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阅尽月港往事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最南端的设区市，与台湾隔海相望，历史悠久。明朝时，漳州以月港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与葡萄牙等西方殖民地国家共同推进了全球化贸易，渐变为以陶瓷为主要贸易输出品的“海上陶瓷之路”，实现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碰撞和对话，是全国“海丝”申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月港 海丝始发地之一

月港，亦名月泉港。明代属漳州府龙溪县八、九都，因其“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今属龙海市海澄镇。明代的漳州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历史上的四大贸易商港。月港自兴至衰长达2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

明朝建立后，为防止日益严重的倭患，政府厉行海禁政策，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但并没有切断沿海居民对外联系，东南沿海一些偏僻的港汊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据点。自明永乐年间开始，月港走私贸易悄然而起。

明朝中后期，月港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冲破海禁“私自下番”规模增大，二是开始将外国商船引到我国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三是出现了一大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他们兼有武装，亦商亦盗。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成为合法对外贸易商港。万历年间是月港发展的黄金时代，“四方异客，皆集月港”，往返商旅，相望于途。月港的繁荣，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有“天子南库”之称。

月港与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郡岛各国，以及朝鲜、日本和琉球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贸易往来，并且以吕宋为中转站，与欧洲一些国家进行间接贸易。由月港进出口的货物，多达100余种。其中，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丝绸和瓷器。漳纱、漳缎、漳绒（天鹅绒）为漳州名产，为海内外所推崇。漳州瓷器被西方人称之为“克拉克瓷”，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洲各国。从月港输入的外国货物有140种之多。除传统的香料、珍宝外，还有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原料。米和白银成为后期主要的进口货物。

明朝末年，由于战乱、西方殖民者东侵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月港衰落了，逐渐被新兴的厦门港所取代。

古月港遗址和漳州海商遗迹是“海商丝绸之路”历史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窑文化的对外传播

欧洲与东方贸易往来的新航线开辟之后，中国瓷器给世界文化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漳州窑瓷器作为中国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漳州月港运送到世界各地，也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据明张燮《东西洋考》载：“文郎马神（相当于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这体现了中国瓷器通过贸易对东南亚饮食文化的影响。1992年～1993年，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海域打捞出水了一艘西班牙“圣迭戈”号船，该船沉没于1600年12月，出水有漳州窑青花大盘等大量外销瓷器。这些瓷器造型和图案上都加入了很多域外文化元素以迎合当地人民的需要。

16世纪，伊斯兰教盛行于印尼群岛，当地人具有喜欢席地而坐、共同围绕一个大盘进食的伊斯兰风俗。今天，在当地出土或传世的许多大瓷盘正是当时来自漳州窑的瓷器。

在东南亚，中国陶瓷常被作为显示身份财富的象征，被用于婚礼喜庆、丧葬与宗教生活。据《东西洋考》记载：“美洛居（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东海中稍蕃富之国也……嫁女多市中国盛酒器，图饰其外，富家至数十百枚以示豪侈。”考古发现，印度尼西亚乃明清福建漳州窑系陶瓷的重要销售地，福建陶瓷普遍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至今在北苏拉威西地区，漳州窑系陶瓷还用于婚宴上盛放食物。当今富有的印尼家庭中，也会把中国瓷器当作装饰品，摆设出来以示身份。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北苏拉威西地区，漳州窑系青花大盘还被用作接生之用。《东西洋考》又载：“文郎马神又好市华人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藏。”可见漳州窑瓷器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影响之大。

漳州窑瓷器也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如漳州窑五彩方位帆船鱼纹盘，就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盘内绘24向位罗盘，中央为简体阴阳太极二重圈，圈内写有“天下一”字样，内圈24个楷书铭文，“文武廉辅破廉武巨文禄廉文，破破武贪文禄廉辅破巨武贪”，依首句“文武廉辅”，大约是文武官职俱要政治清廉、相辅相成，不要贪财之意，后面重复或错位文字则为民间俗写方式。外圈由天干8字、地支12字、八卦文乾、坤、巽、艮4 字搭配组合。盘壁饰星宿、岛屿、海涛、帆船、飞渔、鹦鹉等图案，口沿饰山岭、草树、行船、桥渡等景物。大盘中心的罗盘即指南针，指南针作为定向工具在北宋时已应用于远洋航海。南宋时，人们开始以天干8字、地支12字加上八卦乾、坤、巽、艮4字定位罗盘，每个字相当于经度15°。在罗盘上，子为正北，按顺时针方向顺序是丑、艮（东北）、寅、甲、卯（正东）、乙、辰、巽（东南）、巳，丙、午（正南）、丁、未、坤（西南）、申、庚、酉（正西）、辛、戌、乾（西北）、亥、壬、子（正北）、癸。中国宋代首先使用指南针导航，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此星盘图形反映了中国的航海文化。瓷盘中另绘有星宿图，星宿图又称二十八宿，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东西南北各有七宿，与指南针皆有指示方位和航向的功能。盘中用红线连接绿彩圆圈表示星宿图，显示了中国人吸收印度、阿拉伯人的航行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

窑业技术的传播

漳州窑瓷器作为外销瓷，其产品主要供给海外市场，对于海外制瓷的影响显而易见。被称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崎彰一曾谈到，当漳州窑系瓷器大量从月港销往日本之时，其窑业技术亦随之外传，而在此之前，日本尚未掌握在陶瓷上绘画等技术。当时，一位被日本人称作“阿米夜”的中国人在日本京都一带传授漳州窑的热烧技术和绘画工艺，他很可能来自漳州。崎彰一通过将日本瓷器与大量发掘出土的漳州窑系器物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织部”、“志野”、“黄濑户”等产品是受漳州窑的影响而出现的。他认为，漳州窑系在日本陶器文化形成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人在模仿漳州窑技术的同时融进了日本民族特有的风格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陶瓷文化，日本人应重新考虑自己的陶瓷历史。日本古陶瓷专家森村健一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漳州窑陶瓷和日本唐津、志野的陶器被称为“三大新餐具”，显示了近世陶瓷的辉煌。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进口了漳州窑的青花和白瓷，让陶工仿制，这些仿制品就是志野陶器。

通过以上可见，漳州月港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时空链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月港走向没落，漳州窑瓷器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蜚声海外的“砂足器”、“汕头器”、“吴须赤绘”、“交趾瓷”、“饼花手”等各类瓷器，只能成为后人遥远而美丽的遐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漳州窑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输出产品，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人类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