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严复思想研究

摘要：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比较多的成果，主要涉及到严复哲学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近代化思想以及严复晚年思想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近代化思想；晚年思想；综述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思想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据初步统计，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严复思想研究的论著约300篇(部)，这些论著涉及了严复思想的方方面面。

一、严复的哲学思想

1．严复哲学的形态和性质

哲学的形态和性质的问题是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关于严复哲学的形态和性质主要有四种观点：严复的哲学是：(1)天演哲学；(2)实证哲学；(3)经验论哲学；(4)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杨正典认为严复的哲学中虽然有实证主义倾向，但不能就此认为是实证主义哲学。严复哲学“以近代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以及星云说、以太说为思想基础，建立了进化唯物哲学理论”，可以称之为进化唯物哲学。李承贵认为，“严复哲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如何对待西学、变法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侵略’等课题，从而使哲学的唯物唯心性质不突出，而哲学功用性质特别明显；就其对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看，可称为启蒙哲学”。

2．严复哲学思想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学界一般认为严复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影响非常巨大。张锡勤说：“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成就和不足，优点和缺点，都同严复有一定的关系。”认为严复哲学思想构成了对中国旧哲学的清理参照，对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陈庆坤认为严复的哲学是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经验哲学、归纳法和功利主义是真正以科学为基础的，有了近代哲学的特征。具体到严复的天演进化哲学，多数学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严复思想和成就的代名词，它为当时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崭新的思想武器，也开创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但也有学者在肯定以上观点的同时提出，严复的天演进化哲学也带来了庸俗进化论的消极影响。像张锡勤就认为，严复一直强调渐进，“这种来自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不仅妨碍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进化的过程，而且在政治上势必引出渐进主义的结论”。针对这一种观点，李承贵指出，需要重新廓清庸俗进化论的涵义，严复并非反对事物的质变，而是剧烈的“突变”，他所主张的教育变革，国民性改铸虽然缓慢但不能认为其中没有质变。因此把严复进化思想冠以“庸俗进化论”是不严肃、不认真、不科学的。

二、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有人说，“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是近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且一开始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概括起来，除了总体性概括他引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反封建的启蒙意义外，学者们还就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本身价值属性、来源和倾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关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多数学者认为严复的“自由”的内涵包括：(1)提倡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制和政治制度，只有能保证个人的法制和政治制度才有价值和意义；(2)提倡经济上的放任主义；(3)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4)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主要涉及到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理论、经济思想、伦理学说以及社会价值观几个方面的内容。

严复作为中国最早提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对“自由”的把握和导向上有自己的特征。刘桂生认为，严复总是把自由、平等、民主与国民素质的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自由是有条件的，实行自由必须以自治为前提，而自治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在涉及国家整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的问题上，总是以国家自由为重，出现矛盾时主张牺牲个人自由。他认为，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和混乱的，一方面以自由反对专制，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抽象的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压抑了启蒙的发展。台湾学者黄克武指出，严复和穆勒对“群己权界”的“界”的认识和“界内”个人自由的扩展持不同意见，穆勒的“界”并非其重点，重点在界“内”自由要尽可能地扩展，而严复所看重的是“界”的观念，他“引进西方自由观念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国人了解群己之间以‘界’为基础之平衡关系”。从而希望告诫人们不可在“自由”口号的掩盖下胡作非为，失去秩序，这也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在中国环境下的妥协和折衷。

2．关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属性

在这里，价值属性主要指工具性价值和终极性价值。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观只是工具性的，是他追求富强的一种工具。美国学者史华慈认为：“如果穆勒的著作中，个人自由经常被看作一种目的，那么，在严复的译作中，个人自由则成为提高民德和民智，并最终为富强服务的一种手段。”关宝成、潘晓斌认为严复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初考虑就是为了要使国家富强。他们指出：“国家富强是严复矢志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国家富强为什么需要自由呢?他认为严复的答案是：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素质，而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个人的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在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本身也具有终极价值属性。胡伟希说，“穆勒除了是功利主义者之外，同时还是十九世纪中叶少有的为个人自由作过出色辩护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穆勒之主张发展个性和维护个人自由，归根到底并不在于其有工具价值，而在于其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绝对的价值”。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穆勒，这一点严复是应当领略到的。胡伟希还反驳一些人认为因为<论自由>一书两人对“界”的理解不同而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工具性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二者对“界”的认识不一样，但他们都主张保护私人领域的自由不受到侵犯。所以仅仅说严复的自由主义观只有工具性价值是不确切的。刘淳反驳了美国学者史华慈所认为的严复“误读穆勒”——严复把穆勒的超越功利主义自由观改造成功利主义的自由观，以及学者们所根据这个论点而推论出的“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罪人”的观点，她说通过重读<论自由>，得出严复并没有曲解穆勒的自由观，“穆勒的自由观是兼有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对于论证“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罪人”的论据——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刘淳认为自有它失败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一直是暴力与革命不断，一直没有适合英美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

