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哲中年拿来寂寞

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个少女心中都藏着一个张信哲，他不是最红的、

不是最帅的，但一定是最温柔的，有时他显得没有个性，只会用最大的耐心体现无尽的爱。但如今，

发行了最新专辑《空出来的时间》的张信哲说，他其实绝非无个性无底线的温柔，他正在经历一场

“中年叛逆”，在偶尔的疯狂和漫长的寂寞里经历着想要的生活。

撰文 | 本刊记者 张莹莹

跌宕起伏的背水一战

我上大学的时候，台湾校园民谣正流行，虽然不似如今的选秀那么热火朝天，但校园民谣赛场的舞台下也往往聚集了许多唱片公司猎头，我就是在一次比赛上被滚石唱片看中，签约成了歌手。

那段时间滚石签了不少歌手，我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没有想过“我要做明星”或者“我要赚大钱”，就是喜欢唱歌，想要做一份和音乐有关的工作。现在想来自己蛮踏实的，进公司先问“能不能到制作部打工”；上了一年多的班，赶上滚石出年度合辑，想要捧的新人都会出现在里面，我很幸运地在其中发了单曲；又赶上潘越云出专辑，文案是“阿潘和十个男人”，十首歌找十个男人对唱，但把滚石搜罗了一遍也只找到九个男艺人，所以你细心的话会发现那是个“文不对题”的专辑，我也被推上去，和李宗盛、罗大佑、陈升、张洪量等一起和阿潘合唱，这之后我才开始有自己的唱片。

那一年我经历了诸多跌宕：因为当时流行的是很男人很粗犷的声线，我的声音完全不被看好，跟李宗盛大哥熟了之后他跟我讲，当时我的DEMO给他们，他们都不听，直接扔到垃圾桶。后来我到了滚石的子公司巨石唱片，老板是古典音乐出身，他可以接受我的声音，才有了我的第一张专辑。但我的处境依然不妙：拍封面照，我站在镜头前手足无措，被摄影师指着鼻子骂，“你长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做”；公司老板曾经直接告诉我父亲，我能唱出来的机会不大；第一首歌播出，公司的策略是“只听声音不要现身”，电台放了两个月，歌红了，没办法才让我露脸。

这张专辑大卖，公司大跌眼镜，到年底我就要去当兵，所以加班加点，3月份发完第一张唱片，9月就发第二张，到了11月再发一张，中间还串了两个电影和一个电视剧，每天都要工作。一下子爆红了，我也开始膨胀，但还好这个势头被及时遏制：进了军队我依然什么都不是，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直言不讳地提醒我，再红，你在滚石依然是新人，前面有那么多红而踏实的榜样。现在想想，我很庆幸那段膨胀期被极大压缩，让我这一路都走得平实，有普通人的快乐。

服完兵役回来，我觉得世界都变了，“四大天王”突然崛起，港星开始“入侵”台湾，而我太久没有声音，几乎快被人遗忘了，公司的眼光也不对了。那时我下定决心，用一年的时间赌一回，拒绝一切商演和社会活动，好好唱歌。

不赌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生活很拮据，之前的唱片版税为父母还债还没还完，跟朋友吃饭我总是掏钱最慢的那个，有人说我小气，这么红了还不肯请客，其实我每天都在计算今天能花多少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收入。一年之后，《爱如潮水》发行，第一个月没有反响，第二个月后开始突然大卖，也许这就是背水一战带来的好运。

我算是一个敏感的人，每次进录音棚之前都多花一点时间去揣摩歌的情境，尽量把自己的情绪也拿出来放在歌里。今年我入行33年，发了34张专辑，这些年我唱歌的经验，就是情绪比技巧更重要，一些可以让人接受的瑕疵也是另一种完美，尤其情歌，太炫技反而容易让感情失去真挚与厚重，偶尔的瑕疵甚至会成为你的加分项。

求得自由，宁愿风险

和巨石唱片约满，老板想要为我出精选集，我突然想，做歌手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发一张片赚一点钱再发一张再赚一点？“轮回”之中没有什么是自己的，那时我就萌生了自己做公司的想法，做出来的，好坏都是自己的，而不是画饼充饥。

从专辑《宽容》开始，我参与到制作中去。2004年，我主动跟唱片公司提出解约，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最初做公司，我对自己也没什么信心，那段时间不停有唱片公司倒闭、重组的消息，几乎每个月我都要换一批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考虑如何跟他们相处。这让我很头大，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而对未来又看不清晰—心情时常像个下岗工人。

