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槐中将的征战岁月

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王宗槐（1915―1998），江西万载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宗槐和卫生队的看护员李金生作为红三军七师代表参加了这次团代会。团代会共有300多名代表。会上，王宗槐认识了萧华、刘志坚等人，并第一次见到了、项英、萧劲光等首长。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团部，团政委吴章成对他进行了采访似的询问：“会上见到谁了？谁讲了话？讲了什么？叫我们怎么干？”好在那时王宗槐记忆力好，要点一点没落。不过这促使他对文化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出席这次团代会，使他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2月底，红三军为贯彻上级有关青年工作指示，在江西信丰县举办了30多人参加的青年骨干训练班。四个月后结业，王宗槐被分到红七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

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萧华为部长的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些精神，提出了在红军部队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建议。时任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的王宗槐，在组织二师的冲锋竞赛活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他就跟大家一块儿想办法：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让大家把不认识的字三个五个地写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以便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这样的竞赛活动，做到了有布置、有检查、方法对头，收到了明显效果。王宗槐学会了许多歌曲，走到哪儿教到哪儿。在苏区的两次演出中，他还男扮女装上台演戏。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7日凌晨，王宗槐随先头营直插遵义新城。进城后的王宗槐，首要任务是根据师政治部首长的命令去打土豪。他带着警卫排两个班去了老城，老百姓都说：“那个柏拐子最坏，最有钱。”柏拐子即柏辉章，是贵州军阀中的一名师长，在遵义城里有所别墅。王宗槐根据群众的指点找到这所别墅，将其财产罚没处理，第二天就跟着师部向娄山关前进，一直北进到松坎地区。这时，后方传来了喜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好多年后，王宗槐来到遵义会议旧址一看，惊喜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正是柏拐子那座楼吗？当年我们还在这里打土豪呢！”

快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团青年干事钟生溢在渡河作战中被河水冲走了干粮袋，好几天来一直靠大家的接济度日。王宗槐得知这一情况，便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炒面一分为二，又将杨成武给他的盐匀出一把。1964年，钟生溢在河南省军区任副政委，携爱人到北京看望王宗槐时感激地说：“要不是你那碗炒面，我是过不了草地的。”

到达陕北后，王宗槐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政委。在一次打土豪战斗中，教导营缴获了一堆布匹。王宗槐和营长熊招来没有请示上级，就决定用这些布给全营每人做了两套衣服。当军团召开直属队大会时，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一眼看出了问题。他把王宗槐叫了出去，说：“你这是犯了本位主义。”王宗槐立即认了错，并一直铭记在心，不再重犯。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

为做好整训工作学抽烟

1937年8月，王宗槐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上任不久，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即派他参加由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带领的工作团，到山西定襄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定襄扩军任务完成后，王宗槐随舒同星夜赶到五台县河东村，向聂荣臻报到。随后，在聂荣臻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王宗槐便是落实此项工作的组织部门负责人。经过一番筹措，晋察冀军区于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的基础上，晋察冀边区于1938年1月11日在阜平县隆重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王宗槐被选为八路军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选举代表过程中，王宗槐抽烟的故事在部队和当地群众中传播开来。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和舒同向王宗槐布置任务说：“吕正操带了人民自卫军的主力两个营和一个特种营，来到平汉路西的王快镇进行整训，你代表军区去慰问，并帮助他们整训并建党建政（政治机关）。”这支人民自卫军由吕正操任司令员，原属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大都是东北人。

接到任务后，王宗槐带慰问团到了王快镇，受到了人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桌子上放了许多香烟，可是王宗槐不会抽烟，他只好“借花献佛”光给别人敬烟。几天后，找王宗槐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大家原先就听说八路军里规矩太多，连烟都不准抽，还以为是谣传。现在见你这位组织部长真的不抽，就信以为真了。他们担心将来改编后受约束，吃不消。”

王宗槐恍然大悟，于是立即学着抽烟。刚学抽烟时又辣又呛，滋味很不好受，但他把这事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强忍着吸进去，吐出来。来人越多，他抽得越凶。这样人来人往，你递给我一支烟，我给你点个火，烟一冒上，话匣子就打开了。聊天之际，他向大伙解释说：“抽烟伤身破财，八路军里不提倡，但也允许抽，靠自觉，不强迫。”这就解除了自卫军官兵们的顾虑，整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慰问团返回阜平城后，聂荣臻听取了汇报非常满意。政治部的同志看王宗槐染上了烟瘾，就批评说：“你这个部长呀，怎么抽起烟来了？”他急忙说：“我改，我改！”