3．关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和倾向

自由主义思想来源于西方，由于其发展的阶段不同，学界区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概而言之，古典自由主义是早期的强调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在任何时候都看作是第一位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许多严重的危机和矛盾，国家出面参与宏观管理，有限度地限制个人自由的观点。学者们对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和向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胡伟希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而是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的一种创造，但其来源是古典自由主义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关宝成、潘晓斌考察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发展倾向后指出，严复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严复因对经验论和天演进化的哲学的信奉，使他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天赋”有所保留。而新自由主义有弱化个体主义色彩，呈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性质，与严复所关注的国家富强有相适合的地方，情感上更接近。

关于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卢梭的“天赋自由”观的关系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严复接受了“天赋自由”观并用之批判中国的专制。郑师渠指出，严复“显然吸纳了卢梭民约论中天赋人权论和人民的思想”，“早年批判封建专制运用的正是卢梭的民约论”，“是近代中国以鲜明的态度宣传卢梭民约论和借此猛烈攻击君主制的第一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复的自由观并非天赋自由论。杨义银、唐兴霖，王宪明、舒文指出，严复接受的英国经验论、实证法为主的观点，从逻辑上证明他不可能是天赋自由论者，不可能接受卢梭的先天原则。欧阳哲生指出，严复之所以批判卢梭的思想是因为卢梭是法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主张以革命和激进为手段，而严复坚持的是西方的特别是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对社会改造采取理性的态度，以改良和渐进为途径。因此不会是承自卢梭的天赋自由论。

三、严复的近代化思想

严复的近代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人的近代化和国家近代化两个方面。

1、有关人的近代化

人的近代化在严复的近代化思想中即改造国民性思潮。国民性在英文中统称NationalCharacter，是用来表示渗透在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内在精神或心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国民性格、国民价值规范、国民风度。

学界普遍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先河，严复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和旧学，指出正是它们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而他的三民思想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提出国家的富强是要靠每个公民的素质提高才能达到的，因此，迫切需要提高人们的民力，民智，民德。对严复的主要体现为三民思想的人的近代化思想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这种深刻启蒙意义之所在。郭国灿认为，“严复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儒家的纲常礼教，为近代国民性的改造明确了方向”。

杨义银认为严复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器物的表层引向变革制度、变革思想文化的深层，即必须培养个体的主体意识，培养个体的德智力，树立自由民主观念，改进思维方法，达到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黄新宪认为，三民思想是严复“进化思想中的精髓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主旋律之一”。启蒙的主题是“人的近代化”，“只有通过逐渐提高和改善国民素质才能奏效”，因此，他认为严复的这一主张是十分深刻的。

林家有、赵立彬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貌似缓进，实则坚实”，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可小视的，它恰恰做了革命派所忽视的国民启蒙的内容。刘敬东认为，严复以三民思想为主的思想启蒙在客观实际上构成了由近代改良到革命变革的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主要是由于变的进化观和民权、自由、科学的启蒙培养提供了革命的条件。

另一种观点在肯定其启蒙意义的同时，认为严复的三民思想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杨正典认为，严复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主要是以三民思想为指导的教育救国论，这种把复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面，尽管有其合理因素，但这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的片面之谈，而且这种论调在客观上也与预备立宪相呼应，成为其欺骗性的理论基础，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郭国灿认为，三民思想以教育为先，始终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张红认为，“由于他的社会经历和阶级属性的局限，使严复最终不能理解教育与革命，教育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孤立片面的夸大思想启蒙与教育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决定政治、经济的基础和前提，而且，这项工作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中国现实使严复一次又一次失望”。

2．有关国家近代化道路

众所周知，严复因为一直坚持他的三民思想而持渐进改良主义。像蔡乐苏所认为的，对严复而言，即使在时期康梁在“新民”诸报上的激进宣传也不合时宜，他认为，若等西太后享尽天年后再变法，则不会有血案发生，也不会功亏一篑。可以看出，严复是坚决反对用激进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的。

萧功秦就严复的渐进主义的近代化道路从学理上作了最早的探讨。他指出，严复的渐进主义是有完整的理论基础的，即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决定对西方文化既不能单项引进，也不能全盘引进。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培养一些具备现代化性质的质素，诱导其成活和发育，“使其成为嫁接外部现代化机制的内源性基础，内部的现代化质索与从外部引进的相适应的制度和因子两相结合，从而可以‘与时偕达’地形成一种不断带动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机制”。萧功秦进一步指出，“严复认为，要顺利导入现代化的内源性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文化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这样需要我们重视和认真反思传统文化，并从中挖掘和培育现代化的因子，以推进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渐进主义在批判激进主义与国粹主义的过程中，在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基础上，为后人留下一笔值得重视的思想财富”。

俞祖华还对严复和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指出，他们虽然采取了渐进和激进的不同道路和理念，但是他们都是有其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的，渐进和激进作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在他们二人的方案中也不是绝对的，启蒙和实践也在客观上成了互补的一对范畴，这是可以引起我们继续深思的。

