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鲁迅文学艺术生命化教育品性分析

关于艺术对教育的重要作用，不少著名的教育家有过一些精彩的论述。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说：“孩子的世界就是艺术的世界……孩子的生活比大人的生活更能与艺术一致。”[1]教育要摆脱偏与伪，就要跟艺术亲近，艺术的清泉是涤荡心灵尘滓的良药。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的理智，而且影响到他的情感，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信念。”[2]

艺术是承载教育的重要载体，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生命化教育，而生命化教育应首推由生命化的艺术来承载。鲁迅是为生命而创作，鲁迅的文学是生命的艺术。艺术生命化要求创作者从生命存在的基点出发，循着生命发展的线索及生命走向的良愿去构筑艺术的形态与内涵。为生命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使艺术更加纯粹地走向生命本身，但生命化的艺术并非单纯的抽象化的哲学图解，而是以饱满丰盈的艺术形态呈现出的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们未必能从抽象的哲学理论中读出生命的艺术，却可以从生命化的艺术中解悟深刻的生命哲学。

生命化艺术具备生命教育的品性与价值，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求真”，这是艺术走向生命深处的必然诉求，是教育的最可贵品质。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对教育“求真”诉求的精粹表达。在世俗功利的挤压下，教育极容易偏离求真的题旨，承载太多的世俗价值，过早地用种种锁链将受教育者紧紧缠绕，使其永远无法体验，也无法走向生命的本真。

“求真”是鲁迅文学艺术生命化的重要特征，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元素之一。关于偏与伪的教育对生命的桎梏，鲁迅有深切的体会。他本人从旧有的教育形式中走出，很了解传统教育的反生命倾向，这在他各种不同体裁的创作中均有不同形式的思考与表达。

李长之在评价鲁迅的小说时，着一“真”字，比如讲到《阿Q正传》时，他说：“自然，鲁迅不是没有奚落阿Q之意的，鲁迅也不一定刻意在抒写他的同情心，更不必意识到他这篇东西之隆重的艺术的社会的意义。然而这是无碍的，而且恰恰因此，这篇东西的永久价值才确立了，因为：真。因为真，所以这篇东西，是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3]

一个活人写一个活人，这是鲁迅生命化写作的真实呈现，这种求真的创作品性使他的文字具备生命教育的价值凭据。不但《阿Q正传》，人们也可以从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体悟到“求真”的生命化艺术品性。

《故乡》传达出生命被时间和时俗消蚀的悲哀以及这种消蚀切断生命的延续性记忆与体验而带来的深深孤独与寂寞。闰土是一个生命被无情消蚀直至枯干的典型，时间夹杂着时俗的风沙将一个纯朴天真的少年刻写得面目全非，精神的变异远甚于肉体的变化，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改变导致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墙，正是这道墙切断了生命记忆的延续性。假如闰土见到鲁迅时不是巍巍颤颤地叫一声“老爷”，而依然是儿时兄弟般的亲切，那么即使他苍老得须发尽白，鲁迅依旧能体味到回家的亲切与温暖。容颜的衰老是意料之中的自然规律，精神的隔阂才是让人茫然失措的悲哀。在生命变化的过程中，肉体无法保持永久的延续性，难道心灵也不能吗？难道肉体的衰退必定会带来心灵的萎缩？还是心灵的萎缩加速了肉体的衰颓？

在《故乡》中，鲁迅表达出对生命生长延续性和完整性的思考，尤其是精神生长的延续性和完整性，这对一个健康合理的人生形式是多么的重要。保护年轻一代生命成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何尝不是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鲁迅有着这样的深切期待，他希望闰土和“我”之间的这种交往悲剧不要在下一代重演。当然，这需要依靠社会的进步与启蒙、教育的力量，希望虽然茫远，但又何其迫切。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

