介呢！“花儿不是宽心者唱，愁闷时解个心慌”“男人有愁唱一场，女人有愁哭一场”；“男人伤心了唱曲子，女人伤心了哭鼻子。”或许这也是花儿在西北回族间流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艰难生活中精神的舒放和慰藉。这些花儿在文学中，以蕴含的无名悲情，渲染出作品浓郁的悲剧感，“唱的能让人落泪”，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作家李进祥观察民族生活的角度独特而深刻，其中民间艺术是他切入的重要方式。在他们笔下，许多民间手艺如剃头（《剃头匠》）、屠宰（《屠户》）、挦脸（《挦脸》）等，以职业为线索演绎出复杂的人生。重要的是许多民间文艺如摔跤、下方、花儿、秦腔、刺绣、口弦等，在他的文学世界得到展现和传播，而且以此编织着人物的“艺术人生”。李进祥敏锐地注意到“民间文化多数是女人创造的。”无疑，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丰富矿藏，女性生命是民族心史的浓彩篇章。“最感人的故事，往往潜藏在最平凡的人生中。”作家以民间艺术为线，在这些平凡人生中塑造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民间艺术与人物命运在他笔下融合为一，民间艺术的魅力与文学审美得到了完美结合。

作品中的这些民间艺人对待自己的手艺或艺术都很认真，似乎那不是她们操持的对象而是自己生命精神的延伸。“女人就应该光光鲜鲜的，光光鲜鲜地嫁人，光光鲜鲜地串亲戚，光光鲜鲜地过日子。”为此，兰花每次挦脸时“都会进入另一种境界，一种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境界。平日里，她的生活是繁琐的、庸常的。但在现在这种境界里，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纯净和高贵。”在她手中的不仅是一张即将出嫁姑娘的脸而且是一件至真至美的艺术，她似乎不仅在挦别人的脸而且是在雕刻自己心中的美。她为别人带来了光鲜也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样，演戏也是，“她不是演给观众看的，她就是在演，给自己演”老伴拉琴，自己着装上台演出，不需要观众。艺术为她们提供了自我展现的舞台，她们也在艺术空间完善着自我的建构。口弦是回族女性特有的艺术，由于“哪个女人心里没个疙瘩”现实困厄，口弦就成为她们释解心绪的独特方式。“音随心动，音乐真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女人的心里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伤痛处，口弦子的曲调就是缠绵的，忧伤的。”“弹到动情处，弹者落泪，听者欷歔。流过了泪，叹过了气，胸口倒敞亮了，再忙乎自己的日月。日月总是很古老地过着，口弦子也很古老地弹着。”“口弦子声叙述着一个故事，一个古老而忧伤的故事，一个女人心中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大多在女人心中隐伏着，使女人成为女人，使女人能顽强地活下去。口弦子声把河湾村女人心中的故事激活了，在心中变换着、生长着、演绎着，每个人心中都有了一种哀婉。”《花样子》中主人公没有真实姓名，也不知道来历，是个嫁过来的外乡人，“叫她花样子是因为她绣得一手好花”。男人赴朝参战牺牲后，她孤身一人承受着生活的各种滋味，各种“批斗”和人们的冷眼将她逼入了孤绝的自我空间，“她每天除了礼拜就是绣花，或者说除了绣花就是礼拜。”去世时“花样子的头边放着一幅绣品，是鸳鸯戏水图，是黑白的，有人眼细，看出那是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黑处是青丝，浅处是花发，白处是银丝。”如果说刺绣是女性甜美人生的愿景和美好生活的追求的话，那么这里的“发绣”却振聋发聩。虽然生不能有爱，但念想是不能阻断的。花样子用自己的头发编制的爱情图景，是否可理解为她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在决绝地编织着心中爱的情愫，塑造人生的内在精神，以艺术之力向冷漠现实掷以有力回击。生命融于了艺术，艺术融于了生命，这悲情绝唱一幕与梁祝化蝶有异曲同工之妙，书写了平凡人生的大美。

笔者在《回族文学中的“受难”原型》一文曾写到，人生中本有艰难的一面，而且由于历史的多种原因，回族大多生活于物力维艰之地，在贫瘠苦焦中回族对生活有了更深透的品读，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中表现出对艰难时世的“坦然”接受；同时，艰难中宗教义理与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在“两世吉庆”理想烛照下，对生命的敬畏和后世的吉庆向往更加强烈，因此对现世的“吉庆”追求转而表现出视“受苦”为人生之一部分的生命意识，同时受苦意识中包含着面对苦难的坚忍精神——即使是受苦也不能丧失了为人的精神——砥砺奋进执著不息，在困苦多舛中彼岸的吉庆向往激发着现实的生命力，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艺术中都呈现出刚健有为悦志悦神的坚忍精神。坚忍的审美精神与受苦的生命意识对立统一于“两世吉庆”的审美理想中，沉潜于回族文学与文化，支撑起回族的价值世界，并且在历史进程中吸收时代文化与社会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着。受难与坚忍正是悲剧的基本问题——遭受苦难和奋起抗争。尽管多数作品没有表现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坚硬生活、严酷环境、历史遽变、命运多舛等方面对人生发展造成的困厄更具有普适性，一般没用宏大主题也没有宏大行动，而是表现生活和精神基本需要的朴素追求，其悲剧具有人生性生活性特征，展现出平凡生命的艰难与坚韧。许多回族文学作品借民间文艺形式，为人物平庸生活增添了浓郁的诗性色彩，作品在浓浓悲情的痛感中生发出唯美的诗意。

作者：苏文宝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