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场域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化与建构

[摘要]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下，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中心地位被打破，文化话语权彰显；主流思想文化话语权面临被分化、淡化等的处境与认同危机；作为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话语权受到生活碎片化、选择多样化，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挑战。考察和研究全球化场域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化及其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这对于我们有效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全球化场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4-0012-09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是全球化场域中的一个重点和焦点问题。全球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意识观念的变化，世界范围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意识形态斗争和价值观较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政治生活、思想文化、个体精神生活领域发生了相应变化，面临着种种冲击和挑战。认真研究全球化场域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化及其特点，着力应对冲击与挑战，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遵循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课题。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表达

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统治、权力、阶级、利益这些要素有密切的关系，形成相应的话语权。所谓话语权，就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以及通过话语表达而形成的社会权力和确立的社会地位。话语何以能产生权力？这是因为，任何话语都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或言语方式，而是在其背后潜藏着话语主体特定的意图和目标，包含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中，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其根本内容和实质是价值观的分歧和思想上的斗争。但要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只有争夺和依靠话语权，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根据社会生活大致的基本领域划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要表达方式有：作为政治权力的话语权、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和作为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话语权。

1.作为政治权力的话语权。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以后，必然要借助相应的话语系统来阐释、宣传其基本观点、态度和主张，在整体上论证该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及愿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批判、排斥那些异己的政治主张或价值信仰，以便使其意识形态的价值或信仰普遍化和合法化，从而得到该阶级成员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达到确立和巩固其社会地位，维护和强化其阶级利益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美国的罗伯特・A・达尔也说：“政治体系中的领袖通常信奉一套或多或少具有连贯性与完整性的主义，其主旨是为他们在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提供说明和辩护。一套这样的主义常常就被称为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领袖们之所以要提倡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赋予他们的领导地位以权威与合法性，并因而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惯常与可持续的基础上来运用这种最经济的政治影响力形式。”可见，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它表达了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是一定社会定阶级的历史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的集中反映；意识形态也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为一定的统治阶级、社会集团或整个国家提供“合法性”辩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进行“合理性”论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立国的先导，而且是立国之本。从权力运作的规范、制度建构和调整的可能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意识形态都是基本依据。”作为一种话语表达，意识形态在这里代表了政治权力的话语权，它依赖于统治阶级、社会集团或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同时辅以必要的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和法律，使公众产生对现存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并相信或信仰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是最适宜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从而达到巩固政治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2.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话语权主要是通过权威“自称的合法性”和权力的强制性来实现的。但是，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大众思想理论信仰的唯一渠道。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同质的和不同质的、优秀的和腐朽的思想文化都在影响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他们的选择，因此，政治权威对意识形态自称的合法性与民众对这种合法性的信仰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和距离。为了减少这种差异和距离，缓和权威宰制与大众自觉之间的紧张关系，意识形态必须充分发挥它的理论威力，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特别是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提供充分的解释力和论证力，以获得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另一个层面的展示，即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话语权。葛兰西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这里的“精神和道德领导”，就是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文化的话语权，亦即思想领导权，就是“软实力”。它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文化话语权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它通过理论创新，及时对社会新现象、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进而以极大的包容力和整合力，引领和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

在当今全球化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话语权或领导权极其重要，它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价值主张中树立起一面思想旗帜，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精神支撑。今天，任何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意识形态，要取得话语权主导地位，都必须掌握思想文化的“软权力”。“一种思想要能够在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上对其他思想文化起到‘支配’作用，是不能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统治地位的，甚至根本不能依靠权力的统治，而必须发挥自己的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以及对其他思想文化的整合能力和对话能力。”只有意识形态提供的价值和信念成为了人们真心的和自觉的信仰，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起到整合思想、凝聚共识、统领人心的作用。