建立“头脑档案”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师等发起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将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到华北就调集7万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首先“扫荡”北岳区，继而向晋察冀军区机关和边区腹地疯狂进攻。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陈家院村。

一天，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难办的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花名册也没有。原因是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所有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翻出来了，暴露了晋察冀部队一些实力。聂荣臻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要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而现在上级发来了急电要花名册，若等到统一制表发下去填，再汇总上来，显然来不及。

王宗槐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列出了名单。然后，他又把一至五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列了出来。两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抄写，三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出来了，总计近2000人。许多人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著名作家魏巍在50多年后曾以亲历者的身份赞扬说：“这种近似计算机的记忆力简直是神话了，然而这却是他的天赋和高度的责任心所养成的。”王宗槐则说，这种责任心“是在军区首长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出来的”。

晋察冀军区刚成立时，聂荣臻经常询问干部情况。谈到某个干部，他总爱问：“哪儿的人？哪年参加革命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起初，王宗槐身上总带个小本本，记着这些情况，以便领导查问。有一回，他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荣臻说：“要记在脑子里。”王宗槐意识到自己工作离上级要求尚有差距，于是下功夫建立“头脑档案”。他加强了同干部的谈心活动，并且每次谈完话后都要从头回忆内容，直到记住了才罢休。1940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评选先进个人时，一致推举王宗槐为“模范干部”，师以上干部能获此殊荣，足见其工作成绩的突出。

发动老百姓打狗

1942年5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这时，王宗槐向组织上请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去工作，聂荣臻批准他到三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三分区所辖区域包括河北省的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望都、定县等地。这时，除了阜平县，其他县城都被日军占领，不少村庄也都成了游击区。王宗槐和战友们坚持在乡村山野寻机歼敌。

这一带本来就贫困，尤为被动的是，三分区的主力部队不能得心应手地开展游击战。白天行动，受到日伪军据点的监视和制约；晚上活动，老百姓家的狗汪汪叫，无形中成了敌人的报告员。于是，王宗槐和三分区领导发动各家各户顾全大局，打死自家的狗，为部队夜晚行动提供静悄悄的环境。此后，三分区军民端碉堡，割电线，平壕沟，抓“舌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1942年9月，王宗槐调到滹沱河流域的四分区任副政委。在这里，他和战友们反“蚕食”，反“扫荡”，护秋收，拆碉堡，破坏封锁线，并派出一支又一支敌后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对扭转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底，王宗槐随聂荣臻到达延安，准备出席中共七大，被编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开幕，王宗槐作为547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七大的全过程，并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担任监票员。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王宗槐正在延安党校学习，未婚妻范景明突然出现在联防司令部招待所里。王宗槐喜出望外，过来与她见面。他俩相恋两年多了，红娘就是当时的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王平及其夫人范景新。那时，王宗槐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孑然一身。王平夫妇就把妹妹范景明介绍给他。范景明品貌出众，共产党员，原是三分区冲锋剧社演员、女生队队长，后来调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医。几次接触后，他们情投意合，确定了恋爱关系。1943年8月，王宗槐来延安时已经28岁，够成婚条件了，但范景明尚在学习，故将婚事推迟了。1944年2月，范景明刚从学校毕业，就与西调的军区二旅的人员同行，历时三个多月才到延安。

解放战争中转战千里

驰援中央

抗战胜利后，王宗槐夫妇携带中央军委发给晋察冀军区的密电码来到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市。这时，一大批军政干部急赴东北，张家口就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王宗槐回到组织部部长的岗位，在这里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他一直住在办公室。短短两三个月中，他经手的中转干部少说在2000人以上，加上晋察冀军区干部的调进调出、伤残军人转地方的善后工作等事项，忙得不得片刻休息。知情者回忆说：“抗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解放战争期间，王宗槐曾担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四纵队副政委、第三纵队政委、第六十三军政委。

1948年10月，华北军密调两个军的快速部队，趁冀中、冀西、冀南空虚之机偷袭石家庄，扑向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发动了所谓的“掏心战役”。他们配备400辆汽车，带着上百吨炸药，打算在四天后先集结于保定，然后向石家庄进发，企图炸平石门。中共中央命令第三纵队，必须在四天内赶到保定西边的满城县。这时，第三纵队正在怀来与敌人周旋，距满城尚有250多公里。王宗槐和郑维山司令员当即向中央保证：“按时到达。”

