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

一

人文精神这个词，来自人文主义，大概最早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针对中世纪宗教黑暗时期的神学统治而发的。最关键的改变，是要把社会从神主宰的世界改变为人主宰的世界。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的革命，人文主义提出要尊重人，理解人，研究人，发展人，以人为本，把人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历史局限中都解放出来，不受压抑，无终极地向前发展。在人文主义中，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中心命题，人的历史厚积，包括思想、感情、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哲学、文化艺术等等都成了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的表现对象。

我们的人文思想的萌芽要早得多。天人合一，大自然和人共存共荣的观念在春秋时期老庄哲学中早就有了。在我国，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倾心于自然，寄情于自然，比德于自然，是我国哲学思想的一个倾向性的一贯追求。人们在与大自然的共处中寻求的是理想人格的象征；人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命旨趣的对应、精神漫游的空间和灵魂栖息的归宿。所以我们的山水风景抒情画在隋代（公元6世纪）就已经出现，而欧洲到了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达芬奇，才在他的名作《蒙娜丽莎》中第一个开始用自然风景来做人物画的背景衬托。至于欧洲山水风景动植物画的兴起，那是后来荷兰画派的事，比我们晚了一千多年。

人文精神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主体性高扬，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而且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历史长河里。在我们的文化艺术中，先秦最早的一部《诗经》，既有自然的介入，又歌唱了人民的劳动、生活风俗和情感爱憎。至于音乐中的《广陵散》《十面埋伏》，还有《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几乎无一不是表现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是客观事物的模拟式的重现，而是表现人的胸臆和寄托，这里面就有着充沛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是历史的深层次的积累，具有民族的、地区的、时代的性格，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斗争、文化艺术、经济生活等等因素的总体表现。重视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就是重视艺术的精神品格、历史内涵和它的民族特质，这是衡量一种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准。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民族民间音乐,我想至关重要。

广东音乐的内涵，我认为完全符合这种人文精神。单就曲目而论，已知的数百首以上的作品，只要把曲目排列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广东音乐的人文特色。除了少数属于曲牌性的标题如《连环扣》《三六板》等以外，其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全都是有明确含义的标题。这些标题又绝大部分是人与大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内容，它们是抒情性的，描写也是为了抒情，触景生情、情景相生、由情及物、抒发胸臆，不一而足。这也是我们传统诗词歌赋的共通的特点。以自然景物而论，所有作为描写对象的大自然，无一不是人的感情物化的产物，正所谓“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也知道，在这些作品当中，有一些是标题性和形象性都比较鲜明，像《赛龙夺锦》《鸟投林》，不仅标题与内容统一，情景相融，而且音乐对客观事物形象有一定的刻画，鲜明生动。有一些作品，标题性也很明确，立意也很清楚，像《雨打芭蕉》《鱼游春水》,它们也有形象，但我觉得它的立意更多地是表现心态而不在客观形象的描画，更多地是让人领会其意而不在于客观形象，以抒发感情为主，这也是难得的佳作。还有一些作品，其标题与内容存在一定差距，含义游离。但无论如何，总能让人领会到作者的立意和感情，可以让人发挥想象力，加以补充。

大自然的景物是美好的，感情是愉悦的，人歌唱大自然，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身心都得到抚慰和发展。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问题，而是艺术思想和艺术方法问题。这类题材所积淀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够让人将自身的品格、胸襟融塑于对象之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无遗。这类曲目在广东音乐中占有主流的位置，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此外，许多描绘南国人民生活风俗的作品都很富有个性和南国风韵，反映了南粤人民的愉悦心态。这许多成就，从整体来说，都体现了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很值得我们重视，应该引以为傲。

二

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厚积，它融入了许多代人的智慧和心血，有很强的稳定性，同时又不是凝滞不前的。它既有稳固的传统，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不重视它的历史积累，那就无所谓人文精神；如果不继续积累，那就只能成为文物。因此，对于广东音乐，既不能脱离它原有的个性和风韵，又不能故步自封，如何把握，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在这个问题上，广东音乐过去的实践恰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广东地处南国边陲，易得风气之先。因此，它既来自民间，又最不保守，最具有一种宝贵的艺术民主精神。对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很有借鉴价值。

从过去的艺术资料中看，广东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很有规律，那就是以传统为本，不断积累，敢于创新。从创作上，从演奏上，从乐器上，都在不断发展，目标非常明确，而且非常民主，彼此从善如流，极少门户之见。外部环境也很宽松，在建国以前，自生自长，凭着自己的努力生存，极少行政干预，至少在艺术思想上、在艺术实践上都是自由的。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只凭心中有一杆秤，那就是不断丰富和充满生机的人文精神。建国以后，在特殊的岁月里，难免有片刻的乌云、舆论的风雨，有高潮也有压抑，但都以其顽强的根基经受和撑顶住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