四、严复的晚年思想

关于严复思想的变化问题，在学界一直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严复晚年思想相对于早年激烈地批判旧学，宣传西学，为维新变法张目而言，出现了保守与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认为他放弃了早年竭力宣传过的西学，完全回归传统，且主张君主专制，反对民主共和，提倡尊孔读经，已经陷入封建专制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总结说严复是早期进步，后期反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严复晚年思想的内容的界定没有太大的变化，杨正典的观点可以充分地代表这一共识。他说，“严复执着于他的渐进改良，于‘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成了掉队的先行者”。

但在对严复晚年思想的评价上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大多数的学者丢掉以前的一些武断和简单化的做法，认为不能用“进步”与“落后”来评价严复这样一个思想家，不能因为他晚年提倡尊孔读经来论证他反动(因为尊孔读经也并不意味着反动，儒家经典里本来就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内容)。而他寄希望于强人政治是考虑到安定为一切政治改革的前提，这些都是学理上的探讨，根本说不上“反动”二字。

与上述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有巨大反差的观点相对，有少数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一直都是贯通的，不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体现在三民思想的一贯性和终生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两种观点上。

1．严复思想前后存在巨大差异

多数论者在取得了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其关注的重点落在了严复的思想为何会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1)阶级局限、政治落伍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彭洁、李白辉。彭洁指出，严复后期保守主要缘于他不懂得变革生产方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即对时代的来去把握不定，是“不成熟的阶级产生的不成熟的思想，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李自辉具体论述了严复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由主张改革到教育救国到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其政治态度必然日益右倾，阶级地位的局限是使他落伍的阶级根源。

(2)政治形势恶化令其失望论。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有卢云昆，王春玲等。卢云昆认为，严复早年虽是持渐进主义的，但其晚年思想和早年相比，确实存在保守的倾向，而其原因在于，“一是戊戌事后，清政府虽已实行新政，但混乱频仍，求治无望”，二是“随着西学大量涌进……肆意泛滥，害人不浅”，三是他看到了“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乃至于今，其见日弊，于是持论更加审慎，更趋于中庸”。

3)双重因素论，即严复本身所具有的渐进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内因)与政治形势令其失望论(外因)。甄建均试图从严复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人手，论述晚年思想的归宿，他认为严复思想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产生变化存在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西方文明的祸害，由失望引起向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倾斜；内在原因在于其渐进思想，一直反对共和，和他思想中一直保留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这两重因素相夹，使他的思想有前后的不同。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陈孝华等人。

(4)反思论。丁四新认为，“辛亥革命后，由于时事混乱的武人争雄和欧战的刺激，严复的思想成了一反思的思想和政治态度。而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一是蕴含着一种孤怀独抱的操守和对‘时俗’的抗拒，二是对他中年时期思想的悔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体认与复归，这两种心态决定了严复晚年的人生历程，将是在摇摆不定、幻化茫然的心理动荡中，倍感内心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冲突与折磨”。他指出严复面对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他对欧洲文明、壮年时期的思想和辛亥革命后的现实，进行的反思使他认为孔孟之道才是根本，而不管是倡教还是尊孔，他认为都是要树立国性维系人心的必要。杨正典对严复晚年为何会提倡尊孔读经作了推测，他说，严复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再评价，对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对儒学的肯定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是超越了中西之后的重新取向和规划，体现了严复思考的深入化，也体现了他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5)道德文化关怀论。持这种观点的有顾士敏、艾昆鹏、张水勇、武云、俞祖华等。顾士敏在1992年就提出，严复从批判传统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以救亡，到批评辛亥革命而力持君主制，是对国性的认识为中心而进行的。早年恨之则认为封建旧学是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症结所在，晚年爱之又是因为他认为它是铸造国性、人格、国格之基，这种矛盾的共存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艾昆鹏、张水勇则从道德关怀的视角论证严复在接受西方进化伦理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在中国现实状况的影响下，关注传统与道德的关系，认为失去传统道德也将失去有效的基础。这种态度最终使他回归传统，放弃了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6)建国论。王宪明分析了严复的建国思想后认为，除了传统文化本身所对铸造国性这一点外，严复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终极关怀，希望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生产的同时，应具有自己的教化和民族文明，这样才能适应世界潮流，而不至于像别的一些国家一样因丧失民族特性而导致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灭种的情况出现。王宪明认为，严复的这一思考是深沉的，也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要求的，更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要求的。

2．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

这种一贯性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种一致性可以概括为严复一生都是持中西融合论。林家有、赵立彬认为，成为严复思想内容的核心的三民思想正是他晚年政治观念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从严复的三民思想的逻辑出发，他必定是反对革命的，对国民程度的认识让他认为中国连实行君主立宪都不够，只有借强人政治先稳定政局，这才是最重要的前提。李华兴，王宪明，林启彦，俞祖华也持此论。另一种一致性可以表述为严复晚期思想与早期相比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始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哈九增认为，在政治思想上仍坚持民主制表现之一的君主立宪制，(筹安会有上当之嫌，他的“君主”制也是作“众主”之意，且认为等国家富强了就可以过渡到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反对儒家文化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总而言之，严复依然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