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主政总后期间反浪费

1952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黄克诚担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主管全军后勤工作。1953年4月至5月，黄克诚主持召开了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各大区后勤部长、卫生部长、计划局长参加了会议。黄克诚在会上明确提出，军队后勤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反对，克服浪费，改善供应和医疗卫生工作。

“‘有备无患’的思想要取消”

后勤工作在“三反”运动后的一年中，取得了明显进步：志愿军的供应与救护医疗，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并获得了后勤工作的一些经验；海岛、边防部队的营房、供应、运输等工作有了改进；全军物资调拨完全统一，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的情况基本上得到纠正；个人贪污浪费的现象基本克服；等等。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对于好的方面，黄克诚在会上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对于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后勤工作在基本建设、仓库储存以及编造预算等方面存在的浪费现象，进行了痛切的批评和深刻的剖析，并且多次提到了对卫生部的批评。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前，在给总后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的一份报告的批示中，针对卫生工作中的浪费等问题，措辞严厉地批评卫生部是无政治、无领导的官僚衙门。黄克诚认为，其他一些部门存在的问题，同样是严重的，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别而已，后勤系统存在的严重问题还未成为过去。

基本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全面进入驻防备战状态，营房建设任务猛增。1951年，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营房建设的指示：“人民逐渐由作战地区转入驻戍兵要地带，不能久住民房。因此，在全军各兵要地带房舍、营棚、军用仓库及一切军事建筑甚属迫切，且数量甚大，工作极为繁重。”截至1953年，全军共完成4800多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但当时全军没有建立起统一归口的营房计划管理部门，工程建设主要通过财务预决算进行控制。由于缺乏设计、施工等工程技术人员，不少工程出现了偷工减料、质量低劣、返工延期等现象。黄克诚提出，基本建设因为计划太大，力量不够，浪费数目究竟有多少，尚无法估计：“表现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浪费究竟有多少，我们没有检查过。每年10万亿（旧币，1万元合1955年新币1元。下同）的建设，与后勤有关的有仓库、医院、工厂、营房以及国防工事、码头等，如果全面检查起来问题很大。”

仓库储存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各类军用物资的订购、生产和储存保管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标准规范和周转制度，对新中国成立后物资筹措供应的特点规律没有很好地研究和把握，工作中的某些盲目性、随意性，导致了严重的积压浪费。黄克诚气愤地讲：“仓库里究竟有多少东西？谁也不知道，从总后到各大区都是如此。我估计，我们全部的库存物资总在6万亿以上，而损失的部分总在几千亿之数。白学光的报告反映浪费了几百亿，主席就批得那样严厉，我们浪费几千亿，主席要下命令把我们推出午门斩首，我们没有话可说……我们库存的很多东西并不是有计划的储备，很多是四九年、五年、五一年存的，至今仍未动用，一般的都可用3年到20年。老的不曾用，新的灌进去，年年如此。再过3年，问题更大。”

编造预算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财政开始实行统一管理，军队的经费开支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之内，各部队的供应由原来的各大战略区财委负责，改为由总后勤部统一供应。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确定军费开支按每人全年4000斤小米（东北按高粱）计算，由总后勤部统一掌握使用。当时，每人4000斤小米的经费虽然与部队实际需要相差很大，但在全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已经占了国家概算的38.8%。

1951年，国家财政不仅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大量军费开支，而且确定了继续加强国防、稳定物价、全面恢复、重点建设的财政工作方针。1951年7月，政务院通过了《预算、计算暂行条例》，规定了政府机关、部队编造审核预算、决算的程序、范围和职权。对于军费开支原则规定：军队1952年度个人生活部分维持原来水平并略有提高，装备建设与作战费等按需要与国家财力的可能编造年度军费预算，不再受每人每年4000斤小米的限制。

1952年的军费预算，总后财务部因对总部各部门和各军兵种的建设情况、工作计划不甚了解，开始形成了一个数字庞大的初步概算（抗美援朝的作战费另列专项预算）。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主持召开了由总部各部门和各军兵种有关领导参加的两个专业会议，通过审核削减，最后定为49.4万亿元。认为这个数目过大，超过了当时国家财力的可能，先后组织进行九次削减，综合考虑国家财力、部队需要以及精简整编等各种因素，最后审定为32.1万亿元。

