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场背后的生态之争

北京密云县去年规划建立华北最大狩猎场，引起轩然大波，仅过4个月便被停止。现在，当初停建的狩猎场却还在开展商业的狩猎活动，再一次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这里。

“唉，谁知道以后怎样？本来听说招商5000万，哪知没戏了。”在电话中，密云县云岫谷游猎风景区的工作人员显得很无奈。

去年12月初，在北京市沟域经济发展规划成果展示暨招商推介会上，密云县招商局宣布：密云县拟投资5000万元，在其深山区新城子镇建设华北地区最大的狩猎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但仅仅过了4个月，这一项目就停止了。

狩猎依然在进行

密云县云岫谷游猎风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只是相关的招商停止了，而这里的狩猎活动仍然在开展。并介绍只要驱车160多公里就可以到达，狩猎区有30杆猎枪，一天可以接待30人。目前狩猎区不要门票，游客只需要交纳枪支使用费200元、导猎费200元，再购买10元/颗的子弹就可以进入狩猎区打猎了。

狩猎区基本是较平坦的丘陵，里面的动物也都是附近农民人工饲养的山鸡、兔子、柴鸡等，至于狍子早在好几年前就见不到了。前面说到的收费只是进入狩猎区的费用，如果打到猎物还要按种类收费，比如一只山鸡要交100元，打到兔子要交60元，打到柴鸡交50元。

针对密云狩猎场，动物保护组织普遍反对，而科学家却认为有节制的狩猎可以更好地促进生态平衡。狩猎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狩猎与生态平衡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狩猎活动引发反思

早在1994年，密云县云岫谷游猎风景区就已建成，狩猎活动也持续开展，只是这次招商动静较大，引起了动物保护组织和人大代表的忧虑。

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在写给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建议中指出，此举会给公众以误导，间接鼓励人们去捕杀野生动物，这是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并认为，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的捕杀和环境的恶化，野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急剧减少。北京地区近年来比较重视生态修复，周边环境有所好转，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增长，但绝对没有多到数量太多需要人为干预以维持生态平衡的程度。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代表葛芮对此表示赞同，并说到，如今狩猎已不是人类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更多是成为一种娱乐方式，这种娱乐建立在一些动物死亡的基础上，违背了生命伦理。即使有的地区某一种野生动物繁衍过多，大自然也会通过天敌或食物链的改变来平衡。

对此，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芦荻也表示，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根本就不需要人类去干预，即使是人为给动物做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也不是限制种群数量，而是为了让动物的生命更好地延续。近些年，随着动物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在一些原本有狩猎动物传统的国家也纷纷发起了反思运动。比如美国人有在圣诞节前一周猎鹿的传统，但近几年，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少，西班牙的斗牛也遭到当地人士的反对。至于北京郊区的野生动物是否多到需要人为干预的程度，这个结论应该建立在对北京地区生物种群详细调查的基础之上。在芦荻看来，人与动物应该是平等和谐的关系，而不是把动物看作食物或娱乐的工具。

合理狩猎能维系生态平衡

与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反对相比，动物学家更倾向于狩猎对生态平衡的正面作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告诉记者，北京郊区最多的动物是狍子和野兔，他的同事就曾经在附近山区打到过野兔。而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标本室里，也有在中关村地区捕捉到的野兔、黄鼠狼、刺猬的标本。在有的地区由于牛角羚数量过多也对森林造成了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认为合理的狩猎是有益的。

在汪松看来，历史上，狩猎是人类基本的生产活动，而随着社会进步，狩猎中获取食物的功能已经被运动休闲功能替代。但狩猎运动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俄罗斯总理普京就经常狩猎。在德国，只要通过3天考试获得狩猎证，就可以到野外狩猎。一位德国鹿科动物研究专家曾经告诉汪松，德国每年要狩猎狍子100万头，狩猎野猪60万头。即使这样，在德国也经常能够看到狍子出没，并没有因为狩猎活动而减少或濒危。

汪松指出，片面地反对狩猎是不科学的，狩猎的对象往往是体弱或年老的动物，应该看到，合理范围内的狩猎活动是有助于维持动物种群繁衍和生态平衡的。当然，这需要在充分研究动物种群变化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狩猎数量和狩猎种类。如果把种群中的公鹿打没了，对种群的发展就不利。

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自然界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食物链，每一种动物都有天敌，如果当自然界中某一种动物的天敌数量减少时，就会造成种群的泛滥，从而导致该种群食物的匮乏，最终受害的还是这个种群。

他举例：1944年，美国海岸巡逻队将29头驯鹿带到位于白令海的332平方公里的圣马太岛，作为岛上驻守人员的食物补给。二战结束，人员撤离，留下了驯鹿。1957年，当生物学家戴维克莱因登岛时，见到岛上一派兴旺，驯鹿数量发展到1350只，岛上四英寸厚的地衣供养着驯鹿，生机勃勃。1963年到达这里时，驯鹿数量竟达6300只，植被已难以为继。3年后，当生物学家再次登上圣马太岛时，岛上鹿骨累累，地衣所剩无几，残存的42只驯鹿中，41只为雌性，只有1只雄性，还是个亚成年的羸弱个体。1980年，该岛驯鹿全部死光。分析其症结，就是因为岛上没有驯鹿的天敌。

而德国当地的狍子、马鹿的数量十分可观，如果没人狩猎，就会破坏自然植被，反过来会影响狍子、马鹿的种群繁衍。

其实，从人类文化史分析，狩猎本来是伴随人类进化的一种传统活动。只要在科学的调研基础之上，进行既满足娱乐运动、又可减轻种群压力、维持生态平衡的狩猎活动，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例如，在澳大利亚，原本不存在的兔子一度泛滥成灾，本土的袋鼠则因天敌袋狼的消失而失控。通过狩猎，对这些可再生的动物资源，进行种群控制，同时，作为一项户外运动来经营，既维护生态，又经济实惠，还达到了永续利用的目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在东北、西北一些地区开展狩猎活动。据2006年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狩猎收入让当地政府和群众更加珍惜野生动物资源，很多牧民不但自觉摒弃了任意猎杀的习俗，还主动为动物预留草场和抵制盗猎。从长远来看，有节制的狩猎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有益的。

郭耕认为，狩猎违背了生命伦理，是一种“小恶”，但如果能换来动物种群的正常繁衍，就是“大善”。

“狩猎违背了生命伦理，是一种‘小恶’，但如果能换来动物种群的正常繁衍，就是‘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