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研究

时间:2022-08-02 04:09:54

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研究

摘 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受到重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产能过剩问题的严峻性愈发突出。在我国投资率偏高、外需萎缩的环境下,提振居民消费可以打破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不足的非均衡局面,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本文利用机理图论述了我国产能过剩形成机理以及通过提振居民消费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而提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居民形成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等三项政策建议,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与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三个角度全面提振居民消费。

关键词:产能过剩;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意愿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08208

一、引 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性过剩,从低端局部性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1]。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通过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建立问责制等方式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通过审批、环保、信贷等环节的调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权制度,并制定严格的监督机制[2],防止产能进一步扩张;通过兼并重组和名单制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城镇化率消耗过剩产能;通过激励政策,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厂,进一步扩大产品出口转移产能;等。但直至2013年上半年,我国产能过剩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工业企业亏损面扩大(有些行业出现行业性亏损),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甚至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中央财政收入由曾经20%多的增长率下降到目前的个位数,甚至出现负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出现大幅回落;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金融风险正在由隐性变为显性;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仍然严峻。

产能过剩问题是由供需失衡所致,解决的路径是:在有效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产能;在产能一定的情况下,增加有效需求;减少产能扩张,同时增加有效需求。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从供给层面治理产能过剩,但从长期看,过度抑制或减少供给量,经济会出现大幅下滑,对充分就业也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增加有效需求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大计。有效需求主要包括净出口、投资与消费三个层面。近年来,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裹足不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产品以低成本为主要优势,差异化程度低、可替代性强,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依赖出口增加有效需求的动力明显不足;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我国主要采取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增加有效需求量,但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是中间需求,过度的投资形成的产能,如果不能进入消费形成最终需求,只会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进而增加有效需求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速度才是正确的选择。

考虑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消费推动型经济,通过扩大最终消费增加有效需求,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明智选择。提振居民消费一方面可以发挥消费对出口减少的抵补作用,降低外需萎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消费将投资形成的中间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促进作用,可以重塑我国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之间的均衡格局。因此,提振居民消费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均衡增长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后期,消费不足理论在西方盛行。经济学家,如梅特兰、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霍布森、福斯特、卡钦斯以及莱德勒等,均是消费不足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消费品需求不足是引起产能过剩进而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通过经济手段增加消费需求。其中,梅特兰在《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中提出储蓄是生产和消费流通过程中的流出量,由于消费决定生产,因此储蓄不仅意味着消费的减少,也意味着生产和未来收入的减少,如消费减少的同时生产增加,则会造成产能过剩危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强调,自由竞争与技术进步使生产的无限扩张成为可能,但同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财产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占国民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则相对不足,从而使消费市场逐渐低迷,最终破坏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导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强调,如若供给量增加而需求量未得到相应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会存在可持续性问题,最终造成产品过剩。霍布森、福斯特和卡钦斯等都认为,过多将现时收入用于储蓄,使得消费的比重过低,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被打乱,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 其中,霍布森进一步分析了过度储蓄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莱德勒认为,提高工资同时保证储蓄的降低,则可以使得消费增加,消耗过剩产能进而带动新的消费品与资本品生产,促进繁荣的延续。此外,阿夫坦利翁、凯恩斯虽然不是消费不足理论的倡导者,但两者的学术观点与消费不足理论不谋而合。其中,阿夫坦利翁在《产能过剩引起的周期危机》中提出了“加速原理”,认为消费品的缺乏是促进资本品生产的重要原因,由于资本品的生产需要经历较长时期,因此消费品产量获得增长之前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最终使得资本品的生产受到过度的刺激,导致产能过剩。而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倾向”创造了经济分析工具,也与消费不足理论具有很高契合度。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依旧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不过其产能过剩问题基本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并不严重,加之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市场机制较为完善,近年来研究成果多倾向于建议在企业微观层面通过科学管理化解产能过剩。同时,由于西方国家信贷消费发达,居民消费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通过进一步提振消费来化解产能过剩的建议则越来越少。