这种精神首先体现在曲目的积累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对传统的重视而又敢于发展加工。有一批早期的曲目，原本植根于地方小曲和外来的一些老曲牌，但都根据南粤的风俗生活和艺术品味，重新进行改造性加工，甚至连曲目的名称也改换了。如擅长扬琴演奏的一位先辈严老烈，曾把一些旋律简单的曲牌，仅保留其乐句起落音的结构和旋律的骨骼，用扬琴加花的竹法，从旋律到节奏都进行了深加工，使全曲都焕然一新，成为新曲。如轻快活跃的《连环扣》，改编自缓慢哀怨的《寡妇诉怨》；明快热烈的《旱天雷》改编自《三宝佛》中的《三汲浪》；自然雅致的《倒垂帘》改编自《和尚思妻》；《到春雷》改编自《到春来》等等。不仅是曲名变了，而且思想感情也焕然一新，只要把原来的老曲调和改编后的曲调相比较，它们的差异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这不限于严老烈一人，不少先辈大都作过这样的工作。据当代演奏家余其伟介绍，吕文成曾向他的学生何晃说：“《平湖秋月》不是我吕文成所作，只能算我吕文成根据江南小曲加花变奏而成，说是我吕文成改编可以。”这首名曲是根据哪一首江南小曲改编的，已无法考据，所以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是吕文成移花接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改头换面，而是再创造，经过加工改编后，基本内容和情调都改变了。原来的民间乐曲成了素材，改造后的乐曲变成了广东音乐风格的早期的保留曲目。这种把外来传统曲目嫁接过来的做法很像是果木的嫁接，既特殊又合目的性，是广东音乐曲目发展的创造性实践。

有许多作品虽然不是直接从某一首传统曲目加工改编，但是创作素材却大都来自民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艺术现象，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乐派的许多名作都采用了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广东音乐尤其如此。乐人们广览博收，素材来自民间，但不限于是改编自哪一首具体曲目，只能说是植根于传统，吸收营养，进行创作，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创新，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的时候甚至不大可能划清传统与创作的界线。

更常见的是广东音乐的乐人们直接进行音乐创作。他们大都是精于乐器的演奏家，除了严老烈精于扬琴外，《雨打芭蕉》《饿马摇铃》《赛龙夺锦》的传人何博众是琴棋诗画皆通，尤精于琵琶。他的孙辈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也以“何氏家传琵琶谱”传世，有何氏三杰的美名。何柳堂的《七星伴月》《醉翁捞月》《垂杨三复》，何与年的《午夜遥闻铁马声》《将军试马》《晚霞织锦》，何少霞的《白头吟》《陌头柳色》都很出名。还有一位多才多艺的丘鹤俦，精通多种乐器演奏，尤擅二弦、扬琴，有多种广东音乐的著述。他创作的《娱乐升平》《狮子滚球》是广东音乐的传世作品。这个传统影响了日后的好几代人，后来的易剑泉、刘天一、吕文成等，还有目前饮誉中外的余其伟、汤凯旋、陈涛等，无一不是演奏大家。他们既演奏曲子，又创作曲子，用他们精湛的演奏技法来美化和深化他们的乐曲创作。他们的演技对广东音乐创作的影响和贡献不可低估。由擅于演奏南派乐器的能手写曲子，极易形成南乐的风韵，一方面与先辈的曲目风格相通，一方面又能彼此交融，使广东音乐的体裁和气质得以确立，使广东音乐这个乐种得以风行于世。

广东音乐演奏家们不仅参与乐曲曲目的创作，他们的即兴演奏和再创造，也十分重要。许多曲目的演出，其实是他们参与实质性再创造的过程。他们往往通过出神入化的技法，兴之所至，大加发挥，把乐曲演奏得焕然一新。这种发挥，哪怕是对优秀曲目来说，也是一种发展，赋予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形象。常听说老前辈们演奏同一曲子，每次的弓指法、加花，甚至情趣，往往不尽相同。不能说他们没有规范，而是一种再创造。广东音乐杰出的演奏家们简直是恒河沙数，值得大书特书。据说方汉扬琴演奏《双声恨》尾段急板，快奏时两竹过耳，迅疾如飞，至今仍被行家誉为未可企及的典范之竹。据何晃说，吕文成有一次演奏《鸟投林》，用大力急奏碎弓，状描鸟儿鸣唱，到了欢闹的高潮，他竟把高胡从两腿夹中提起来在空中演奏，博得满堂喝彩。

