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融合,还是本土融合

摘 要：农民工社会融合具有二重性特征。根据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其社会融合方式包括迁移融合和本土融合两种类型。两种社会融合分别包括认同、文化、网络、经济四个维度。农民工两种社会融合程度均较低，但是两种社会融合之间呈现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的趋势。在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人力资本、家庭环境以及工作情况均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其中，家庭式迁移模式是农民工进行社会融合的一项有效策略。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合；本土融合；迁移融合；家庭式迁移

作者简介：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周思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距离不断缩小的过程，也是其从文化、收入、身份等方面不断向城市居民趋同的过程。然而，随着大批农民工的不断涌入，他们逐渐形成了新的一套文化和准则。不同于一味地学习和接受城市的规则，农民工形成了一种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融合。只有将内部与外部的融合相结合，农民工才能既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又获得较强的归属感。其社会融合具有与身份相对应的二重性。

二、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2010；Park，1924；马戎，2004）。{1}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Simons，1901；Leonard & Kitsuse，1955；Spiro，1955）。{2}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2004）。{3}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Berbrier，2002）。{4}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1980）。{5}“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1995）。{6}

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维度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观点。王桂新和罗恩立（2007）将其分为经济、政治、公共权益以及社会关系四个维度的融合。{7}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将其分为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和身份融合。{8}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可观的经济收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田凯，1996）。{9}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社会维度的标准存在差异，由此测量出的社会融合情况也不同。同时，学术界对于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李强，2002；李培林，1996；赵延东，2002）。{10}其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普遍偏低且具有明显内部差异性（钱文荣，2009）。{11}

根据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尚有不足。首先，西方理论均从文化和结构讨论社会融合，以主流文化为参照系，忽略阶层群体差异。其次，社会融合维度不一，其维度和影响因素之间的界限模糊，致使测量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1. 研究框架

由于本文需要对社会融合进行探索性分析，所以这里并未提出明确的假设。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特征（性别、户籍、教育、政治面貌、拥有证件类型）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迁移融合、本土融合）的重要因素（任远，2006）。{12}同时，家庭（配偶情况、迁移家庭规模、共住共居模式、居住地方）作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费正清，1987）{13}纳入回归方程。另外，工作状况（工种、企业性质）作为农民工生活的重要部分也将纳入回归方程。

2. 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0外来务工人员调查”，调查地点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宁波、上海、苏州、深圳、佛山、东莞六个城市。本调查最终成功访问了2 680位外来务工人员，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 主要指标及操作化测量

本文将社会融合分为了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两个概念。具体的指标操作化测量如下：

待遇情况：企业提供待遇情况，包括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其编码：1为有，0为没有。月平均收入：被访者的月平均工资。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被访者的邻居中是否有本地人。其编码：1为是，0为否。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被访者是否邀请过本地人到家做客。其编码：1为从来没有，2为偶尔，3为经常。听懂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听懂本地话。其编码：1为听不懂，2为听懂一些，3为全能听懂。讲本地话程度：被访者能否讲本地话。其编码：1为能讲，0为不能。工作评价：被访者对目前工作状况的评价，包括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环境、工作时间、晋升机会和整体满意度。其编码：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企业评价：被访者对目前所在企业评价，包括工资水平、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按时发放、加班时间和报酬、社会保障、企业福利、劳动保护、工作环境、文化娱乐情况、上下级关系、工友关系、员工参与工资协商、职业技能培训、本外地人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城市评价：被访者对打工地所在城市评分，包括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社会治安、交通条件、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生态环境。其编码为：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一般，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被访者目前工作场所最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其编码：1为是，2为否。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工友中与被访者同一个乡镇、县、省的人群比例。其编码：1为很少（50%）。社会交往中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社会交往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被访者在工作中使用较多的语言。其编码：1为本地话，2为普通话，3为老家方言。家庭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年总收入。打工总收入：被访者家庭外出打工收入。是否回老家买房：被访者5年内准备置办房产的地方。其编码：1为打工地城市，2为老家县城或乡镇，3为老家农村。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哪种人。其编码：1为本地人，2为新本地人，3为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4为既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地人，5为外地人。

4. 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探索社会融合的相关因子，统计模型为：

Xi=Ai1F1+Ai2F2+...+AimFm+Ui； （i=1，2，...，k）。

第二，当因变量为定距及以上变量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个人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家庭环境、工作状况与社会融合各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统计模型为：

Y=B0+B1X1+B2X2+...+BkXk+ε。

四、研究结果及发现

1. 农民工社会融合因子结构

（1）本土融合的因子结构

本土融合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融合概念相似，是农民工基于本地关系与本地居民进行的一种外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本土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8%（>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1可知，因子F1主要由“工作评价”、“企业评价”和“城市评价”3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70、0.885和0.756。这3项较好地代表了F1，反映的都是农民工对移入地的评价，是农民工的主观感受，表现的是其对移入城市的认同。因此，F1为“认同融合”。

