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缩影中国改革开放

多年以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前苏联改革时曾说过一句话：“苏联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也道出了历史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改革的时候，旧时代的企业家已经被消灭干净，一群颟顸的计划官僚在市场面前不知所措；中国却有荣毅仁等一批富有经验的旧时代的企业家幸存下来，他们在70年代末被重新请“出山”，很快就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打出一片天地，中国改革开放走通了自己的道路，与前苏联的不同命运自此决定。

中信公司，就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创办的一家企业。它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诞生，也与改革开放命运共沉浮。诚如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所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一

“”结束之初，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改革开放成为社会最大共识。人们都知道计划经济的道路走不通了，但是对习惯于政治运动的执政党来说，大家并不清楚新的道路该怎么走。

一个颇具突破性的想法在当时被决策高层所看重，改革开放需要搞活经济，因而必须鼓励工商，兴办实业。从1978年秋到1979年春，在、谷牧、邓小平、王震等中共元老的建议和直接推动下，中央决定请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

1979年1月，邓小平宴请荣毅仁、胡子昂等民族资本家吃火锅，“五老火锅宴”作为温馨的历史画面被后人反复提起。但是只有当历史的镜头逐渐推远之后，这一幕的历史象征意义才凸显出来。

后来的历史广为流传：63岁的荣毅仁重新出山。1979年7月8日，全国人大通过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一天，新华社消息：“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这种安排并非简单的巧合。邓小平说，这“明确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改革开放）方针”。

这并非溢美之词。直到1980年5月，深圳等四个城市才被正式确定为“经济特区”。因此，中信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扇窗口。在这家被确定为“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的公司里，既有昔日上海滩的民族资本家，也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共产党元老的子弟。这种驳杂的色彩赋予了中信公司独特的气质，也让它蒙上了些许神秘的色彩。

敏感的西方商人很快就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中信公司。美国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说：“中信公司是一股清新的空气。那里的人在你提出一个项目之后，总是能够提出恰当的问题。你谈投资收益时，他们懂得是什么意思。”

虽然已经从商场离开近30年，但是荣毅仁仍然具有强大号召力，世界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其中就有著名的美国商人哈默。荣毅仁对哈默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这番话耐人寻味，假如没有荣毅仁的独特身份，中信公司恐怕很难在短时间里赢得国际商界的认可。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厂，让这家由于缺资金濒于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仅仅六年，中信就赚回一个新的大型化纤联合企业。荣毅仁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资本回来了！”

是的，资本回来了！那些没有经历过历史沧桑的人很难体会到这句话有多么大的分量。当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时，荣毅仁率先将全部荣氏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而后近30年间，资本在中国被消灭了，可是人们没有迎来所憧憬的“天堂”，却坠入了贫困和饥荒，直到长达十年的“”浩劫结束，人们才知道，“通向地狱之路常常是用鲜花和理想铺成的！”

《荷马史诗》里有一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自从资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再次出现，中国就出现了一股全新的变革力量，一点点地改变了中国。

中国的改变是艰难的。在一个短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最短缺的其实是资金。中信用借债、租赁等全新的方式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可是几乎每做一件事都遭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磨难。有时国务院已经批准的事情，也被左推右挡，难以落实。不过，在外力的推动下，尤其是许多国外企业的创新想法，让当时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可能。

中信公司不断地创新，旧制度最害怕的恰恰就是这种被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荣毅仁说：“其实我们也说不上创新，不过是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拿过来加以消化改造，变成了中国式的东西罢了。”即使这样，中信公司也被视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异类，因为它每前进一步几乎都在挑战既有制度。

“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作为一名极有修养和风度的政治家，荣毅仁在一次“上书”中这样呼吁，足见其遭遇之艰难，内心之痛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站出来说话：“长安街不让走，煤渣胡同总得让中信走吧！”

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又回到承包制，当其他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的围墙里苦苦地寻找出路的时候，作为经济改革试点的中信公司却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周旋中不断成长。

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第一家发行海外债券、第一家对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创立35年来，在体制的围堵中，中信左冲右突，一点点地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它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开辟出一条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现实道路，有成功，亦有教训。 二

中信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上世纪80年代末降临。

在一片打倒“官倒”声中，五家特大型公司成为众矢之的，中信公司也在其中。在1989年之后，其余三家公司黯然关闭，只有荣毅仁领衔的中信公司和王光英掌门的光大公司幸存下来。

所幸，在其后数年特殊的政治环境里，中信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独特价值再次凸显。荣毅仁以一位国际知名企业家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为打破当时被封锁的国际环境而竭尽全力。虽然中信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里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它终于“挺”了过来。在1992年新一轮改革中，中信获得了诸多经营自，终于从“煤渣胡同”驶上了“长安街”。

1993年3月，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在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一位曾经的资本家荣任如此高位。海外媒体评论说：“这显然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

在荣毅仁告别中信的时候，这家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企业，已经发展到拥有3万多人、旗下33家公司，总资产超过800亿元，卓然成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

“公司成立后，由于与一些部门的垄断和特权产生了矛盾，与旧的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工作非常困难。”从1979年起一直辅佐荣毅仁的王军，当时回顾过去的14年非常感慨，“公司内部也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是要把公司办成像国家机关一样的部门，另一种是要把公司办成一家企业。荣毅仁同志说服大家坚定不移地走自负盈亏办企业的道路，循着市场经济规律走。”

此时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一直“循着市场经济规律走”的中信却没有如鱼得水的喜悦，因为它突然发现自己开始陷入困境：由于占有垄断利润的行业紧闭大门，此前中信从海外借贷的大量资金主要投入地方国企，无数地方国企在市场面前濒于倒闭。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自1989年开始持续数年的经济衰退，无意之间却为中国取消价格“双轨制”提供了条件。因为在冷清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指令性计划减少，价格随之放开。没有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被强行推入市场的，许多企业由此走向衰败。

