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为本,义当家

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因地少人多，徽州本土的物资供给能力有限，人们蜂拥而出，学手艺、学做生意，求食于四方，由此形成一支强大的商业队伍――徽商。到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已经多至成年男子的70%。

在光宗耀祖等宗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旅居外地的徽商们源源不断地将财富输回故土，兴文运，奖耕读，进而促使更多徽州子弟由科举入仕，亦儒亦贾，影响至今。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清晨，浓雾弥漫的渔梁像栖于水边的一个千年之梦。在渔梁小街上走来走去，见到的几乎都是老人。这是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小镇，虽然它离歙县县城只有三公里，但感觉相当僻静。古街窄窄的，街面全由青石板铺成，走时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足音。穿梭在巷子中，目光所及之处，全然是寻常人家的生活：起火生煤炉的、刷鞋子的、拆洗老棉袄的、剥毛豆的、织毛衣的……也有突然的热闹，那就是当一伙游客追随着小黄旗纷沓至此时，导游通过喇叭传出的讲解“元和堂”等商铺老宅历史的声音总能轻易地破坏小街的宁静。

渔梁的出名，源于一座古老的坝，渔梁坝联结了练江和新安江。当年，渔梁是徽商水路出走的一个重要码头，有无数船只栖集在此。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两里，远大于现在的小街，街道两旁布满酒馆、客栈、商店，徽商、船夫、脚夫和往来的客人云集，一派繁华景象。在徽州人编撰的路程图记中，常见有“梁下搭船”的字样，说的便是此处。五十多岁的本地人姚帮根就是一名当代“船夫”，自备一艘木舟，游客乘坐十五分钟路程收取二十元。相形之下，现住渔梁路21号的老何家祖上才是徽杭古道上真正的船夫，何父撑了一辈子船，年老后便把竹篙交给了老何的大哥。

船夫，正是伴随着徽商而在的重要职业之一。有资料记载，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多至成年男子的70%。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说的就是徽州人的早婚――不少人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

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曾被列为一景，它隐含的是在码头送别亲人的悲凉。出生于茶商家族的胡适在回忆徽州人出行的情景时描述说，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人道谢做揖后就上桥了。

徽商出门往往背着一个装了干粮的口袋，有时就是简单的炒米，到一个地方，只问人要点水喝，聊以充饥。在徽商中还流传着一句话：出门带着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意即徽商出门总带着绳索，身背的行囊坏了或者货物绳子断了都用得上。当时不少徽州人其实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投身商海的。

当年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而从徽州出外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入上海、苏扬、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蜀、云贵；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

2002年，作家赵焰曾经参与过一起“寻访徽商故道”大型采访活动，从徽州出发，下新安，经过浙江兰溪、金华、义乌，再到杭州、上海，然后再走苏州、扬州。孤身走上徽杭古道中一条蜿蜒的山路时，他逐步走在由条石嵌入石壁内筑成的石级，石条足有一半凌空而悬。走到“徽杭古道”的关口时，一边是万仞峭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往东看，古道弯曲向上伸展，酷似天梯。那一次，赵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知道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是浙江临安县，然后是杭州。当年的徽州人在经过这个关口时，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故乡已被抛在山后，而眼前的茫茫山道，极可能就是人生的不归路。”

不做“茴香豆腐干”

今天，走在徽州各地的小巷中，依稀还可听得老人对着小孩说一句：“你家朝奉在哪呢？”据当地老人解释，“朝奉”通常是指孩子的爷爷，本意为“伙计头”。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多半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相当辛苦。吃苦是小事，关键要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当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回乡”，“萝卜”谐音“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流传于胡适故乡绩溪的一首民谣《写封信啊上徽州》这样唱道：“茴香豆腐干，不能自己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好了生意我再上徽州，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

老何也曾是那长长队伍中的一员：1946年他13岁时，就离开家乡，带着“学不好就不回家”的决心到浙江金华一家布行去当学徒了。出发前，亲朋好友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并拿祖上和身边的很多事例激励他，希望他成就一番事业。他背着布包和干粮，从渔梁码头上船前往浙江金华，路上花了三天时间。在金华的布行，他先当了三年学徒，布行包吃包住，月薪等值于五斤大米，主要用以购置衣服、牙膏、肥皂等。紧接着，他又当了两年半作（行话），月薪等值于三十斤大米；当伙计时，月薪等值于一百多斤大米。老何笑着说，成为伙计后就可以单独做生意了。

