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至上 践行共享发展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撸起袖子加油干”，首先要干好群众最需要、最期盼的民生实事，用惠民生来促发展，给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全面实施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要认真抓好落实十方面民生实事，努力解决好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完善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引导督促子女尽好赡养义务”……民生政策关乎民意、民愿，更关乎民心。在切实感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的同时，代表们将目光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全面小康。

以“医养结合”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由于拉肚子而不得不整天坐在马桶上，因为工作人员没工夫一直照顾他。”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州市龙湾区人民医院院长魏丽华代表讲述了一段她曾在养老院看到的真实故事。

随着老龄化日渐严重，养老问题受到了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养老是夕阳的事业，朝阳的产业。”“以前是七十古来稀，如今医疗水平的发展，百岁老人比比皆是。”温州医学院康复系主任王小同代表也真切感受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告诉记者，目前独居老人现象突出，老年群体慢性病多、病程长、治愈难，更有一些“失能”老人无法自我照料。

“老人不安，家人不安，把老年问题解决好，有利于青壮年全身心工作，减少后顾之忧。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步鸣代表这几年对养老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介绍，目前的养老模式如居家养老，受困于“养老的不治病、治病的不养老”，给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带来不便。

“现有养老机构主要以传统的床位养老方式提供服务，很多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亟需专业医疗康复，不少老人需要反复奔波于家庭、养老院和医院之间。”魏丽华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是这些老人的最佳选择，这是一种“有病诊治、无病疗养”的新型养老医疗模式，有效结合现代医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模式。

2017年1月1日起，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民政厅等10部门制定推出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将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相关政策，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加快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可见，以“医养结合”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浙江已经迈出了步伐，但是不少代表对“医养结合”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颇为担忧。养老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建设资金不足；许多养老服务机构不能获得医疗机构身份、不能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老年医疗护理专业人才缺乏等等。对此，李步鸣建议，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把机构养老规划纳入医疗服务规划中统筹考虑，并加快出台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细则。

“部门各自为政，养老和医疗资源各自独立、互相阻隔，是阻碍‘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立的关键。”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主任医生庄建华代表表示，推进医养结合体系建设，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要形成合力。

针对医养结合的发展路径，魏丽华提出，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开设老年病科。医疗机构还可与辖区内的养老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并选派医疗服务团队定期到养老机构进行医疗与健康管理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与社会资本合作兴办医养结合机构或护理院。

“传统的养老模式需要改革。”庄建华告诉记者，“现在一些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是因为他们认为，到养老院是去等死。”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作军代表也表示，“很多人谈到养老机构，观念是有问题的，以为养老就是纯粹的‘养老’，把老人圈进来，送进养老机构就完事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据悉，截至2015年末，浙江省60岁及以上人口984.03万人，占总人口的20.19%，比上年同期增加38.95万人。数据显示，低龄老人的数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这些老人还是年富力强，挺能‘折腾’。这些老人不单单只要解决生活照料的问题，还有丰富的精神诉求，比如说学习、娱乐，等等。引导这些老人积极投身社会经济建设，发挥正能量。”杨作军说。

王小同也建议，要积极推进“综合性养老”，多层次、多元化、多形式养老体系建设，让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同时，政策要托底，政府要e极建造养老院“样板房”，制定标准，购买服务，有力监管，对民办养老机构进行引导规范。

新工匠，从“0”到“1”的质变

说到职业教育，人们会想起前两年热播的《大国工匠》系列片。据了解，浙江一共有独立建制高职院校45所，各具特色，也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人才。“工匠精神是传承和钻研，是专注和坚守，更应该包含着创业与创新。”浙江三门职业中专党委书记、校长，三门技师学院副院长谢卫民代表这些天一直在思考“新工匠精神”的内涵。他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新工匠和旧工匠内核不一样，旧工匠是1到N的量变，而新工匠则是0到1的质变。

“职业教育不仅仅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更要培养掌握高新技术、能够适应时展的高技能人才，要成为浙江制造、浙江‘智’造的‘领头羊’。”谢卫民告诉记者，这些年，浙江的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在不断提升，已从最开始的不认同转变为逐步认同。

“比如我们学校，近几年中考分数在普高线以上选择到我校就读的初中毕业生，从原来的0上升到了现在的7%―8%左右。”在喜见变化的同时，谢卫民也直言，目前在社会上“重普高轻职高”的现象仍然突出。同时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校企合作不紧密，师资力量薄弱、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不够等问题。