1952年，根据“三反”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总后财务部起草了包括国防费预算决算暂行规定、国防费领报划拨制度等7个方面的军事财政法规。军队预算工作总体上趋于规范，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预算过大的问题。

黄克诚严肃地指出：“造小预算的固然也有，但绝大多数是造大预算，有些竟超过实际需要五六倍，这种预算各部都有，积压浪费主要是从大预算来的。情况的严重是我们向上拼命要，向下就没有东西发了。‘多要少发’，这是后勤的老作风。下面很多问题未解决，我们要了很多钱，存起来，浪费掉。对这个问题，我原来还很麻痹，现在看到这样严重方感到头痛。华东要挖水井，造了一个90万的预算，我们批不准，但是我们却损坏几千个亿。我们并非无钱，有钱而不解决下面的问题是不应该的。

“工程兵司令部修国防工程造了4.3万亿的预算，我知道拿不出这么多钱，结果经彭副主席批回后缩减到1.68万亿。物资局经手订购的机器有电机万把台、机器4000台，国家一年才造1.2万台机器……难道这还不是大预算。有些同志就是天天出主意，不问条件怎样。财务部有十几个超过实际需要百余亿的大预算，生产部建工厂原来要4500亿，现在有2000亿也解决了……后勤各部所以造大预算，还有些‘有备无患’思想。要知道，现在不是在山沟里打土豪了，现在是5万万人民的国家，军队有需要国家可以支持，朝鲜的敌人要登陆时，政府一个月就动员了五六亿斤粮食就是例子。所以，我们‘有备无患’的思想要取消了。大的物资储备是国家的事，我们储些预备数，由总后和各大区掌握。为了减少浪费，今后的预算要确实，要多少就做多少预算，不然积压大量资金，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

“现在要补充一条，即对国家负责”

除了工作上的浪费问题外，黄克诚还重点指出了后勤工作在供应标准、供应实物的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医疗卫生工作在部队卫生工作以及医院、学校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后勤干部在安心本职、相互团结、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黄克诚认为，以上这些严重现象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客观原因：部队发展正处在过渡时期，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散到集中，由小规模到大规模；后勤任务繁重，工作庞杂，从领导到下面一般干部都缺乏经验；组织不健全，职责不清。但是，主要的原因还要在主观方面来寻找：

“我们在工作上、作风上、思想上存在有错误，综合起来说，这些错误就是。主席要我们反，具体地说也就是解决思想问题。我们一部分人还没有树立对部队、伤病员和对国家负责的观点。所谓对部队、对伤病员负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保证供应和人马健康；所谓对国家负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资财不要在我们手里浪费掉。过去我们提后勤的任务只提一条，即对部队负责，现在要补充一条，即对国家负责。

“不从实际出发……我们办事情常常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订计划、造预算、提要求都脱离实际，很多事情无根据。汽车修配厂要造汽车就是从好大喜功出发的。我们卫生部办了七个军医大学、一个协和医学院、一个军事医学研究院，摊子很多，搞不好一个。

“不调查研究，不用头脑，不了解国情军情，也不了解下面情况，心中无数，又不听取下面的意见。总后勤部完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并不多，大部分同志是忙于事务，下命令、订计划、作指示，很好地想想问题的情形少得很。既然是这样不大接受下面的意见，凭主观处理问题，每天批文件、下命令、事务主义，那么处理下面的问题当然就没有把握，如批预算只能是盲目地批，标准制度我们无从审查，只好照办，很多错误是我们签了字的。

“政治工作薄弱，思想领导差，既不能有力地解决问题，也不能发现问题……后勤部门长期地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斗争不开展，不敢讲话，写匿名信。政治空气不高，对坏人坏事没有斗争，对好人没有表扬。各部都是单一的首长制，首长应对政治工作负责。现在不是这样。”

黄克诚提出，揭露这些情况是容易的，我们的任务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错误，对党、对中央，我要负责任。但是问题不在于追究责任，而是如何解决问题，至少是初步地解决问题。

树立对国家、对部队负责的观念，这是立场问题、观点问题。用“对国家、对部队负责”的思想来代替“多要少发”的思想。过去有些预备是对的，多存些东西，以防万一。现在有了国家了，供养400万军队不成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多存东西的思想必须打破。