终于公司慢慢地做稳定了，我做出了新专辑《逃生》。这张专辑发行一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了，我每天关注地震的消息，看到那么多人挣扎在生死之间，那么多人抛下自身安危去救援，觉得我的那些所谓烦恼，相比之下简直太小太小，能在天灾人祸中死里逃生，我没有理由不对未来坦然和充满希冀。

现在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把东西做好了，再去跟对我有兴趣、有想法的公司合作，无需受到对方的管理。唱片公司受到的限制很多，尤其在当下实体销量减少的情况下，他们变得越发保守，但如今没有人能够说什么才是潮流，我因此也有了更多空间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虽然风险是没有了唱片公司的保障，一切都要自己来，但我宁愿如此，也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适应新的人事和环境上。

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时光不是唱片最好卖的日子，而是现在。唱片好卖的同时，我要做许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应付许多复杂的制度与关系；但现在我有自己的经纪公司、音乐团队，能够主控自己的方向。而每当我想要放缓工作、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也能拥有自由安排自己时间的权力。

空出来的时间拿来生活

唱了这么多年歌，我发现音乐是一件较劲的事，必须把许多强烈的、庞大的感情浓缩到四五分钟之内，长期以往看问题的视角也越来越窄。后来我开始尝试影视剧和舞台剧，一个角色也许只出现几分钟，但你需要了解它过往的全部人生，把那几分钟无限地延展、丰富，和音乐的“浓缩”正好相反，我希望借此有更开阔的思维方式。

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演员，是在2001年和周迅拍摄《烟雨红颜》。那之前我特意到电影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但第一场戏，我一出场大家都笑了，虽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造型，但大家一眼觉得：这还是歌手张信哲。拍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出岔子，经常只顾着演，忘了注意机位、灯光等因素，而周迅非常专业，她看到我的脸变黑就会拉我一把让我站在灯光下，或者她觉得是自己挡住了我的光，避一下。

这部戏和之后的《明明》让我学到了很多，到了电影《不完全恋人》，我误打误撞地做起了制片人，因为当时没有人要投资，索性我自己来投资好了。我卖掉了十几件古董，希望让人知道我不是抱着玩票的心态来拍电影的。后来这部电影入选东京影展，站在台上我的腿一直在抖—那种激动，比我发唱片要强烈得多。

之后我又参演了电影《我和你》，这几年兴趣多放在舞台剧上，在台湾我有自己的剧团，出品了《花季未了》和《露露听我说》这几部舞台作品，都已经过几轮巡演，票房很好。但我更看重钱之外的收获：它扩张了我演艺的疆界，为我之后的工作带来经验。未来我想做音乐剧，这是音乐发展的一种形式，它在华人市场还是很新的模式，可以吸引许多人去参与。

这些年，被称为“情歌王子”也好，“歌坛常青树”也好，我仍自觉是小人物，只在台上做艺人，下了台，衣食住行样样自己来，喜欢宅在家里，出门饿了常吃路边摊，它好吃我为什么不去吃，谁说一定要端架子去吃大餐厅？我跟许多路边摊老板都成了朋友。当然我也享受精致的物质，但人生的自由，在于享受，而不是被享受绑架。

两年前，做《幸福觉哲》2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唱了二十年了，年轻的时候为了各种期待，拼了命工作，所谓年少轻狂都与我无关，但现在年纪到了，我觉得更要“计较”时间，去过真正的生活。

现在我开始去做一些以前不会去做的事情，譬如开轻航机，飞到一千米左右的高度俯瞰大地。我和一帮朋友在台湾花莲飞，早上飞过海岸山脉去看日出，下午飞到海岸山脉和中央山脉之间的平原，顺势飞到台东，沿途追逐候鸟，非常有趣。我也会和几个朋友开车四处寻宝，扩充我的收藏规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出门飙车，我喜欢那种速度感以及“不知道去哪里”的心情，它会盖住当下的焦虑。

这就是我所谓的“空出来的时间”，在歌里我唱，“正好拿来寂寞”。我和寂寞很熟，它未必是一个人孤独的状态，而是一个人心中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和进入的区域，我并不强求自己一定要找到另一人来理解和分享它，有时候你只能对它妥协。

进入中年，我反而觉得自己有更多未知需要去面对，这些歌也许不能给听者提供答案，但它们是我思考的结果，起码可以陪他们渡过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