这路是向生的路，是生命的路，鲁迅将生命的路寄希望于前行后续的拓荒者，这是他作为拓荒者的领头人发出的一声来自肺腑的呐喊。

“鲁迅的小说，是从他生存情态的萧条与‘寂寞’中生长出来的，这寂寞是历史性的，它滋生于一个民族从古老历史向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之间……又是时间性的，这一切皆无例外地深植于鲁迅最本己的生存……”[5]这种寂寞的生存体验在《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小说篇目中也有深入的抒写。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近乎固执地执守着人性的本真，他的生命哲学纯粹得像山泉，却又深邃得像大海；他不耐俗流，行止超特，有着异乎常人的坚韧；他常用冷峻的目光审视周围一切，却独独相信孩子总是好的。这是一个孤独的“真人”，因为他“真”，所以孤独；因为他孤独，所以比常人更能体验到“真”。在祖母去世时，魏连殳在该哭的时候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在众人走散后却离奇地放声大哭，后来他自己解释说：“……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6]品嚼自己亲手造成的孤独，这是怎样一种无奈的人生境况？祖母的孤独，那是一个平凡弱者的卑微哀戚，而魏连殳的孤独则是一个跋涉者空旷无依的生命体验。人在走向生命本真时，或许是孤独的，因为大部分人离“真”很远，偶有那么些个别的人走近了，同时他自然地就走向了孤独。真实地活着需要勇气，许多人不敢面对真实，是因为他害怕孤独。

《在酒楼上》表达出人类生命中种种因袭的重负以及人事无端消逝的悲哀；《长明灯》则展示出一个传统反叛者的生存困境，他因反叛而遭遇公众的集体歧视和遗弃；《伤逝》传达了情爱的虚空、物质对心灵的钳制以及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鲁迅的小说浸润着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从内心的各种矛盾纠结与挤压中传达出来。

人们沉浸于鲁迅式的空旷孤寂中，逐渐走向生命的深沉，靠近生命的本真，如独步荒原，四边不断有天籁之音响起，与心灵深处的某种韵律协奏，于是察觉到生命的真实图景：交汇着天堂的明亮与地狱的阴沉的壮丽景象。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集中展现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

《野草》浓缩了鲁迅全部的生命体验，处处蒸腾着生命哲学的气息。爱与恨、生与死、过去与将来、梦幻与现实一并凝结其中，这是内部心灵的宏观观照与微观体察的融汇，是撼人心魄的心灵写真。

追求“生命的飞扬的极致大欢喜”，这是《复仇》中反复陈述的内容。生命在自由选择中飞扬，正如作者在《英文译本序》中所说：“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只有经历人生极境体验的人才会有照欲而行的充分自由。处于自由选择境界的人生不会成为看客赏玩的道具或风景，会有自己独立强韧的生长姿态，从而获得生命力的极度飞扬。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希望》中反复吟唱的。只有经历绝望的生命终极体验，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最坚实的希望恰恰立足于最彻底的绝望之上。

《过客》展示的是“向死而生”的孤绝情怀，路的前方是坟，孤独的行走中，伴随着生命前方的深情呼唤和别无选择的一腔悲壮。

《雪》的格调则明丽鲜艳，表达的是作者心绪中相对明朗的一面。“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生命经历孤独死亡之后获得彻悟新生的大欢喜。

在《好的故事》中，作者将心绪中明朗鲜活的一面进一步延展外化，“美的人”与“美的事”构成一幅绝妙的“美”的图景，这是一种生存自由的美，是一种生命释放的美，是在绝望之中升腾起的希望愿景。

《野草》交织着明暗相间的两种格调与色彩，作者的心绪徘徊于明暗两间，构成一幅绝望与希望、死亡与生长并存的独特心理图景，呈露一种丰富完整、厚博深刻的生命姿态，生存的要义、人生的涵蕴与生命的真谛全都融于其中。鲁迅的《野草》富有生命教育价值，里面有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阅读的内容：深刻的、厚重的、鲜艳的、朗丽的，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层次水平与生长所需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养分。

童真的执守与童心的抒写则是鲁迅文学艺术生命化的又一特质。生命中最真实的图景往往来自童年的世界，童心是人性中最温存、最宝贵的地带，极易遭受戕害与戮杀。《风筝》中，作者曾无情地踩灭年幼弟弟对风筝的兴趣，成年之后，他对儿时的暴行进行诚挚的忏悔，“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然而，明白这一道理已无济于事，任是怎样地想法弥补，也无法挽回那颗曾经鲜活的童心。“有这回事吗？”弟弟的全然忘却与毫无怨恨正印证了曾经的杀戮是多么的成功，因为“恨”是反抗的表现，而反抗又是存在的标志，不会反抗、不会恨了，说明心彻底地死了。

童年的心灵体验对人的生命格局形成以及生命走向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以至鲁迅终其一生的文字活动都无法摆脱早年的经验世界，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儿时的心灵印记，他的《野草》纠结着童年的创伤与期待，散文集《朝花夕拾》更是早年生活回忆的集中展露。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对童年狂欢世界的一种深情回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他童年生命中的一种时空跨越，从童心的无限发散到被适度规限，其实并没有切断心灵的延续性生长，只是在两个不同时域中展现出一样鲜活的童心，书屋生活的相对规整使童心的流露呈现出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蓬勃。《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对儿时记忆中一个深深影响过自己生活的农村底层女性的热切追忆，抒写出童心与真诚忏悔的错杂交织，表达的是对一种真纯质朴人性的由衷感念。“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是来自鲁迅心底最真诚的诉求和最悠远的呼唤。