1997年,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在我国显现。近年来,随着产能过剩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加重,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也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建议通过改革财税体制、产权制度,完善产业进入和退出机制,调整产品及产业结构等途径化解产能过剩。关于消费是否可以化解产能过剩这一问题,还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但林毅夫等[3]、周劲和付保宗[4]、周业和盛文军[5]、周学仁和李东阳[6]以及曹海霞[7]等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均认为增加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其中,林毅夫等 [3]提出增加消费和国内就业等政策,只有有力执行,才可以起到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周学仁和李东阳 [6]认为,我国风电设备、光伏生产等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配套产业发展不足,着力扶持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以增加国内对风电设备、光伏产品的需求,是我国治理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最优选择。林美芬 [8]认为,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同时提振居民消费,是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矛盾的重要手段。陈乐天 [9]认为,我国2008年以来的产能过剩是因为消费升级导致的长期性产能过剩,应该着重挖掘消费滞后的农村消费需求,从需求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此外,陈娟等 [10]、马晓河和胡拥军 [11]、许善达 [12]、滕泰和冯磊 [13]等认为消费总量偏低、消费结构升级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间接证明了提振消费可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三、研究机理

经济循环(如图1所示),简而言之,就是“资本―产能―产品―资本”的循环:资本通过投资形成产能,企业利用生产经营技术进行产品生产,产品通过消费、出口形成新的资本,资本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循环中创造更多经济利润。分析经济循环机理,不难得出结论:只有保证投资的充足性与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确保消费市场与出口市场中有效需求的活跃,才能使经济循环体系高速、高效运行,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图1 经济循环机理图(简图)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方面,我国投资主要为政府主导型外生性投资,投资总量偏大同时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较低。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调整对一些行业进行大力度地支持或限制,因此,在政策导向下,投资容易集中流向某一行业[14];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与消费升级加快现象同时存在。由于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致使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同时消费预期上升,因此居民当期消费意愿持续降低,消费支出不断减少,导致消费不足。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尤其是高收入群体,对产品服务的要求不断提升,消费升级不断加快导致一些产品失去市场,迅速被淘汰,造成产品积压等问题。此外,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近年来贸易摩擦的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出口优势逐步丧失,出口量不断降低。投资、消费、出口发展不均衡,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其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产能过剩。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形成机制可描述为: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下,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不断增加,因此投资成本持续降低,在逐利动机作用下,企业投资冲动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加之消费市场低迷,消费引导投资走向的作用逐渐失效,造成投资决策信息缺失。在投资冲动增加与投资决策信息缺失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投资结构失衡与投资效率降低的问题日益突出。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投资增加,必然意味着产能的过度增长,即供给的过度增长;而由于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劳动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我国出口量急剧降低,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偏低,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供给的持续增加与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导致产品积压和生产线闲置,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造成产能过剩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来自于供给层面的投资过多和投资结构失衡[15];二是来自需求层面的居民消费升级加快,同时消费不足、出口减少。产能过剩的结果则主要表现在生产线闲置和产品积压两个方面。由于投资过多和投资结构失衡,导致一些行业产能扩张过快,产能供给大于市场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这些行业可通过并购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方法化解产能过剩,但对由于居民消费升级加快或消费不足、出口减少而导致的产能过剩,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大、可控性小而复苏较慢的条件下,则应主要通过提振居民消费,在需求层面化解矛盾。