为了隐蔽，他们只在夜间行动，选择的还是崎岖的山路。此前，他们已经在平绥地区连续转战了3500余公里，现在每天还要走50多公里山路，这是何等的艰难！纵队领导跟战士一样徒步行军，他们深知行军的速度关系到中央的安危。不时地问身边的人员：“三纵队到哪里了？”也一连三次向报告第三纵队的行军进程。两天后，部队昼夜兼程赶了135公里，于10月28日下午翻过了紫荆关。闻讯后，非常满意地说：“三纵队可以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只要在30日前赶到望都地区，破敌就有把握。”在郑维山、王宗槐的带动下，第三纵队提前一天在30日拂晓到达了满城以南30公里的望都县。

这时，第九十四军右翼已经突破了在此所设的防线，正在向20多公里以南的唐河防线进攻。第三纵队与第九十四军展开了激烈的赛跑。王宗槐一整晚都在不断地激励队伍：“快！再快！一定要把敌人阻击在沙河以北！”凭着顽强的毅力特别是保卫党中央的热忱，他们的两条腿终于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于31日拂晓到达沙河防线以北的燕赵、东抵村一带，截住了九十四军的去路。傅作义闻讯后大惊，急令部队撤回望都城固守。至此，敌军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彻底失败。

带头破冰下水，徒涉过河

平津战役中，傅作义为了解困张家口，调其主力第三十五军到张家口郊区。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入关，傅为保其大本营又令三十五军火速返回北平。如果让其得逞，解放北平就会倍加困难。不失时机，电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全速赶到宣化、下花园一线，挡住敌三十五军使其不能东逃。而此时，第三纵队正在望都以西的曲阳县，接到命令便马不停蹄地北奔。过大洋河时，郑维山、王宗槐冒着寒风，带头破冰下水，徒涉过河。第三纵队虽尽了最大努力，但终未能在下花园地区截住三十五军。兵团政委罗瑞卿对王宗槐说：“还要快追呀，放跑了三十五军谁也无法向军委交代！”王宗槐感到责任重大，在行进中不停地鼓动部队，仅用了7个小时就跑了45公里，终于在下花园以东20公里的新保安镇外，切断了三十五军的东归之路。

傅作义又派出一四军、十六军接应三十五军，向新保安方向出击。由于郑维山、王宗槐审时度势，抽出力量向东占领了有利地形，所以当敌人援兵到达新保安以东5公里时，便遭到了第三纵队的迎头痛击，一场恶战爆发。一面是敌三十五军拼命向东突围，一面是敌人援军在飞机掩护下向西猛攻，第三纵队被夹在中间两面受敌，战斗异常激烈。然而第三纵队就像一堵铜墙铁壁，把两股敌人始终隔离在2.5公里之外，敌军尽管枪声相闻但就是无法会合。待大批援军到达之后，第三纵队和他们一起全歼了敌三十五军。敌一四军也在逃窜中被入关的东北野战军歼灭。三十五军的覆灭使傅作义断绝了再战的念头。当第三纵队的指挥部移到海淀镇准备强攻时，北平就已宣告和平解放了。

北平解放后，第三纵队改编为第六十三军，隶属第十九兵团，郑维山任军长，王宗槐任政委。1949年3月14日，郑维山、王宗槐率领全军开赴太原前线。战斗打响之后，六十三军由南面发起进攻，突破阎锡山太原防守区的“生命要塞”，占领了敌重点把守的双塔寺地区，打开了向太原纵深发展的缺口，进而拔掉了首义门前的碉堡群，攻进太原城，并利用当场缴获的3辆坦克，冲进了敌人的绥靖公署和省政府大院，取得了太原会战的胜利。

太原会战后，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划归为第一野战军建制，由晋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与兄弟部队一起进行了扶眉、平凉、兰州战役，后又迅速解放了青海、宁夏全境，在战场上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总政机关

1950年6月，王宗槐被调到总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副部长。他在总政工作的8年中，一直是总政机关的党委书记。在诸多工作中，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做青年工作和干部工作上。在具体工作中，王宗槐忠实地贯彻了总政治部主任一贯坚持的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的原则，坚持党管干部，反对任人唯亲、个人说了算的倾向。

在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时期，总政领导让王宗槐担任全军“三反”办公室和肃反办公室主任。组织上为何这样安排呢？曾对王宗槐说：“全军肃反运动就要开始了，总政要成立个肃反办公室，你当办公室主任，蔡顺礼任副主任。有关肃反的文书往来、信件传递，以及需要与干部本人见面的材料等一律由你签名盖章。为什么不让蔡顺礼当主任呢？他是保卫部副部长，而你是管干部的，人家见了你的名字，不会感到有压力。如果用保卫部长的名字，那人家就会感到问题严重，甚至害怕起来，不利于澄清问题。”这番话对王宗槐起了很大的指导和鞭策作用。在这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中，王宗槐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包括向本人作调查，做到材料扎实，使许多问题得到妥善的处理。