国家财政不肯再投入一分钱，资产负债率高达90%的中信开始大量清理旗下的公司，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难题。于是身为中信董事长的王军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卖掉了香港中信泰富18%的股份，购买者则是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迄今这仍是一件公案，当年更是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向中央告状称这是“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在会上讨论王军的问题。时任副总理朱基受命和王军谈话，个性倔强的王军坚持自己没有错。

和荣毅仁时代一样，王军时代的中信同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不同的是，“荣老板”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所做的是突破旧体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快速进入了喧嚣的市场经济的大海，“王老板”则在新体制建立过程中寻找中信的新路。

那是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大好时代，却是国有企业“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中信过去以实业为主，那时不得不调整战略，重点转向金融。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架构之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建金融体系。因此，在199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金融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在金融改革中，中信再次成为一个先锋。

作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有企业，中信本身显然具有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1997年，中信已经拿到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全部金融业牌照，中国没有哪家公司拥有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许可。现在看这些都是求之不得的稀缺资源，但是在当年这些牌照的价值没有充分显现。

在中国，改革先锋从来也不意味着前路坦荡。因此，中信的转型之路非常艰难。没有人能够否认中信所付出的艰辛，当然也无人能够否认这家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它可以为一个项目或投资而直接向国务院申请“路条”。

一位高管回忆当年的处境时说：“中信怎么发展，中央也不知道。但是中央有一个共识，中信是中国刚刚开放的窗口，是邓小平亲自提出建立的，我们不能让中信倒了。中央说我要帮你，但是怎么帮你，你得自己说。”

后来在中信银行、信托遇到资本严重不足和摘牌危机时，中信凭借自身地位的特殊性要到了政策，却没有让国家拿资金，自己挺了过来。

随着证券、信托、保险等业务的快速成长，中信迅速崛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倒逼国有银行改革。在国有银行相继进行股份制改造之时，占中信集团总资产八成的中信银行也顺利上市，中信整体财务状况彻底改观。中信跻身“世界500强”，一切渐入佳境。 三

“中信，是个谜啊！”

2006年7月，在王军卸任中信董事长的晚宴上，接任者孔丹慨叹。

孔丹长期在光大公司工作，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还比较了光大和中信的不同：“这两家当时都是按部级建制建立的。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尺寸是正部级的。光大想要国徽没要到，只给了个五角星，但印章尺寸与中信一样。”

当年孔丹所感慨的当然不是印章上的国徽，而是那么多与中信同时代的企业，甚至比中信根正苗红、财大气粗的公司相继折戟沉沙，为什么只有中信顽强地活了下来，且成长为一家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国际性企业集团？

王军曾经在内部半开玩笑地说，中信的成功是因为没人管我们。这句话很实在，但蕴含了很多深意。中信有特殊地位，管理层有特殊人脉关系，因此中信往往能在政策网中开辟出“特区”；没人管的成功，也凸显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要冲破多大的阻力。

正当中信一帆风顺之时，中信突然面临自成立30年来的最严重的危机。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出现巨亏，引起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当时中信集团只持有中信泰富股权的29.4%，如果置之不理，中信泰富定将陷入破产境地，中信集团也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于是国务院指示：中信要对中信泰富负起责任。

中信泰富巨亏事件是世界金融危机的一部分。中信出手相救，中信泰富避免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命运。更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是，六年后中信股份到香港上市，就是借助中信泰富这个壳资源。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2008年爆发的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拖垮中国的国有企业，却给了它们巨大的发展机会。在《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名单上，中信从2008年排名第415位，跃升到2013年第172位，营业收入从229亿美元飙升到554亿美元。

从今天来看，中信之谜也是国企之谜。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出路。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此后在“国退民进”的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国有企业收缩了战线。可是2003年以后，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政府推出的“四万亿”的财政政策和十几万亿元的货币扩张政策，国有企业大肆扩张。

国企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资源配置中也具有优势，国企与民企竞争缺乏公平性，不少经济学家慨叹“国进民退”，批评这与改革初衷背离。

中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家纯粹的垄断性国企。在央企里，排在中信前面的几乎都是行业垄断者或行业寡头，中信是少有的一家业务大量涉足竞争性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2009年、2010年，中信地产频频在北京、广州等城市创造“地王”项目，为世人瞩目，也遭到舆论批评。

中信有理由感到委屈：当初自己没有得到国家持续的资金支持和补贴，一直都在“循着市场经济规律走”，但是它仍然不时地被卷入争论之中。正如经济学家陈清泰所说，“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近两年国有经济改革形势逆转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渐显露，”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这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不重启国有经济改革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当许多人们还在争论“混合所有制”到底是不是改革的出路时，中信已经启动了改革，积极筹备借壳中信泰富在香港整体上市。

今年7月份它将成为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率先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意味着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政府不再过多控制；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可以预见，新的一轮国企整体上市浪潮即将到来。在走过了35年的风雨历程之后，中信再次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路。假如中信通过股权社会化的方式，让民众公平分享国有资产的收益，这不但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北京新源里中信总部大堂里，有一尊荣毅仁的青铜雕像。他每天安详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他亲手缔造的公司。从一个仅有数千万元的小公司，到一个拥有2万亿元资产的商业帝国，35年间惊涛拍岸，起伏跌宕，中信的故事浓缩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荣毅仁亲自设计的公司标识，是两扇左右敞开的大门，它寓意这家公司走出国门，或许也隐含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期望。走向世界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闭。因为新的力量已经积累起来，改革被推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