消费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产能过剩并防止其进一步加剧,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居民消费增加,尤其是相对滞后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可以消耗掉由于产能过剩而形成的大量产品积压,进而降低当前产能过剩的严峻性。一方面,可以向市场传递信号,避免资金流向市场已经饱和的行业,改变我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偏低的现状,进而防止产能过剩在未来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消费通过加快投资到资本的转化促进经济循环,通过抵补出口的减少和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均衡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具有供给与需求双重属性,在基本建设阶段投资主要体现需求属性,通过对设备、材料的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过剩产能矛盾,而在项目建设完成则主要体现供给属性,形成产能供给,加剧产能过剩,因此投资在短期内同时具有加剧与化解产能过剩的双重效果。但由于投资没有自循环功能,不具有将产能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不能带动经济循环,因此,从长期看,投资增加最终造成产能扩张,只能加剧而无法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只有消费与投资相匹配,通过消费将投资形成的中间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使得经济循环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产品到资本的转换速度加快,提高资金利用率,带动经济体系高速运行。同时,居民的消费偏好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企业投资方向,在避免资金向产能过剩行业流动的同时也可以引导资金流向尚有市场空白、更有市场发展前景的行业,间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改造与升级。

四、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1.变量选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消费理论作为我国消费理论的基础。但无论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还是预防性储蓄假说、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消费不足的成因。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于1949 年提出的,包括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其中,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现期收入、过去消费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周围人的消费行为也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棘轮效应是指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阻滞作用,当收入增长偏离长期的趋势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小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收人增加则消费会随之迅速增加,而当收入减少时,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共同作用下,消费减少则相对较小。因此,收入增加对消费增加作用较大,提高收入是稳定提高消费的根本。

预防性储蓄假说最早可追溯到费雪和弗里德曼的研究,这一理论在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从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考察了消费者的跨时优化选择行为。该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与财富积累之间具有相关性: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收入的波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度等因素造成的),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在生命周期内配置资源,还是为了对不确定性加以保险。所以,收入波动愈大、社会保障体系愈不完善,则不确定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储蓄的增加额越多,过度敏感性也表现得更加突出,进而导致消费支出额大幅下降。

此外,根据习惯形成理论,消费者过往的行为和经历通过反复刺激会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一定的习惯,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于外部刺激强度的反馈。不同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体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制约与影响,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内在因素的作用甚至会超过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因此,作为反应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方面,消费习惯也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计量研究始于经济学中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预防性储蓄假说以及习惯形成理论,本文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及居民前期消费等三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因数据指标起始年份均为1980年而只有部分数据终止年份为2012年,考虑到数据分析的一致性,本文全部数据样本区间为1980―2011年,样本容量为32。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处理:(1)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处理,分别乘以相应的城镇人口总数和农村人口总数后求和并换算为以亿元为单位的数据。(2)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对消费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等基础数据进行了处理,用相应数值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得到具有可比性的数据。(3)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1980―2006年的数据为社会保障支出,2007―2011年的数据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总和,因就业支出在社会保障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此部分未作相应处理,由此可能造成实证结果存在少许误差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3.实证检验

(1)探索性分析

图2 变量趋势图

对居民消费支出(C_expenditure)、居民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_income)、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S_expenditure)这三个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做趋势图(如图2所示),其中左侧坐标轴代表消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右侧坐标轴代表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图2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三者之间具有一致的趋势,可能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因此适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滞后阶数选择

利用Eviews软件确定模型适合的滞后阶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一阶滞后较为合理,如表1所示:

表1模型阶数选择标准(1980―2011年)

4.经验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以及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很大。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习惯与居民消费支出正相关,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负相关。本文认为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三点:

(1)可支配收入偏低且差距过大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正相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则居民消费支出随之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则居民消费支出随之减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幅度受到居民储蓄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居民消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向变动。

较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明显提升,而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则仍然偏低。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约为3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0%,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恩格尔系数就已达到16%,同期,欧洲、日本、加拿大的恩格尔系数处于20%―30%。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偏低。进入20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分配率

