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菲茨杰拉德笔下男主人公的形象延续

时间:2022-07-30 02:17:39

论菲茨杰拉德笔下男主人公的形象延续

内容摘要:菲茨杰拉德笔下创造的男主人公,总是对他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美国的社会和历史有所折射,因此在某些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施塔尔与盖茨比(分别出自《末代大亨的情缘》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两位主人公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且在形象上有着明显的延续关系,与此同时,施塔尔对盖茨比形象的延续也反映出了作者人生和创作上的变化。论文拟从两部作品主人公的性格、身份地位,以及象征意义与情感寄托等几个方面来窥探菲茨杰拉德所塑造的角色形象,并试图阐释两个角色之间的区别与形象延续的联系。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盖茨比 施塔尔 形象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二次繁荣”的历史阶段中一颗耀眼的明星。这个优点与缺点都异常明显的年轻人,努力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史诗般的辉煌。他在仅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五部长篇小说及160多篇才情恣肆的短篇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他笔下的世界几乎就是他本人的生活,他塑造了大量与自己以及身边人相近的人物形象。

与所谓的“爵士时代”同时,“美国梦想”就像一只被萨克斯风吹起的气球,飘在空中却仿佛是伸出双手就可以得到,让人们觉得,只要你有才华,命运就在你的掌握之中。菲茨杰拉德自己也成为了这一场爵士盛宴中尽情角逐欢乐的一个,同时也是最清醒的一个。他在参与一场又一场的盛宴的同时,又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将这一切以自己的深刻理解与体会记录下来,并给予评判。分别出自《了不起的盖茨比》及《末代大亨的情缘》的两个男主人公――盖茨比和施塔尔,便是菲氏为这个时代塑造的两个杰出代言人。

菲茨杰拉德对人物的描写总是印象式的,他不去描绘一个人物具体的、实在的外表,而是擅长抓住他们的精神实质来塑造其性格――无论盖茨比还是施塔尔,都是如此。

盖茨比原名杰姆斯・盖茨,“他是在十七岁时改名换姓的,也是在他一生事业开端的那个特定时刻……”i在他的心里,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碌碌无为,贫困潦倒。他对自己后来身份的塑造,来自自己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称号,如果真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因此他虚构的恰恰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很可能会虚构的那种杰伊・盖茨比,而他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个理想形象。ii”

在离家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他四处奔波,为了生计,干着各种杂事。尽管生活辛苦,可他的内心却经常处于激荡不安之中,他日夜幻想着自己也可能会拥有的绚烂的生活,并且每一天都在为自己幻想中的那个世界增添新的内容。他经常莫名的自我陶醉,有时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觉得拥有幻想事物理所当然。但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空想家,他从小为自己制定了各种计划:锻炼、学习、工作、习演说和矫正仪态,他一直充满决心要出人头地,去追求他的“美国梦”。

盖茨比是一个实践型的梦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者。他固执地相信过去可以追回,爱情可以重来。他富于幻想的性格使他将黛西塑造成了最高的梦想,不断的痴迷追寻。在汤姆与盖茨比争吵的情节中,盖茨比身上那种“虚弱无能的真挚性”爆发出来,一个男人承认了自己内心情感的时刻,就是他最最无能的时刻,仿佛不降低自己的男人姿态,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盖茨比的浪漫又被打上了一丝女性性格的特征。

与盖茨比不同,施塔尔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可供人挑剔的弱点。正如他在原文中“Starh”这个与“Star”(明星)读音相同的名字一样,施塔尔从一出场就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代表。

菲茨杰拉德一生都在崇拜英雄,但在他四十岁前,从未创造出一个无可挑剔的英雄形象来,门罗・施塔尔是第一个,也是有成功事业背景的一个。他以前的作品中,布莱恩(《人间天堂》的男主人公)和安东尼(《美丽与毁灭》的男主人公)都没有职业;盖茨比的经商活动有些见不得人;迪克・戴夫(《夜色温柔》的男主人公)中途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只有施塔尔,把精力投入电影行业,承担着各种责任,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既不像布莱恩一类的角色,每日挥霍无度;也不像盖茨比一样,经营着一份破了产的感情。