3.作为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自由，但是个体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制。意识形态规制个体精神生活主要表现在承担精神生活的个体和滋养精神生活的文化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制约。而意识形态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主要场所，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汤普森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权力与统治关系是那些作为他们日常生活典型社会背景的场所：家庭，工作地点，教室，同业团体。在这些场所中，个人花费大部分时间，采取行动与互动，谈话与倾听，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听取他人的目标。它们是以复杂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集体意识、仪式象征等，实际都以感性形式表现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消费文化。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长和全球消费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今天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质产品，而是象征符号，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消费中的意识形态除了附着在产品中，通过使用产品和服务来渗透，还广泛借助语言、姿势、行动、艺术作品等等这些象征形式来实现。象征形式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一种象征形式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和被理解的方式，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今天，依靠媒体技术的“时空离距”性传输，各种有意义的象征形式“可以被在时间与空间上远离原初产生背景的广大潜在接收者所使用”，并且通过媒体技术传输的象征形式“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而且结合在社会互动的象征内容之中”，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现象在今天“涌现为群众现象”，具有空前的“群众性和群众潜力”。

由此，意识形态作为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话语权，在今天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汤普森强调说：“我们在研究意识形态时，对日常生活背景的关注与对组成狭义政治领域的具体机构的关注并重。……我们不应忽略象征形式的运用与配置方式以及它们在与我们大多数人在其中花费大部分时间的结构化生活背景中的权力关系的交叉方式。”

二、全球化场域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化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场域是一个“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争夺空间。在“场域”空间中存在着各种资本，它们“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在全球化场域中，意识形态作为蕴涵某种特定价值观和价值信念的思想文化“软权力”，已经成为一国及全球激烈争夺的资本。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价值观的较量，国内关于改革的各种主义、思潮和药方，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网络世界的各种宣泄与骂战等，归结起来都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各个领域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着种种冲击和挑战。

1.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中心地位被打破，代之以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话语权的相对分离与斗争，文化话语权不断彰显。

在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呈现为合一状态，是一个有机整体，政治生活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统领着经济和文化发展，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具有绝对性权威地位与作用。但在全球化场域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相对分离且形成全球互动，一方面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又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领域价值。这种既相互依存又相对分离的社会发展趋向，既表现在各民族国家内部，也同样表现在全球体系中。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扩展，过去政治话语权统领一切的中心地位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领域具有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同时形成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各个领域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和多方面的。表现在：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激烈和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尖锐复杂，中国的发展仍然会受到西方的遏制，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和促变的压力；在国内，围绕要不要改革和如何改革，“不同的利益群体、思想理论界各方代表竞相发声，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各种诉求彼此交织，各式各样的‘改革药方’相继呈现。”鼓吹所谓“普世价值”者有之，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者有之，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者亦有之……。可见，在全球化场域中，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是全球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组和时空巨变、时空“浓缩”下更加严酷但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话语权竞争。

在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尤其要看到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权的彰显。由于新的全球模式的形成，民族国家间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和竞争关系，产生了新的竞争和冲突，特别是价值理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依靠武装斗争和政治高压往往是很难奏效的。文化话语权作为更加隐蔽更加便捷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斗争手段，在全球化场域中更加凸显其重要性。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认为：“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文化政治正在形成。”亨廷顿这一观点或许夸大了文化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但是今天，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国家斗争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高度重视的。这警示我们，今天意识形态的争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激烈，手段更加多样，更加隐蔽。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今天的国际社会新秩序中，如果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式微，它就必然在“话语霸权”面前处于“失语”、“无言”状态，从而处于处处被动的局面，这比经济制度的失灵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2.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话语主导权，面临被分化、淡化等的处境与认同危机。

