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应对国外政治转型

2007年11月，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这恰好和北京方面决定取消美国“小鹰号”航母对香港进行港口访问同时发生。一些中国观察员将此视为一个预示，即现任领导人已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政策。邓小平当年设法避免有争议的全球事务，全力解决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似乎由于中国在全球地位崛起，将中国的外交政策重新定位得更加积极能动。

对于中国这一崛起的大国而言，拥有积极的外交政策已成为必然，而非痴心妄想。因而，中国越发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并越发有自信。然而，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积极能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已将外交政策调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因为中国仍在被动的外交政策和世界强国的新角色之间进行权衡。胡的外交政策日程中的一大挑战，就是在寻求国际影响和低调处理中国成为强国的雄心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崛起的中国：应对转型

显然，中国现在比崛起之前要在国际事务方面感到更安心、更自信。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于其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有一种独特的失落感。

首先，许多中国的分析人士对于作为新兴势力的中国和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超级强权的美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感到非常失落。他们总担心，美国有个不为人知的计划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结果，他们冷嘲热讽美国关于记录以及缺乏民主的批评，不相信美国甚至比希望自己变强还要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变富变强。

其次，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短缺。许多中国的精英人士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全球的资源搜索中遭到了来自西方势力的不公正压迫。中国学者经常引用的例子是：由于美国国会非同寻常的政治干预，中海油公司在2005年初期不得不放弃对美国尤尼科公司的收购。

再次，中国上升的国际地位――从赢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权可见一斑――不仅带来了别国对中国成就的庆贺，还带来了对中国民主和外交政策表现极度详细的国际审查，比如在污染、人权、和台湾等问题上。世界期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责任，并和国际社会一同寻求各种危机解决方法。北京方面担心，如果中国要达到日益增长的外国的期望，由此产生的“过度责任”将超出政府能够和应当负起的责任范围。

这种失望已转变成一种基础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民间的民族主义者寻求中国的地位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尊重，督促政府为实现保护国家利益的允诺负起责任。他们指责中国政府在应对外国势力的时候过于软弱，敦促政府放弃被动的低调政策，扮演起“大国”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对时下的民族主义需求设计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回应。一方面，他们容忍甚至鼓励大众表达民族主义情绪，以使自身的政策地位在中国的绝对利益等问题上更加可信。另一方面，在防止民族主义情绪脱离掌控并造成国内和国际事务有对抗性反应的问题上，政府极其谨慎。这种双管齐下的回应，是因为民族主义被视作“双刃剑”：既是政府合法化规则的一种手段，又是民众用来评价国家表现的一种方式。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履行民族主义的许诺，那么它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将无力抵抗。为避免过分提升别国对中国的期望，政府不断重申低调政策。在2007年2月的一份文件上，总理强调，“……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反问道，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日益增多，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

实际上，邓小平的政策不是单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的被动姿态，而是要用积极举措来逐步增进中国的能力，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政府强调了这一积极方面，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由国际竞争力、灵活而有效的外交以及相适应的军事实力构成。因为这一国家实力产生于经济实力，政府与之前政府一样，把保持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稳定视为国内总体目标，“全心全意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

为提升综合国力，政府的对外政策优先考虑，为现代化进程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而良好的国际环境。自“9・11”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而努力获得了更加良好的环境，原因如北京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对外政策学者所说：“现在，美国在诸如反恐、防核扩散、伊拉克重建以及中东维持稳定等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尽管在汇率、知识产权和纺织贸易等方面的摩擦有所增加，华盛顿方面开始在诸如贸易和金融等领域越来越多地寻求中国的合作。”

然而，政府相信，尽管美国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需要大国的合作，其最终目标还是世界霸权，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障碍，从未放弃抑制中国发展的政策。为了避免任何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美对峙，政府推广“中国和平崛起／发展”和“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主要根据与中国现代化目标相关程度而参与国际事务合作，先发制人地努力建立中国崛起的、热爱和平又负责任的形象。

政府延续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战略。这一举动受制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地缘政治学利益，以国家利益的驱动，坚决实现目标。政府尽力避免在外交关系中明确敌友，主要根据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相关度来处理国际事务。在2006年8月的中央对外事务工作会议上，领导人提出了对外关系的战略性指导方针：“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中国的大国关系

政府将大国(特别是美国)视作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关键，并试图：(1)尽可能与全部主要强国和地区集团建立战略伙伴网；(2)积极推动多极世界，使所有强国相互抗衡并相互合作。

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认识到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对此进行了调整，北京方面对外政策制定者还是竭力阻止单极世界的形成和继续存在。中国在积极推动一个强国均势的多极世界。班子的上任恰和“9・11”同时，而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投入不仅削弱了其国家力量，还表明美国在单边控制全球的战略上无功而返。为了在积极推动多级世界的同时处理好美国的关系，政府一直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网，基本上覆盖了所有大国和地区集团，包括俄罗斯、法国、美国、英国、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南非、加拿大、巴西、印度、墨西哥和日本。

政府强调，一个国家共同遵守互不干涉原则的多极世界十分合意，并很可能实现。不过也承认，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尽管对于中美关系

的大起大落感到有些失望，但政府将继续“学会适应霸权”。

政府愿意接受布什政府将美中关系界定为“复杂”，并对当时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的演讲中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表示欢迎。正如《中国日报》的评论所述，这一邀请表明布什政府像其前六属政府一样，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中国领导人尤其欣赏佐利克的这句话：“今日的中国的确不再是1940年末的苏联了：不试图散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不把自己视为穷途末路的世界反民主斗争中的一员；不认为自己要和资本主义决一死战；不准备颠覆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