老何早在十三四岁时，就已在私塾学过了“幼学”，包括天文、地理、人事、大学四本书，另外在徽州，珠算也是孩子必学的一项技能，这是商人的一项基本功。老何说：“通常由爷爷或父亲教，一个家中至少有一个男人是会用算盘的。”

在安徽黄山屯溪，和程大伟纪念馆同期成立的珠算馆中，除了九层算盘，还有一个小算盘相当惹眼，这是清代的一个银戒指，小巧的指环中间雕刻着一个微型算盘。这是徽商家族娶媳妇时送给新媳妇的戒指算盘，希望男人在外做生意时，女人在家也能够精打细算。另外，在徽州，小孩周岁抓阄时若能抓到银锁算盘，很多祝贺的话语就会纷纷而来，如“商家有了好后代，精打细算发大财”等。

在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理念；在架构上，徽商普遍带着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乃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他们的宗族观念浓厚，这在经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也可相互提携、关照。

有一吴姓徽商家庭，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户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胡适很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早年听闻家乡绩溪准备编撰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迁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不能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个更重要的‘大绩溪’。”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

举族经商促成了不少著名的商人家庭，具体如歙县的汪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潜心经商。徽州《许氏家谱》中就记有一段这样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后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他乡。永京为振兴家业，继承父志，告别母亲和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几十年后也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此后，许家终于成功重振家业。

衣锦还乡

据了解，清末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商，就有数万人。在上海，他们不仅从事棉织业、木材业，还从事着典当行、造船业，甚至海上贸易。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

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多少有点惊诧――那么多恢弘建筑，竟藏在偏僻的东南山区。比较出名的是黟县宏村，据说建造时首期资金就在百万两以上。诸多深宅大院中可谓别有洞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装饰，还有家具、陈设和书画。

在黄山市屯溪柏树街东里巷，至今仍留有一个景点――程氏三宅馆，即三幢建于明代的徽州民居。三宅均属于封闭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宅第堂内井檐花板、楼梯栏杆、莲花柱斜撑，以及棂窗、大梁等木雕、彩画，以及门楼上的石刻、砖雕，都非常讲究。据工作人员介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徽商在外挣到了钱，都习惯于回家乡建设房屋，又由于当时非官宦人家造房屋不能超过两进，徽商便在房屋的内饰上下足了工夫。

今天，徽州不少民宅的厅堂案头上仍普遍习惯于一类摆设：右边摆放花瓶，花瓶前的椅子是男人回来时坐的位置，代表男人在外平平安安；左边摆放镜子，前面的椅子是女主人的位置，代表女人在家心静如水地等待丈夫的归来。

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有的徽商外出，甚至数十年而不归。徽商方士作有一首《新安竹枝词》备述其中的劳顿艰辛：“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明万历《休宁县志》有记载：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

通常，徽商们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徽商多数是小本起家，没有本钱时，他们或变卖家产，或则多方举债，不女慷慨卖掉自己的嫁妆支持丈夫经商，一个人资本少就合股经商。如徽商程锁在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为了生存，就邀结同村志同道合者十人合作在吴兴县的新市经营布业。他们立下誓言：出门步行不坐车，隆冬不喝酒御寒，夏日炎炎他们躲在车轮后面以挡烈日炙晒而舍不得买一顶草帽，如此历经艰辛，终于创成大业。

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不少关于徽商虽富犹朴的描写。如《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明清笑话中甚至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

事实上，真正成功或暴富的徽州人毕竟是少数，有的血本无归，积劳成疾，无颜回家，客死他乡；有的虽小有所成，难逃官府的盘剥；有的伐木放排，死无葬身之地。徽商多为生活逼迫而就，就如曾经掠过我们头顶的雁群一样，虽然宏伟壮观，但在今天看来，徽商是早已消逝的空谷足音。走过徽州，只能借着村寨中的古桥、古道、古宅去想象与思考：当弱冠男子背着包袱和雨伞，大步走出大山，当守在家中的女人们由青春变成白发，是怎样的力量促成了昔日的荣耀、富庶与辉煌，又有多少无名氏走失在经商的路上，只因一句“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的壮言而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