分配率:在经济学中指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一般介于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德、英三国2000年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 日、美、德、英等国分配率数据来自新浪网:http://.cn。而我国分配率一直偏低,平均水平在10%―17%之间。我国分配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此外,按照国际经验, 在北欧,很多国家认为,当基尼系数超过0.30,已经表明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达到0.40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高出0.40这一警戒线(如表3所示)。一些经济研究机构的基尼系数甚至远高于统计局数据: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已由0.48上升到0.52―0.53;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则显示,我国家庭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61。虽然上述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但均表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出警戒线的偏高水平,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表3说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过大。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能力的高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必然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此外,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可知,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群体(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达46.90%,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3.10%,而城镇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高达90.30%,边际储蓄倾向只有9.70%[16]。)。我国低收入群体占居民的大多数,他们虽然具有消费意愿但是消费能力偏低,可见,收入差距较大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整体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内容,同白重恩[17]、方福前[18]、付文林[19]、娄峰和李雪松[20]等学者研究成果相近,本文认为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过大成为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2)社会保障整体水平低且均衡度差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负相关。即,随着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反而降低,这一结果与本文预期和多数已有文献的实证结论不同。但本文结论也被部分研究成果所证明,如纪江明 [21]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差异,使得本应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变成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来源,最终导致中西部地区居民、农村地区居民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消费支出的下降。白重恩等 [22]的研究表明,在给定缴费前的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险覆盖状态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显著抑制缴费家庭的消费,另外,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对总消费的影响主要也是负面的。上述研究成果或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居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保障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依据国家统计局2007―2011年数据计算,5年间,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收入中约80.36%来自税收收入,19.64%来自非税收收入,同样在2007―2011年5年间,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政府决算支出的比重仅为12.50%。在福利较好的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要占到财政支出的50%左右,即使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个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而我国12.50%这一比例明显偏低。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通过税收方式实现,税收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挤占了居民当期消费;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水平却没有显著提高,致使居民不得不提高适意储蓄

适意储蓄:家庭基于对未来不确定预期而进行的最低储蓄。水平进行风险防范,进一步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另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相关数据计算,2011年我国东部地区(9个省,3个直辖市)政府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均值为930.25元/人年。其中,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为1 778.87元/人年,最低的地区福建省为497.10元/人年。同属京津冀经济圈的北京市和天津市也具有较大差距,分别为1 757.70元/人年和1 242.36元/人年,而作为东部地区人口大省的河北省和辽宁省则分别为533.68元/人年和1 499.79元/人年,二者相差约60.75%。我国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地区投入不均等现象十分严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难以实现对居民未来风险的防范,居民不得不自己承担相应责任,进行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居民消费,最终使得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3)居民保守型消费观与消费环境恶化

居民消费习惯与居民消费支出正相关,这一结论表明居民前期消费行为对未来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使得居民在过去和未来的消费选择行为中呈现趋同趋势。在消费者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如果消费者过去表现为保守型消费,则在未来可能同样趋向于进行保守、谨慎性消费;如果消费者过去表现为冒险性消费,如进行借贷、信用卡消费,则在未来很可能同样会进行冒险性消费。

我国家庭资产匮乏且商品市场不发达,使得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偏好增加[23],同时,由于长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节俭、保守的消费观在我国普遍存在。我国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而非改善当期生活水平。进行预防性储蓄是对未来风险的有效规避,但是以降低当期生活水平为代价而进行过度储蓄,则会降低应有的生活品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接近4万亿美元,储蓄率高达51.04%。比我国富裕得多的欧美地区国家的同期储蓄率普遍在20%左右并长期维持稳定水平,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的储蓄率为32.42%,而我国香港的储蓄率也只有27%,远低于51.04%。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有很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过于保守、谨慎的消费观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质量和安全问题频出,产品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以及景点宰客等现象严重,国内消费市场秩序混乱,使得居民对国内产品与服务的信心大幅下降。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但国内产品依旧实施以量取胜、以低价取胜战略,研发、创新投入不足,产品不能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创新性需求以及个性化需求。居民对国内消费环境不满意,对国内产品认可度不断降低,这种消极态度不断被强化,使得居民形成延期消费或者到国外消费的习惯,最终造成国内消费市场低迷。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提振居民消费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上述模型为提振居民消费提供了思路:首先,可以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其次,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最后,可以通过提倡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上述举措的实施将有效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进而实现消费对产能过剩的化解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1.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高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从提振居民消费角度来说,提高可支配收入应主要关注城镇居民中的工薪阶层、广大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三个群体。首先,应以劳动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经济效益为基础,完善工薪阶层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保证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同步。其次,通过完善现有良种补贴、农机设备购置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并通过落实土地财产权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最后,应通过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补贴力度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可支配收入。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提振居民消费。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且不同区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度不同,造成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因此从提振居民消费角度看,政府应出台政策措施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尤其应加大农村地区在教育、养老及医疗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首先,在教育方面应该保障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政策,并加大本科、职业学校等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力度。其次,通过增加养老保障基金的社会筹集渠道并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和监管制度,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增加合作医疗筹资渠道,改进农村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补助标准并稳步推进新农合由大型医院到正规门诊的全面统筹。