树立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办任何一件事情之前要先问问：部队需不需要？自己的条件能不能办得到？国家有没有力量？做一件事要考虑很多方面才行。确定了要办就要很好地研究。处级以上的干部尤其要懂得从实际出发。反对信口开河，要精确计算。

改进作风。多下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接受群众意见，在全军后勤系统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不从实际出发、不负责任的作风取消。

反对过多、过高、过急现象。根据国家条件、主观力量能办多少办多少，不要幻想。基本建设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反对轻易施工。要慎重地选择地区地点。不能像过去一样地建起来房子又发现没有水用，一定要勘察周到，水、电、地基以及使用、演习、打靶等场所都要考虑到。

黄克诚特别强调：“每个预算都要有80%的准确性。如果一个100亿的预算，多造一二十亿还可原谅，再多造就要受处分，不属于后勤部门的也要报告军委予以批评，对志愿军也不例外。

“必须讲清楚，我们反浪费的重点首先是总后勤（部），其次是各大区，再次是省军区，不要搞到下面去，因为大的浪费都是我们造成的。

“不是减少供应和卫生医疗，而是为了改进供应和卫生医疗。这两点必须明确，不要认为是节省战士们的黄烟钱。因此，我们的口号是：反对，克服浪费，改善供应（在卫生系统是改善卫生医疗）。”

“彻底地揭露批评，才能改进工作”

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开始作了报告，最后作了总结，两次讲话的基调主要都是揭露问题，而且是主要从主观上查找原因、提出意见。不仅如此，黄克诚还要求参加会议的各级后勤领导，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围绕克服浪费、改善供应和医疗卫生工作，积极进行揭露和批评，开诚布公，直言不讳。

黄克诚专门提出：“会议的开法是由我先作报告，这个报告不是全面的，只选一些必要的材料加以分析，主要的要靠大家提出意见，提出办法。我来后勤有半年，没有下去，不了解全面情况，我所依靠的材料很不完全，数字可能不对，希望大家不要在数字上打圈子，要多讨论，多发表意见。这次是民主检查，同志们大胆讲，不要有顾虑，彻底地揭露批评，才能改进工作。批评我们后勤无政治，就是说我们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都是老同志，我相信同志们不会因此闹翻的。”

会议结束时，黄克诚对发表意见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讲评，肯定了一些好的方面，但对揭露问题的情况总体上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会议预期目的：“到会同志有些还不敢大胆揭露自己部门的严重情况，没有从思想深处作深刻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大家对工作情况比我了解得多，但是没有揭露，即使揭露的也把原因推到客观上去……我怀疑没有揭露的材料还很多。这是什么问题？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尺度来衡量，就是对国家、人民和部队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不允许的。讲了，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标志之一。指示我们撕破脸皮来揭露，我们没有这样做。

“有些同志存在骄傲自满情绪，认为没有问题，自己的工作‘有政治有成绩’，似乎没有什么缺点，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总后勤（部）问题严重，下面都好了吗？万事大吉了吗？各部的问题不严重吗？当然，各区可能有区别，但仅仅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我们不敢揭露，会变得腐败的，会变得更臭，臭下去，不得了。共产党员要有自我批评，资产阶级互相还有人骂，我们不批评就会自己腐败。

“对改进当前工作的问题仍不从实际出发。有些要求带有很大的主观主义，目前办不到……我们要求从实际出发，不是讲得天花乱坠，而是解决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然后再提高计划性、组织性等，逐步地达到要求。现在我们揭露不大胆，检讨不深入，存在自满情绪，要求很高，把这种情绪带回去会有危害，使工作受到损失，不能真正推动工作。我们要求把能办的办好了，再办第二件。”

黄克诚还说：“主席批评我们无政治、无领导，不认真管理业务。我的报告就是要求大家揭露，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揭露我们的严重情况，只有揭露了，才能知道自己有病，是什么病，医生才好开处方。不然自己骄傲自满，万事大吉。

“我满怀信心地要大家来揭露，这次会议却没有很好地揭露。你们回去一定要下面好好揭露，矛盾只有揭露，才能克服。”

在这次会议上，黄克诚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并敲响了警钟：

“为什么总是把浪费问题当作主要问题提出来呢？因为对国家关系太大，如把6万多亿的资金交给国家可以办很多大工厂。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关系到部队，也关系到我们后勤本身，如果不解决，再过3年，真该要推出午门斩首了。当然，这个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而要与改善供应、改善医疗相结合，目标是把现在的浪费解决，防止今后发生大浪费。