尤其不同的是,施塔尔不像菲茨杰拉德其它长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性格偏女性化。相反,他是一个绝对强势的男主人公形象,因此更加吸引那些已经熟悉了菲茨杰拉德惯常风格的读者。“他站在那儿(虽然个子不高,但看上去总是那么高大),审视着他那个世界的纷繁复杂的事物,就像一个年轻而自豪的牧羊人,对他而言,日和夜都无关紧要。他生来就不睡觉,没有休憩的才分,也没有那种欲望。iii”在人们的眼中,他从年轻时代就有着出众的能力,而且比一般人都更努力。

在腐败之风盛行、商业气息浓重的好莱坞,他蔑视票房的价值,愿意用更有价值的作品去换取大众的信任,甚至对观众也抱有一种责任感。他在工作中处处体现着自己的英雄气概与出色的领导才能。同时,他对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富有同情心,充满人情味。他愿意耗费宝贵的时间,解决演员对性无能的恐惧;耐心地指导编辑编写剧本,向自己想要得到的效果靠近;他还非常关心摄影师的健康状况。他处理事情并不优柔寡断,而是善谋善断,他果断地撤掉无法控制片场的导演里德・雷丁伍德,并找到合适的替代人。正因为他太过耀眼,遭人嫉妒,也不为电影界的上层人物容忍。

除此之外,盖茨比与施塔尔两者性格中还存在着对人际关系“商品化”不同的倾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行其道,金钱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人开始将身边的事物进行物化考量,人际关系开始出现异化。这种异化就体现在,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用与被利用,可以用金钱来解决彼此间的一切事情,从而淡化了亲情、爱情与友情。

盖茨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多多少少的反应出“人际商品化”对他的影响。他在最初找到尼克帮忙时,首先不是考虑仅凭他们的友谊,尼克就可以邀请黛西到场;而是考虑尼克答应帮忙后,给尼克什么“好处”。其次,盖茨比在用奢华的物件显示自己身价的同时,还有意用他人来映衬自己的风光,这一点在他向黛西指认自己派对上邀请的名人时,得到充分体现。甚至他对黛西的追求,也是爱情被物化了的举动。得到这份爱情,是他融入上流社会、获得身份地位的标志。

在施塔尔身上则看不到这些“低档次”的东西。他对凯瑟琳的追求完全出于对已逝妻子的怀恋,不沾染一丝金钱气息,他单单是希望凯瑟琳可以同他一起完成美好的爱情梦想。他希望用自己的温柔和魅力重新获得一份爱情,“他们的结合是想象中最为恰当和庄重的”。甚至对陌生人,施塔尔也不会将金钱利益放在考虑条件的首位。为了拍出一部高质量的影片,对公众承担一份责任,他决定拍(完)一部注定要亏本影片,以此争取信誉。不受“人际商品化”影响的施塔尔所作的一切,比盖茨比更高尚、更有人情味,更富有担当精神。

盖茨比与施塔尔两个角色的性格与气质看似不相符,但却仍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不遗余力的努力,他们的执着,他们对旧爱的怀恋,他们对美好的不懈追求,他们的神秘魅力,他们同样温柔的笑容。这些都在印证:他们本应是一个原型,只是施塔尔是“理式”,是理念中完美的那个;而盖茨比则是真实存在且有些缺点的、模仿“理式”的那一个。施塔尔本身就是盖茨比形象的一个延续,只是在这个延续的生命中,施塔尔已经变得更为成熟,也更被认同。

两部小说在人物塑造的方式上极为相似,故事中心人物的身份、背景和来历,都是通过对他们显赫声名的描述和旁人对他们的议论,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为读者所了解。然而菲茨杰拉德遣词的细腻却使人物的大致形象一样可以从旁枝末节表现出来。

