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公车

从GPS定位，到公车喷涂统一标识，“严禁公车私用”新招频出，“公车改革”徘徊已近20年，但效果却并不明显。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中国的公车改革终于尘埃落定。

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特别是“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这一规定，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为网络舆论和民众讨论的热点。

事实上，从1994年“两办”下发公车管理文件算起，“公车改革”已近20年。这期间，公车改革一直在技术上寻求突破，为杜绝出现“车轮腐败”，各地奇招迭出，但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进行试点的14个省市的部分区域，成效却并不尽如人意。

如果从经济上算一笔账，全国各地养车的费用可谓天文数字。

根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年4月份的报道.全国公车数量超过了400万辆，每年消费超过了4000亿元，但仅三分之一用于公务活动。

事实上，公车消费的危害不仅仅是经济上数字的庞大。有媒体还指出，取消公车消费，经济效益只是其一，其最大的价值还在于政治方面，认为公车的存在，助长了官僚的特权意识。

曾经连续多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公车改革建议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在回归最本源的公车制度。他专门撰文表示，“对于这一条消息，我和大家一样，期待已久。”

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标准控制、按需配给、单位所有的模式。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

按照这些规定，我国的公务用车可以分为三类：省部级及以上的专车，从科员到副省部级都可以坐的“一般公务用车”，执法执勤、特种技术专用车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认为，《条例》有关公务用车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数量最多、浪费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一般公务用车”。

《条例》规定的是“一刀切”政策，除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讯、处置突发事件等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外，普通公务出行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今后机关不再配备一般公务用车，这样做可以从源头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

把“一般公务用车”管住，我国的公车改革就成功了，这是很多学者的普遍观点。

公车消费一直是我国“三公经费”的主体，2012年中央政府95个部门公车总支出约36亿元，占这些部门当年“三公经费”决算总支出的近六成.地方情况亦是如此。

“采取适度的货币化、社会化手段，肯定会降低行政成本。”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对此持肯定念度。他举例说，公车货币化改革后，浙江省杭州市首批车改试点单位2009年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

按照《条例》规定，今后，各地党政机关的公务用车将大幅减少，公务交通支出转而由公务交通补贴替代。在“公务补贴”章节，《条例》明确规定：“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目前，各地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所设补贴标准高低不一，差距很大，一些地方按照公职人员行政级别确定补贴数额。如杭州、温州等长三角地区是按公务员等级分为300元到3000元的不同标准。

有民众质疑：“干部每月车补3000元是否合理？现在公交地铁票价多少？出租车运价多少？按22个工作日计算，一个干部每天100多元钱，难道公务员需要整天在外面跑？”

沈荣华认为，车补标准不宜单纯地按照职务等级来划分，避免车补演变为“集体加薪”，而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工资和物价水平、不同工作岗位用车需求和实际工作量来确定车补标准，最好是按公务活动的实际支出实报实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条例》出台后，当务之急是确定合理的车补标准。

补贴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取消公车以后，公务员出行成本会有所差别，因而车补标准也应当有所差别。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制定？

“这个标准应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选取一些能代表我国地域特点的城市，通过在各个地方进行调查测算、严格论证，并在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比如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车补标准是当地人均收入的多少倍，确定一个计算公式，将官员车补标准与当地居民人均收入一一对应，列出一个明细账，让老百姓看得清楚，便于监督。”马庆钰表示。

《条例》规定，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如何提供更为合适？叶青表示，“党政机关不要养车队了，社会上有的是提供者。”

“这项改革可能会激活我国城市汽车服务市场，一些汽车租赁公司或者出租车公司可能会因为政府取消公务用车而从中获益。”乔新生分析说，今后党政机关因公使用车辆，要与汽车租赁公司或者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应该规定公务出行社会化改革的具体步骤，实行全国统一的招投标制度，要求中标企业定期公布公务用车的基本情况，要求党政机关将社会化用车的情况公之于众。“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党政机关有大量的一般公务用车，如何处理这些车辆？

乔新生说，假如就地封存，过一段时间这些车辆很可能又会重新出现在大街上。只有集中拍卖或者变卖，才能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可以委托权威的拍卖机构将全国党政机关的一般公务用车集中统计，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开拍卖。

比此前单方面强调遏制公务支出或公款消费，此次《条例》涉及的问题很全面，包括经费管理、公务用车、会议管理、办公用房等多个方面，但实际上，过去强调单方面问题时，也很难执行到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目前中国的监督体制仍以各级党委负总责、纪委协助党委监督检查的模式运作，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善，监督机构的独立性问题难有突破。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条例》明确了公车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延续中央“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的思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使得“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更有政府和市场改革双重效应。

“公车改革只是‘三公消费’整治的一个代表，其整治上的效果更重于经济上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据媒体报道，去年中国“三公”消费3.9万亿元，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发3000元的红包，相当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免费上学9年……

“如果权力结构是有效制衡的，那么官员就无法用公权办私事，也无法大肆进行‘三公’消费。”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