中国政府务实的政策行之有效，中美关系在近年来保持着良好的势头。特别地，政府很高兴看到布什政府与北京方面一起阻止了台湾总统在2008年关于台湾加合国的全民公投。

处理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争端问题

尽管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被政府摆在首位，不过这些关系近来非常棘手。中国的崛起，使别国期望其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范围的负责表现，包括涉及与中国有交往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争端问题。

中国和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双边关系再也不能和某些棘手的第三国问题脱离关系。这些第三国常常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盟友，比如伊朗和苏丹。美国对中国向非洲和亚洲的友好国家的举动有外交上的担忧，中国不得不对此作出更多回应。

在这些压力下，尽管中国与第三世界盟友保持了传统的友好关系，北京方面还是与华盛顿方面共同行事，谴责北朝鲜2006年10月进行的核试验、投票支持对伊朗施加制裁、支持发展达尔富尔的联合国――非盟联合部队，甚至在2007年派遣中国自己的军事工程师加入该部队；中国还谴责了缅甸2008年初的血腥。这些对于一个声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府来说，都是非常冒昧的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经历了价值取向上的根本转变，不再与麻烦的第三世界政权打交道。不过，这确实显示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些新想法。

首先，中国慢慢放松了对于别国内政的不干涉原则，学会在应对问题时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中国开始全面参与跨国问题的讨论，比如恐怖主义、走私军火、问题、人权问题、流行病与气候转变等。

其次，中国不再单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防护其第三世界盟友并抵制西方干涉，而开始促进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采取负责行为。一项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在近年内常被指责支持了一些暴君政权和种族灭绝政权，但是“北京方面一直在悄悄地修正对底层国家的政策……中国现在愿意以外交保护作为条件，迫使底层国家变得更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然而，中国在处理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上的新想法不断受到考验，特别是，中国对于海外能源供应的依赖度渐渐上升，不得不和许多能源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处好关系，而许多此类国家在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势力的关系中存在问题。

中国的能源驱动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处于美国制裁下的伊朗，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中东石油供应者。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政府开始转向非洲和拉美地区寻求能源储备。中国已成功地和许多石油丰富的非洲国家发展了关系，包括苏丹(被美国谴责在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了种族灭绝)、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其他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虽然中国对拉丁美洲来讲是个新面孔，不过中国也很快和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成为重要伙伴。

中国对能源的寻求受到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因为这使它们不仅可以利用未开发的资源，还获得了在与其他石油进口国谈判中的筹码。不过中国的战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引起了担忧，担心中国现在不仅是在挑战美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的主导地位，还在侵害西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增进透明度与人权的努力。西方势力担心，中国在一些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寻求能源资源，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常常忽视了对透明度和善政的推动和采取负责行为。

这已经成为了中国和西方关系中的争端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不得不权衡自己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经济政治利益，还有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不想被视作造成人道迫害的的防护者；另一方面，中国在资源丰富但通常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投资日益增长，中国不得不设计出更加精密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中国领导人向苏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寻求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受到了西方敦促中国在该地区起到正面作用的重压，还因为危机的持续可能损害到结束苏丹南部数十年战争的《全面和平协议》，导致新的纷争进而完全停止石油生产，从而损害到中国的石油利益。

中国的周边关系

政府将中国与邻近的亚太国家关系视为中国整体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因为中国的安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这些邻国维持良好关系。

中国常常把亚洲邻国称为“周边国家”，而在应对这些国家时遇到了严峻挑战。与重要邻国间的问题，一直都离不开中国的边境。北部边界上，尽管中俄关系似乎沿着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道路发展良好，但是俄国人极其警惕中国将俄国东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吞入版图。在南部，印度这一崛起的大国，很容易成为中国的潜在对手。在东面，中国面临着与日本在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海域归属的争端。在东南方向，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面临悬而未决的海域争端。当近年来中国加紧对南沙群岛的要求时，紧张情绪爆发，因为同样宣布拥有该岛的还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地区。

为了和邻国共同合作，并为经济现代化创造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不懈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出周全的周边政策――“睦邻政策”。政策旨在与亚洲国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探索共通之处，并意图传达一个愿为地区稳定和合作作出贡献的负责的大国形象。

继承了睦邻政策，惠及近年来的两项发展。其一，中国已成为地区内经济增长的引擎，而许多亚洲经济体都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受益颇丰。其二，美国因为伊拉克战争的持续，把注意力移出了亚洲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周边政策的首要任务有两重：一是显著增进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台作；二是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并通过积极与亚太国家往来进而重建其在本地区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为达到这些目的，政府充分使用各种外交政策工具，诸如外国援助、文化交流、维和等。还有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组织间形形的领导会谈与协议。

作为结果，中国已经成为了许多亚洲邻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国家形象自上任以来得到了极大改进，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和韩国。

政府坚决主张继承低调政策，不过中国的对外政策已变得越发积极，不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不过，中国并未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政策导向。政府学会去适应国际体系主流范式和价值取向中的一些方面，不过在许多方面还是不情不愿、保有余地。对的第二个任期而言，如何在尽力追求国内利益的同时，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的利益相关者并把本国利益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利益相匹配，这仍是一个艰难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