关于总政青年工作，王宗槐上任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抓好团中央和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的贯彻落实。

当时，全军共有团员29万人，但自上而下的青年工作系统尚未建立。为推动全军的建团工作，王宗槐承上启下，积极筹办，召开了全军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都为大会题了词。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军实现了所提出的发展百万团员的目标，逐步建立健全了团的组织。据1952年底统计，全军基层团支部达3万个。

1953年6月底至7月初，王宗槐带领90多名军队代表出席青年团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接见大会主席团时握着王宗槐的手亲切地说：“噢，你是王宗槐，做军队青年工作的。”

在高等军事学院

1958年11月，王宗槐从总政治部调到高等军事学院任政治部主任，1963年后任该院副政委、院监察委员会书记。高等军事学院位于北京颐和园北部的红山口，成立于1957年，、先后任院长兼政委。

高等军事学院1957年招收的基本系学员中，将军占63%，大校占28%，上校占9%，担任军以上职务的占94%，师级职务的占6%，而在教员队伍里，大都是尉官、校官。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问题。王宗槐领导的政治部在学员中反复进行放下架子甘当普通一兵的教育，学员中形成了尊师爱学的好风气。他还从制度上规定了关心和尊重教员的具体措施。为提高教员水平，王宗槐还与学院其他领导一起深入教学第一线征求意见，总结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1959年，为活跃群众性文化活动，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高等军事学院组织了由百十位将军参加的将军业余合唱团。大家推举时任学院政委的李志民上将担任指挥，唐延杰中将为团长，王宗槐中将为合唱团政委，熊伯涛少将担任朗诵。经过几个月业余时间的排练，合唱团于6月1日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开幕式上首次登台亮相，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接着，他们又到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作汇报演出，受到中央领导的连声赞扬。演出一结束，便指示把将军合唱团的节目作为国家节目，让他们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后来，各总部、驻京部队和一些大军区的将军也参加了合唱团，队伍扩大到230位将军。10月3日晚上，将军合唱团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庆祝晚会。、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前来参加国庆大典的各国贵宾们，都观看了演出。在将军合唱团的活动中，王宗槐既是组织领导者又是积极参加者，自始至终起着引导和积极推动的作用。

1966年夏，高等军事学院和全国一样陷入了“”中。运动一开始，王宗槐就受到株连，被戴上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诬蔑“总政是阎王殿”后，王宗槐因长期在总政工作且身兼多职，批斗会上被诬为“半个阎王”，遭到关押和上百次的批斗。1970年底，被下放到石家庄3302工厂劳动改造。

石家庄曾是华北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地方，王宗槐对此记忆犹新。尤其是3302工厂的许多人，都是从六十三军复员、转业的。当他们得知老首长进厂劳动来了，立刻引起了情感上的共鸣，以各自的关爱为王宗槐营造了温暖的环境。王宗槐很受感动。1972年春，王宗怀揣着3302工厂党委开具的鉴定材料回到了高等军事学院。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1年事件后，在的过问下，王宗槐得到复出机会。1972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昆明军区副政委，但当时无人直接通知他，直到12月28日私下里有人向他提起此事他才知道。为何这么长时间被蒙在鼓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还处于“控制使用”状态。

1973年1月12日，王宗槐到了昆明军区，得知高等军事学院有些人后来也分到这里，有些人还曾要“打倒”他，甚至对他有过过激行为。对这些人，王宗槐怕他们心有顾虑，便主动去看望他们，使其放下包袱。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贪污”，要王宗槐办他的专案。王宗槐在调查中不看来头，而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结论是田维扬是清白的，对他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王宗槐讲求党性原则的做法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尤其使田维扬感触颇深。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后，调整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8月，王宗槐被任命为第二炮兵副政委。这时，他已年届花甲，但在此后的岁月里，不管是在领导机关听取汇报，还是下基层了解情况，一个显著特点是：作风细致，尊重别人，不论职务高低，只要他跟你谈一次话，就能把你名字牢记心里。有些了解王宗槐的老人夸奖说：“当年的‘活辞典’如今变成‘活电脑’了。”1988年9月，王宗槐离职休养。

1998年10月31日，王宗槐病逝。一位军旅作家敬赠了一副挽联：鼙鼓垂功，钟鼎铭勋传不朽；军旗作证，将军风范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