从书名的用词来看,菲茨杰拉德都给了两个主人公一种认可。盖茨比是“Great”,这个单词在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表示“了不起的”、“伟大的”、“卓越的”的意思。对于施塔尔,作者则用了“Tycoon”,它指的是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从而成为一个富有或者是有地位的人。从这样的用词也可看出,盖茨比只是“了不起”而已,相比之下,施塔尔则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变得“伟大”。从对书名的翻译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在1971年时,翻译家乔治高曾沿用林以亮的翻g将《The Great Gastby》翻译为《大亨小传》,致使小说就此与“大亨”有了一些联系。但是“大亨”这个词在原书名中是找不到的,相反却清楚地写在《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中。而《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也曾被译为《最后一位君子》。现在通行译本的《The Great Gatsby》,对“Great”的翻译多采用“了不起的”而非“伟大的”,也更不再用“大亨”这个词。“伟大”的词性是褒义的,有崇高和令人景仰的含义;“了不起”则是中性的,它只是表示了一种卓越,而现行的通行译本则多采用“了不起”这一翻译,这也是对盖茨比形象的注解。反观“Tycoon”,无论是被忠实地译为“大亨”,还是意译为“君子”,则都表现出了对主人公人格及事业的认可。

盖茨比从小立志追寻“美国梦”。在追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当他遇到黛西,又失去黛西时,他对“美国梦”开始有了错位的认识,他开始信奉只有在物质上取得足够的富裕,才能得到自由与快乐,才能追回他的爱情。而不再是当初怀抱的、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事业,然后出人头地的理想。于是为了富裕,他做起投机生意。在禁酒令已经颁布后,做起非法贩酒的买卖。在当时,正常情况下购买酒精要去药店,因为有些酒有药用价值,所以盖茨比后来含糊地说自己开的是药店。发家之后,盖茨比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富二代”,好像他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许多家产。但是这个来路不明,又喜爱在每个周末一掷千金举办晚宴的富豪,招引了众人对他的猜忌。人们传言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或是别的什么亲戚,也有人说他当过德国间谍,更有人说他杀过人。在一次聚会中,一个矮胖中年男人在盖茨比别墅的图书室,查看书架上摆放的书,然后下结论:盖茨比就像大卫・贝拉斯科。而后者是一个舞台监督,以布景逼真而闻名。人们讨论盖茨比可能拥有的各种身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娱乐,并不关心他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喜欢盛大的聚会,而盖茨比每周都举办一场盛宴,则满足了他们的“破坏欲”与“狂欢欲”。

盖茨比不具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他只知道财富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起作用,但却不明白金钱在社会关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不明白这种“暴发户”的形象和传统豪门“富二代”的形象,有什么样的差别。他的一切行为,都只证明了他是个肤浅的淘金主义者。他的粉色西装,在汤姆・布坎农这类人的眼里显得无比滑稽,而他本人则更像一个小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社会身份的人,在遭到算计而被枪杀后,无人愿意为他莫名的死亡申诉,也没有谁愿意参加他的葬礼。

施塔尔作为盖茨比人格进化的形象,有着自己成功的事业。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制片人的合伙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练就一副“强劲的翅膀”,“飞得高,看得远”,“顽强的――最终是疯狂的――鼓着翅膀,不停地鼓着”。不像盖比茨那样做着有些不光彩的生意,他从一开始就迈入了电影产业,然后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努力一步步的在这个圈子里成长起来,逐渐成为电影行业的标志性人物,像爱迪生、卢米埃尔、格里菲斯、卓别林一样,只要提起这个名字,人们就会肃然起敬――不只是对他本人,还有他对整个行业所作出的贡献。他成就了电影事业的黄金时代,使电影远远超过舞台剧的影响力和受众范围。