全球化时代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但必然是西方意识形态独霸世界的终结，是文化多样化的兴起和多元文化的竞争发展。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世界的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共同形成的。亨廷顿更直接地说：“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文化多元多样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现象，它必然伴随各种非主流文化、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并获得生存发展空间，且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并存。比如在我国，就有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新媒体文化等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并行发展，有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儒学等等思潮，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并存。还有目前在西方已经流行开来的一些话语，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市场经济、公平正义等，我国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问题在于，对这些多样文化、多种思潮、鱼目混珠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不对其作国别性质的鉴定，进行内容和本质的区分，而是不加分析地接受，我们就很容易成为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应声虫”，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助推者，从而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于分化、淡化甚至被重构的危险境地，甚至加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淡化和被重构。

在全球多元多样的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会经常受到外来异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与影响，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问题随之而出现。亨廷顿指出：“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认同问题严重就会成为危机，就会造成人们对一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迷茫、模糊和动摇，威胁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地位。既然全球化的文化多样发展并不能导致人们思想观点和信仰的趋同，并不能产生一些人所鼓吹的“普世价值”，相反却是加剧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那么在全球化场域中，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样态？我们的生存方式、文化样态能否与我们自身的生成相得益彰？恰如吉登斯所指出：“在我们所创造的全球时代里，必须成功地解决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同时满足个人身份认同的需要。”

3.意识形态规制个体精神生活的话语权，受到生活碎片化、选择多样化，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挑战。

在资本、权力、科学技术的全球宰制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碎片化，每一个碎片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供人们自由选择。正如麦金太尔所说：“现代性把每一个人的生活分割成多种多样的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与模式。由此，工作与闲暇相分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分离，团体的与个人的相分离。……所有这些分离都已经实现，因此人们教导我们去思考和感受的，恰恰是那经历了所有这些部分的个人其人生每一部分的特殊性而非其人生的统一性。”在这个碎片化的生活世界里，“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接受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他们的先辈不可能驾驭的一整套方式确定他们生活的形态。……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到超越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序要求的侵害。”这样一来，过去那种抽象的理论灌输、高压的政治教育，以及统制全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就会失灵了。英雄主义时代的退隐，神圣价值的祛魅，人的精神生活似乎获得了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但实质上并不是个体精神生活摆脱了意识形态规制的真正自由，而其结果恰恰是诸神纷争、价值混乱、信仰怀疑、目标不定、理想虚空。总之，个体精神生活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和危机。

生活碎片化、选择多样化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成为自己。这种“自由”赋予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情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主张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与消遣，以此作为个人生活的目的乃至人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商品被替换为符号，成为象征，消费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指称。由此，消费以炫耀性象征性的符号形式自然而又隐秘地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消费如同语言一样，成为一种含义秩序，它暗示着意义，使人们自觉认同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之观念，以虚幻的符号世界制造出人们心理的满足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现实生活中的缺失，构建了一种虚假融洽的社会关系。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相比，通过象征形式和符码操控的意识形态更为狡猾和隐蔽，更易于为人接受，并且是愉快地、舒舒服服地接受。这样，消费者在轻松愉快的消费和感官享受中就无意识地认同了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人的精神生活受意识形态规制会使精神生活意识形态化，但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自由，它不能被全部意识形态化。人之需要精神生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理想世界的悬设，使人的生活趋向自觉化和意义化。无疑，这种符码操控的意识形态消费对人的整个生活的控制，实质是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三、全球化场域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球化场域中，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异常复杂，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然变化，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根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化及其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这对于我们有效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至关重要。

1.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建构，必须实现“两个巩固”，坚定“三个自信”。

“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两个巩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表现，是政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是旗帜问题，是道路问题，必须毫不隐晦。”“两个巩固”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思想行动的重要遵循。“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今天，在多元、多变的思想冲击下，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这导致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程度下降，对党和政府及领导人的信任度下降，对改革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上引领社会，凝心聚力，形成思想共识，社会矛盾就会一触即发，社会混乱和社会危机就将不可避免。“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的动荡、政权的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想防线如果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丧失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舆论导向、价值导向上出现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以致丧失政权。”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今天，尽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不能缩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弱化和虚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必须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