3.提倡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以提高居民消费总量,应从内部消费观引导与外部消费环境改善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内部着手提倡理性消费观。应加强对居民消费观形成的引导、教育工作,宣传适度储蓄、理性消费的正确观念,既不提倡过度储蓄,也坚决反对盲目消费外国奢侈品。二是从外部着手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政府一方面应该增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性,并加大对于食品、药品犯罪以及参与假冒伪劣商品生产、销售人员的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应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大力开发、培育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节能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产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通过上述手段改善国内消费环境并提升国产品牌形象,增加居民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信赖感与认可度,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我国居民在国内的消费总量,提振国内消费进而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李晓华.后危机时代我国产能过剩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6):3-11.

[2] 王晓姝,李锂.产能过剩的诱因与规制――基于政府视角的模型化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2,(9):41-47.

[3]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4-19.

[4] 周劲,付保宗.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及对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10):33-35.

[5] 周业,盛文军.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解析及政策选择[J].金融研究,2007,(2):183-190.

[6] 周学仁,李东阳.国际债务危机背景下我国外需型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对策研究[J].科技促进发展,2011,(9):68-73.

[7] 曹海霞.略论中国产能过剩的应对机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问题,2008,(6):23-25.

[8] 林美芬.抑扩张促消费 化解产能过剩[N].北京观察,2012-09-07.

[9] 陈乐天.破解产能过剩[N].证券市场周刊,2013-05-27.

[10] 陈娟,林龙,叶阿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16-27.

[11] 马晓河,胡拥军.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问题及其总体布局[J].改革,2010,(10):30-45.

[12] 许善达.增加居民消费是转变发展方式核心要素[N].经济参考报,2011-07-18.

[13] 滕泰,冯磊.从供给着手重启经济改革[N].经济观察报,2013-05-27.

[14] 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齐鹰飞,王晓姝.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18-31.

[15] 王立国.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双向交互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0,(6):5-9.

[16] 马晓河.近中期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难替投资[J].中国投资,2013,(5):26-29.

[17] 白重恩.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保证可持续增长[N].经济参考报,2013-05-27.

[18] 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68-82.

[19] 付文林.住房消费、收入分配与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J].经济学家,2010,(2):55-60.

[20] 娄峰,李雪松.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3):109-115.

[21] 纪江明.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2] 白重恩,吴斌珍,金烨.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2,(8):48-71.

[23] 邰秀军,李树茁,李聪,黎洁.中国农户谨慎性消费策略的形成机制[J].管理世界,2009,(7):85-92.

A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IncreaseChinas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lving Overcapacity

Abstract:After the 2008 finance crisis,Chinas economy has been hit seriously,with the increasing possibility of both downward pressure on economy and the seriousness of overcapacity.Nowadays Chinas investment is quite high and external demand keeps shrinking ,increasing consumption can break the over-reliance on exports and the uneven situation of investment’s high side to the low consumption,achieve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us re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and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creasing consumption to resolve overcapacity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which we u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impact factors of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and propose the following three policy recommendations,that is to increase the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advocate rational consumption concept among residents and improv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so as to increase consumption through improving consumption capacity,stabilizing consumption prospect and increasing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Key words: overcapacity,consumption capacity,consumption prospect,consumption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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