因子F2主要由“听懂本地话程度”和“讲本地话程度” 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88、0.901。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2，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当地语言的情况。与文化的其它方面相比，语言是外来人口对移入地文化掌握的最突出表现。因此，F2为“文化融合”。

因子F3主要由“本地人成为邻居情况”和“本地人到家做客情况”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861、0.724。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3。与本地人做邻居反映了农民工在地缘上与本地人接近的程度，本地人到家做客的情况则反映了农民工是否与本地人有较为亲密的联系。这两者都较好地反映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因子F4主要由“待遇情况”和“月平均收入”2项指标代表，其负荷值分别是0.740、0.769。这2项较好地代表了F4，反映了农民工个人在移入地的经济水平。月平均收入、待遇情况与其职业直接相关，是体现个人经济水平的最重要部分。经济水平越高，其在当地的经济地位越高，融合程度也越高。因此，F4为“经济融合”。

（2）迁移融合的因子结构

迁移融合是农民工基于乡土关系与当地同乡进行的一种内部融合。这部分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迁移融合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其中，有4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4个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0.9%（>70%）。因此，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2可知，“是否回老家买房”和“是否认同外地人身份”2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8和0.75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1，都表现的是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虽然此种类型的认同并不一定能使农民工长期定居移入地，但是作为精神上的依托，为农民工在本地的生活提供了动机和支撑。因此，F1为认同融合。

“社会交往老家方言使用情况”和“工作老家方言使用情况”2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70和0.862，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2。与国外对种族文化差异的研究不同的是，在中国，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因此，老家方言在公共场所的使用情况，则代表了农民工在移入地对家乡文化的传承。因此，F2为文化融合。

“直接管理人员是否老乡”和“工作场所中老乡比例”2项指标对F3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02和0.813，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3。以往研究显示，工作从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农民工大部分生活。除去邻居，农民工社会关系大多来自于工作。因此，F3为网络融合。

“家庭总收入”和“打工总收入”2项指标对F4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912和0.916，这2项指标较好地代表了F4。家庭及家庭打工总收入在当地越高，其家庭的内部融合越高。家庭的总收入尤其是家庭打工的总收入代表了农民工亲属群体在移入地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迁移融合中亲属的经济水平。因此，F4为经济融合。

（3）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现状

通过对农民工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的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可知，仅有两者的经济融合呈现正相关，而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均成负相关。但是从其它角度来看，本地认同融合促进了迁移融合除认同融合的其它方面。本地文化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迁移融合的网络与经济融合。反而本地网络融合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迁移融合，本地经济融合也与迁移融合除经济外的其他方面呈相反趋势。由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的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之间的融入趋势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的（见表3）。

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回归分析

（1）农民工本土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4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3.2%、7.2%、7.4%和19.7%。其中，自变量对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大，而对认同融合的解释力最小。

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分析，性别仅对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产生显著的影响。女性比男性的经济融合程度低0.420分（B=-0.420，P

从家庭环境的角度看，配偶所在地对农民工认同融合、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与配偶待在同一企业的农民工相比，与配偶在同一省市的农民工认同融合低0.237分（B=-0.237，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工种对农民工的认同融合和网络融合有显著影响。与生产工相比，技术人员的认同融合程度低0.178分（B=-0.178，P

（2）农民工人员迁移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5可知，自变量对农民工迁移融合的认同融合、网络融合、经济融合的解释力，分别为13.7%、6.4%和12.9%，而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为负。因此，自变量对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解释力最强，对文化融合的解释力不足。

针对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而言，性别对网络融合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网络融合程度低0.168分（B=-0.168，P

从家庭环境的方面来说，配偶所在地对网络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与配偶住在同一城区的农民工比在同一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网络融合程度低0.341分（B=-0.341，P

根据农民工的职业状况分析，其工种对农民工认同融合和经济融合影响显著。作为中低层管理人员的农民工比生产工认同融合程度低0.400分（B=-0.400，P

六、 结论与讨论

1. 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情况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并非是以与本地人靠近为结果，而是以更好地在城市生存为目的，其社会融合是根据自身情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因此，其社会融合包括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两种情况。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促进。其中，农民工本土融合中的认同融合、文化融合和网络融合的程度越高，迁移融合的相关融合程度就越低。但其本土融合中的经济融合程度越高，迁移融合的相关融合程度也越高。本土融合与迁移融合的其它方面则呈不同的方向和趋势相互影响。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本土融合和迁移融合是相互交叉着发展。

2. 社会人口经济特征与经济融合相关

社会人口经济特征是影响农民工经济融合的重要原因。其中，农民工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尤其明显。首先，男性比女性在社会融合中更具优势，其本地经济融合程度明显较高。其次，拥有非农户口的农民工以及党员在迁移经济融合中具有明显优势。再次，高学历以及居住证的拥有对农民工的本地经济融合均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明赛尔（1989）{14}、姚先国（2006）{15}、刘国权（2012）{16}等人的研究得到进一步证实，人力资本对个人经济融合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