在他走过的时候,人们都会笑着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向人们回话并挥手,“那样子有点像拿破仑和近卫军的关系……他依然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末代君王。他们走过他的身边,把招呼声变成一种低声的呼唤”iv。人们对他的决策几乎不会有任何怀疑,所有人都信任他的能力和眼界,当他传达了一个想法时,人们会认为这就是“神谕”,根本没有质疑或者争辩的必要,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几乎总是正确的。他不仅拥有所有人都认可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占据着人们心目中类似于对帝王的膜拜与俯首。他还努力承担着对公众的一种责任,愿意去拍一部入不敷出的“好”电影,来获取公众的信任;为了消除黑人对电影的偏见,他将那些好坏参半的电影重新评定,从他的计划中淘汰了四部影片,其中一部甚至马上就要开拍了。

施塔尔的死,不只是由于一场飞机事故,而是死于多方面的算计。在意外死于空难之前,他的同行布拉迪已先策划了对他的勒索,又准备指派他人实行暗杀。这种算计来源于工作上的矛盾与妒忌。由于菲茨杰拉德的突然离世,施塔尔死后的情况只在他生前的工作笔记中略有描述:“施塔尔去世那天,制片厂的所有人(包括马克斯兄弟)都在哭”v。这是一个逝去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惋惜的英雄。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形象很明显的表现出了作者本人的形象。盖茨比对于进入上流社会的渴望,正是源于菲茨杰拉德少年时在贵族学校中留下的阴影。对穷困的尴尬与恐惧催生了他潜意识中对“金钱世界”的渴望。到了《末代大亨的情缘》,则几乎找不到这种意识的痕迹。1936年的打击,诸如泽尔达的病情加重、母亲的猝然离世、海明威的公开讥讽以及纽约《邮报》对他个人形象的落井下石,虽然使他痛苦无比,却从另一方面激发了他不甘沉沦的心。到了1937年,在好莱坞经历了又一番挫折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已有了很大的转变,“性格更加沉毅、坚韧,思维更加成熟、稳练,观察社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更加缜密、更加现实”。于是他也创作出了在性格上更为成熟的英雄形象。

盖茨比和施塔尔的确出自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就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本人。那种不遗余力的努力,那种执着,那种对旧爱的怀恋、对美好的不懈追求,以及他们身上的神秘魅力和温柔的笑容,所有的这些都出自菲茨杰拉德本人。他以自己为模子,塑造了两个性格与气质看似不相符,壤镉质峭骋坏慕巧。这两个角色间的形象变化,正是菲茨杰拉德自己为人处事上更加成熟的转变体现。

盖茨比与施塔尔两个角色的朦胧神秘之处也许令人心存疑惑,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塑造人物时所展示出的不容置疑的艺术特色。菲茨杰拉德在有关《末代大亨的情缘》的札记及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中,曾多次提及《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说明在他构思和写作这部新作时,脑海里始终有挥之不去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此部小说的影响。施塔尔这个形象,某种意义上就是盖茨比形象的“理式”,是一个各方面都相当完美的模子。两者看似不同,实际却有内在精神的延续。菲茨杰拉德将自己更为成熟的理想与所希望成就的一种形象,倾注在他最后的未竟长篇中,同时展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看法,并做出某种评判。施塔尔的形象虽比盖茨比光鲜,但作者不是要在盖茨比与施塔尔之间做一个孰高孰低的裁定,而仅仅是个人对时代的评价。这个时代既让他感到快乐,又让他感到厌恶。

参考文献

[1]F・S・菲茨杰拉德.崩溃[M].黄昱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

[2]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5.

[3]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

[4]F・S・菲茨杰拉德.末代大亨的情缘[M].黄福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0.

[5]程锡麟.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C].译林出版社,2014.9.

注 释

i 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p202

ii 同上

iii F・S・菲茨杰拉德.《末代大亨的情缘》[M].黄福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0.p22

iv F・S・菲茨杰拉德.《末代大亨的情缘》[M].黄福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0.p41

v F・S・菲茨杰拉德.《末代大亨的情缘》[M].黄福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0.p219

vi 马里厄斯・比利.《菲茨杰拉德对美国的批判》[C].程锡麟.《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9.p217

(作者介绍:张曦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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