“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这个问题在后勤部门来说是致命问题，对国家对人民来说是严重的罪行。大家考虑一下，国家胜利了，但基础很落后，我们要集中力量搞建设。同志们不一定把浪费个把亿当作回事，实际上1个亿可以办很多事情，1个亿等于1个相当大的地主。这些钱可以买2000担谷子。按农民缴公粮计算，每户5担，2000担等于400家的公粮，数目很不小。而算起来我们浪费的总数可能有万把个亿。‘刮’了农民的小米随便花了，难道不是犯罪？去年全国丰收，但今年无饭吃的人仍然有几千万。今年春季麦子1.4亿斤歉收，4月中旬几天大雪大风，前天又是寒潮，这都将影响收成。人民情况如此严重，我们把‘刮’来的钱随便花掉，对国家对人民是极严重的罪行……我们虽然来自民间，但忘记了人民的疾苦，脱离群众的作风正在滋长，这是忘本思想，这是个大的危险。

“所以在思想上，必须教育大家懂得这些，现在大家都麻痹了，高到几百个亿不在乎。要回忆一下历史，不要忘本，对个人生活要向后看，只向前看则会幻想太多。过去那样困难，还做了许多工作，今天条件好了，工作反而不如过去做得好，为什么呢？主要是精神上、作风上、思想上起了变化，不如过去认真负责了。这个情况不改变，我们会犯更大的罪。”

“做后勤工作就要准备挨骂”

总后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向并中央作了专题报告。中央军委于7月15日向全发了专题报告并指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兹发给你们，作为目前全军后勤工作的指示文件，请予以讨论并督促后勤各部门贯彻执行。”从此，“为国家负责，为军队负责”的思想，成为后勤工作的指导思想。

1953年，根据志愿军的归国部署，有计划地以独立团或师为单位修建营房。开始，军委只提要求，主要由各工区自己建设。黄克诚检查了建设情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和军费情况，提出了新的建房计划和要求。主要是建设规模控制在20万平方米，总造价800亿元，房子的结构确定为砖柱土坯夹心，以砖为皮，标准要求是能遮风、避雨、御寒。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因陋就简。

1953年7月11日，在黄克诚关于国防工事建设计划的报告中批示：“赞成你的缩减计划，这是很有必要的，望照此部署。”黄克诚在报告中提出，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财力、物力、技术领导均缺乏，领导干部和施工部队又无近代筑城经验，如建筑起来不合实用则损失甚重，五年完成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因此，拟采取稳步修建的方针，即前三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验，逐年加多。

1953年5月30日，总后勤部发出《关于军事系统银行存款调度使用的指示》。《指示》提出，由于目前军事系统在银行的存款数字相当惊人，严重地积压了国家的资金。因此决定自即日起对各大军区和军委各部门暂停拨款，并责成各级财务部门将自己范围内的银行存款统一调度使用。总后勤部财务部又于7月初召开了货币管理工作会议，规定了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的存款限额。各大军区也向下规定了各级存款限额。全军银行存款数量逐渐下降，至9月趋于正常，扭转了积压国家资金的现象。

1954年初，黄克诚和总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张令彬向上报了处理军需工厂剩余生产力的意见。他们汇报了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剩的情况，分析了过剩的原因，建议把一部分生产力转向为社会服务，每年均储备少量的产品。批示：“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其过剩者应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总后勤部根据“军民两利、平战结合”的原则，将那些交地方更能发挥作用的工厂，移交政府企业部门经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为国家负责，为军队负责”的思想，正确反映了国家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正确反映了后勤工作的性质、任务，正确反映了经费物资宏观掌控和计划管理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全军后勤工作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抓住了当时治理浪费问题的关键环节，而且对全军后勤工作发挥了长期而重要的全面指导作用，从而实现了后勤工作新的历史性转变。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后勤在处理问题时，既考虑部队建设的需要，又考虑国家财力的可能，该解决的积极主动地予以解决，不该解决的绝不迁就照顾，因此也受到一些人的责难。黄克诚讲：“做后勤工作就要准备挨骂。有人当面骂你，你就同他讲道理；背后骂你，你就当没听见。只要我们做得对，坚持原则，不讲道理的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一时的委屈，这是光荣的，是党性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