在散文的世界里，鲁迅更重视心灵写真，喜怒哀乐皆有之，挞其恶，扬其善，绘其乐，抒其哀。《琐忆》中，他毫不隐晦地表达出对善于散播流言的衍太太的嫌恶，对流言家的痛恨或许就从那时开始。《无常》中描写了比人还富有温情与正义的鬼魂，何尝不是寄托鲁迅对黑白颠倒之现实世界的不满以及对正义伸张与人性归纯的一种期待。《父亲的病》则是窥探鲁迅童年心灵创伤的一个窗口，家道中落的悲哀曾经是怎样沉重地压在这位不经事的少年身上，在出入当铺和药铺之间，在死神向父亲一步步逼近时，鲁迅领略到世道人心的真面目，同时对中医产生深刻的怀疑，甚至由此生发出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二十四孝图》就是鲁迅运用童年视角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质疑和批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传统孝道对正常人性的吞噬曾使童年鲁迅深感疑惑与恐惧，蒙上一层心灵阴影，他后来的反传统姿态恐怕与他早年的情感体验分不开。童心与童真是鲁迅观照经验世界的一种方式，即使到暮年也未曾改变。鲁迅临终前再次写了一篇与鬼有关的文章，即《女吊》，这可视为童年情结在他生命临终之际的一种回光返照。

童心与童真构成鲁迅生命化艺术的最可贵的品质内涵，反思与批判是其生命化艺术的主要表达方式，这不仅体现在诗歌、散文与小说中，还体现在他数量庞大的杂文创作中。在鲁迅的杂文中，“求真”品性表现得更为直接。鲁迅站在生命发展的轨道上，以真实为基点，体察传统文化，审视现代文明，发出撄人心的言论。杂文撄人心的力量在于它的真实性，正如鲁迅所说的要有“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的杂文必然会失去其最可贵的真实品性，不能称之为艺术。之所以说鲁迅的杂文是一种生命化的艺术，是因为鲁迅是在用生命写杂文。我们把鲁迅写的大量杂文用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话，可以感受到一条清晰的思想、情感与生命的发展脉络，任何倾注大量情感生命的东西都是一种艺术。以所谓的纯文学观点去衡量鲁迅的杂文并由此怀疑其艺术品性无疑是偏颇的，就像中国古代拒绝承认小说剧本为正宗文学一样。

不管是哪一种文体写作，“求真”始终是鲁迅执守的创作姿态，这让他的文字具备了深远的影响力和长期的生命力，有了穿越时空的永恒力量。鲁迅文学艺术的生命化特质与教育的生命化诉求暗中扣合。“艺术对人生不但绝无害处，而且缺乏艺术和趣味的枯燥人生，特别是道学生活，纯粹是虚伪的人生。”[7]从生命的本质和教育的本务来看，真实的艺术总是能引领人的目光穿越时俗的迷雾，贴近真实的存在，而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选择。一个具备一定艺术素养的教育者不应该漠视鲁迅作品的存在价值，漠视鲁迅就会暴露出教育者自身实践品格的某种缺陷，即他的教育实践缺乏直面真实的勇气。因为不敢面对真实，所以产生出瞒与骗的教育，其危害比鲁迅所说的“瞒与骗的文学”更严重。

作为一名以求真为怀的教育者，必须努力摆脱瞒与骗的教育。教育若不敢面对真实，就无法引领生命走向深沉，通向厚博，而亲近艺术是教育摆脱瞒与骗的一条重要途径。艺术能将生命引领至深沉处，领略人生深处真实的图景，或许人生深处是孤独、悲凉，抑或是虚无。然而，没有经历人生极境体验的生命，永远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当面对挫折、苦难与死亡时，他会茫然失措。生命化教育就是要让年轻一代在生存困境中，让他们接受现实的严酷磨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人生的大欢喜与大悲哀，借助艺术的深度体验则是让生命抵达极境体验的一条可行通道。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我们会体味到生命的大寂寞与大悲哀，体味出生命的大欢喜与大自由。因此，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生命化教育极富价值的艺术载体。

参考文献：

[1]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73.

[2]赞可夫.和教师的谈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30.

[3]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4]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0.

[5]吴康.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83.

[6]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0.

[7]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90-291.

（作者单位：浙江省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