“大家对职业教育仍存在偏见，认为职业教育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升迁机会少，属于择业末流，选择职业教育是无奈之举。”李步鸣告诉记者，目前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低是个“外伤”，而专业设置滞后，人才培养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则是“内伤”。据他介绍，一些专业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还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需，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尤其紧缺。

“以前很多职业学校过分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放宽对学生的文化素质要求。现实情况是，如果学生的文化素质低，就不可能有好的创新创业能力。”谢卫民建议，将“两创”课程有机地融入到职业学校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职业教育要优化专业结构，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李步鸣认为，要从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求来谋划专业设置。目前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方向将产生一批新的应用技术，从而催生出一批新的产品、新的行业以及新的企业。他建议，从这一特点出发，浙江高职教育专业设置应积极向这些专业靠拢，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兴产业适用型人才。

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两手都要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放宽普高、职高分流限制，促进普高、职高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国家试点。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大重点高校、重点学科支持力度，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争创国际国内领先的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积极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上水平。

“中央希望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全国都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现在我们最大的短板和发展瓶颈还是人才。与北京、江苏、上海、深圳等地区相比，浙江在人才总量、结构和素质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代表认为，造成人才瓶颈的重要原因，是浙江高等教育虽然在过去若干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优质资源极度稀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作为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改革和建设的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很快，在带动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仅凭浙江大学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优质高等教育服务极度短缺的现状。”

“好大学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来的，如果不及早M行布局，这个问题还会不断往后拖。所以，尽快对浙江省高等教育重新认真思考布局和优化结构，越早重视，越主动行动，对浙江发展越有利。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罗卫东建议。

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题目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在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时代，垃圾分类的环保意义不言而喻。但正是这样一件看似举手之劳的小事，却面临着落实难、推广难等困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浙江省十大实事中，第二件就是研究制定推进垃圾分类的具体办法。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项目主管黄丽珍代表今年又提了一个关于生活垃圾的议案，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三年在人代会上关注垃圾分类问题。

在黄丽珍看来，历经多年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浙江的许多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虽然这些垃圾分类试点中以农村居多，但在城市里也有不少亮点：“我去过下沙的魅力城小区，那里的垃圾袋追溯机制很成功，居民的垃圾分类认同度很高，即使是小孩子都知道要做好垃圾分类。”

目前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许多试点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有限的现状，她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是时候了！”黄丽珍说，现在正是把一些成功的模式和做法，以立法的方式在全省推开，上下齐心，做好垃圾分类的最好时机。

而在温州代表团，在环卫一线工作的王潘萍代表，也是连续两年针对垃圾处理撰写建议。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她直言，袋装垃圾并非长久之计，许多消费者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装垃圾，给垃圾回收利用和分类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垃圾填埋和焚烧带来新问题。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不强，镇村居民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

“做好垃圾分类处理首要是加大投入，试点先行，逐步普及镇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以及垃圾桶、垃圾收集车、中转站、填埋场等配套设施建设。”王潘萍认为，垃圾分类的主体应该是居民本身，要落实到户才有效力。垃圾在家里的时候是混装的，大家出门之前再分类，效果一定不好。不如每户发几种颜色的家庭小垃圾桶，在家里扔的时候就分好了，那么拿去社区的分类箱就不困难了。

在宁波代表团的小组会议上，宁波市第一医院副院长许幼峰代表抛出的垃圾分类话题，也一下炸开了锅。“光靠民众自觉、自发分类十分难。前期需要引导，比如从小学就开始做好垃圾分类的教育工作。”“我在瑞典看到，几个垃圾箱旁，都有志愿者在管理，垃圾分类没做好的，志愿者不让扔。”“日本每个垃圾袋都有编号，若垃圾分类做得不好，可以根据编号溯源，由志愿者上门做工作。”……

“垃圾分类的解决之道在社区。”许幼峰表示，可以采取垃圾袋编号方式，对垃圾分类进行溯源，做得不好可以上门教育、劝导；做得好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比如物业费减免等办法。

“城市垃圾分类相较农村业态复杂，环节看起来简单但细节上要求和标准很难统一。这就容易出现‘破窗效应’。”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代表建议，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各个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职责并设定处罚、激励机制。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制度鼓励市场参与，比如欧洲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的包装就会有人回收。

“垃圾处理，政策保障是第一步，资金保障是关键。”泰昌集团公司副总裁王茂法代表说，应将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专项资金列入浙江省级财政预算，同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题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整个环节中，一点一滴的举动都是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王茂法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