乐器改革、演奏技法的发展和乐队组合的变化，是广东音乐个性化和风格化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其先行者应当首推吕文成，为了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他改进了二胡的琴皮，把外弦改为钢丝弦，定弦提高了四度，同时，改用双膝夹琴演奏以控制音色，又改造了琴筒和改变了琴杆的长度，最后，创造了高胡这件神奇的广东音乐主奏乐器，大大地提高了广东音乐的表现力，为广东音乐插上了高飞的翅膀。他还把扬琴高音码上的铜弦改为钢丝弦，保留了低音码上的铜弦，增强了音色的对比。迨后，尹自重为广东音乐引进了小提琴，把琴弦调低了一个大二度，从g、d、a、e 改为f、c、g、d ，使两根外弦的定音与高胡的定音相一致，便于和高胡的把位相配合。这样，广东音乐弦乐演奏上的加花、揉弦、滑音以及弓指法都可以在小提琴上使用了，小提琴也被粤化了。谈到演奏上的加花，我认为广东音乐的迤逦和流畅，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它能够把一个很简单的曲调装饰得很有光彩。由于演奏家们习惯性的使用，已经成为广东音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语言，正如吕文成所说的“加花变奏”，可以把一些简单旋律改编得出神入化，广东韵味十足。如果说这种技法发展了广东音乐，我想一点也不算过分。此后，十二平均律扬琴出现，又解决了扬琴转调的问题。乐器改革成为广东音乐得以不断发展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乐器的改革，也发展了乐队的架构，由“三架头”“五架头”（二弦、广东提琴、三弦、月琴、横箫或椰胡）发展成为后来的“五件头”（以高胡为主奏乐器，配以箫、扬琴、秦琴、椰胡），有时还加上一些西洋乐器。

广东音乐乐队的发展，看来也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北方的民族乐队不大相同：一、它始终以乐器的改革为先导，用乐器的改革来带动乐队的改革。二、有自身的特色乐器，着重音色和演奏技巧的发展。三、以小型为主，通俗为主。它的小型，看来和乐器加花、滑指的演奏技法也有密切关系，因为技法上的加花、滑指等有一定的即兴性，所以一个声部极难由两件相同的乐器同时担任，以免相互不协调。所以，小型反而可以保持它特有的风格。这几点经验，我认为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有不少的民族乐队，只顾搬用西洋乐队的做法，追求乐器数量，追求大型，搞交响，却脱离了自身的乐种特色。哪一种做法更对头，不言自明。我们并不反对作多种不同的实验，也可以搞一点交响，但如果乐器改革跟不上，演奏没有特色，音律不齐，音色缺乏色彩，只顾追求形式，追求规模，那就很靠不住。对于广东音乐，还是应该总结自身的经验，沿着自己的规律走下去为好。这对于民间音乐的普及和发展，尤为重要。

过去民间音乐本来是在民间世代流传，极少有专业作曲者可考，也很少有新曲目不断增加，只有广东音乐是个例外，有传统，有作曲者，有新作品，这也是广东音乐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广东音乐具有民间音乐和专业音乐的双重特性，是一个很特别同时又是很可贵的音乐现象。

从上述的几个方面来看，广东音乐的特点的确很多，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很多经验值得重视。

三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市场经济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思想。随着经济多元化的转轨，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国力和创新精神，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也使各个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普遍而多样地浮现出来。人们不再以政治为唯一的目标，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生活显示出它的多彩而丰富的本性。这种大环境的变化，肯定对广东音乐的前景有利，使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得以复苏。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笼罩下，对广东音乐的发展也会造成压力。广东音乐何去何从？也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由此，目前外部大环境给广东音乐造成的压力是双重的，新的时期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旧的问题。我觉得，谈广东音乐的发展，不能只是从广东音乐自身的规律去探求，还应该从大环境中去分辨形势，克服困难，争取支持，寻找出路。长官意志粗预要不得，盲目追求商品利润媚俗庸俗也要不得。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问题，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广东音乐自身的发展规律，要结合新时期的形势，进行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自然不少。重中之重，我以为还是要重视发扬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人文精神尤为必要。因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顾追求狭义的功利性，把艺术搞窄了，固然会失去群众；但如果只顾追求商业利润，搞商品化，把艺术搞得很肤浅，则会失去了艺术，欺骗了群众。只有重视人们精神生活的正当需求，千方百计地继承和宣扬传统的人文精神，发展这种精神，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品位，同时带动广东音乐的艺术创新，把关系理顺了，广东音乐肯定会有前途。

由此，我还想到广东音乐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它必须活在老百姓中间，在思想感情、审美情趣上和老百姓相互滋润、相濡以沫。它不仅要让老百姓爱听，而且还要让老百姓能自拉自娱，流行在街头巷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专业活动也必不可少，这个乐种亟需有专业人才，有高明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有自己的明星。这些优秀人才出现得越多，广东音乐越有前途。但是，这两者必须相互配合，这就是说，普及与提高不能脱节，要两手抓，相互协调，像鸟的双翼，飞翔并进。哪一翼出了问题，它都飞不远。目前，我更为关心的是普及问题，许多专家和专业团体一味追求大型化、交响化、舞台化、炫技化，花钱越来越多，票价越来越贵，离群众越来越远。从创作、演奏到音乐活动，普及与提高脱节的现象都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很令人担心，亟需认真对待！

当然，传媒和社会的力量也万万不能忽视，音像出版，电视电影，报刊宣传，艺术评论，理论研究，演出公司，一切现代化手段都要参与引导和支持。还要加上社会活动家的关心和社会的资助，共同为它出力。我深深感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让广东音乐复兴，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总之，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只有全社会的参与，这个乐种才能够健康成长。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这里就不再拉开了。但愿大家齐心协力，劈荆斩棘，共同开创广东音乐的未来。

叶 林 原文化部艺术局专员、中国音协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曾任文化部艺术局音舞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