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吕氏春秋》对儒家乐教思想的发展

【摘 要】 文章阐释了《吕氏春秋》在继承儒家乐教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势变化，对乐教思想的发展：首先，《吕》认为，乐是源自天道的；其次，《吕》认为，乐乃是自然人性的需要；再次《吕》又强调了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在此基础上，《吕》提出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主张。《吕》认为，侈乐、淫乐都是乱世、浊世的产物，提倡君子“正德以出乐” ，以正德、利用、厚生的态度和原则制作音乐。

【关键词】 《吕氏春秋》；乐；儒家

《吕氏春秋》（以下简称《吕》）是战国后期一部重要的思想典籍，在继承儒家乐教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势变化，对乐教思想做了发展，其关于音乐艺术的思想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充满了启示。

一

相传，周代吸收夏、商的经验，非常重视礼乐。周公辅佐成王，“兴正礼乐，制度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周公“制礼作乐”的功绩为后世所称颂。礼乐制度是西周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主要的教育形式。

按照《周礼・春官宗伯》规定：学校及相关官员应“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乐德”指礼仪方面，着重培养学生具有忠、和、敬、有常、孝悌等美德；“乐语”指诗辞方面，培养学生学习和运用诗辞的能力；“乐舞”指舞蹈表演方面，以此颂扬古圣先王的丰功伟绩。《周礼・春官宗伯》还规定：“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等。要求年少的儿童学习音乐、舞蹈艺术，学会必要的礼节。由此可见，西周社会之重视乐教，将乐教视为与政治、道德、教育、审美一体的活动来看。乐教从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传承与发挥，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

孔子曾经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周公时期的西周非常向往。孔子希望：“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非常尊崇三代圣王，对于先王之乐教也很赞赏，把乐教作为其仁政、礼治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孔子十分重视传统《诗》、《书》、礼、乐的各种知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论语・泰伯》）。将诗、礼、乐并立，认为此三者皆为君子仁人修身之本。

孔子认为，乐可以抒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论语・八佾》记载：“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认为不仅音乐的形式美是能够感知的，而且抒发的内容也是可以传播的。当然，孔子最注重的是乐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属性。《论语・八佾》中讲到，从先王之乐看，舜受尧之禅让而得天下，所以，孔子认为舜之“乐”――《韶》，是尽善尽美；而武王是通过征伐而得天下，所以，武王之“乐“――《武》是“尽美”、“未尽善也。”孔子看重音乐所蕴涵的德性。这一点，后来的孟子说得明白：“闻其乐而知其德也。”（《孟子・公孙丑》）荀子也非常重视乐教，在《荀子》中专门有《乐论》，对“乐”做了很多论述。

首先，荀子反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肯定“乐”是人自然的情感需要。所谓“人不能无乐”，是“人情所不免也。”但是，荀子更看重“乐”的社会功能。将乐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乐能“善民心”、“移风易俗”。荀子提出“乐”的原则在于“和”，认为音乐艺术活动能使君臣、父兄、长少“和”。能很好的调节各种社会政治关系。从孔子到荀子，儒家乐教的思想不断地发扬光大，这对《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首先，《吕》认为，乐是源自天道的，《十二纪・大乐》指出：“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音乐始于宇宙本源，由太一――两仪――阴阳变化而有万物的产生。万物具有形体。形体又运动而产生声音。和谐适度的声音就是音乐。认为“凡乐，天地之和也，阴阳之调也。”音乐是天地万物和谐运动的产物，是阴阳调和的产物。《吕》对音乐“和”的看法与儒家所倡的“和”――中和、中庸是一致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吕》还提出了“适”的原则，它说：“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适”与“和”相比，更突出了“适度”的原则，强调了主体心理体验与音乐艺术之间的统一，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其次，《吕》认为，乐乃是自然人性的需要。与荀子一样，《吕》也反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认为天生人而使人有欲有恶，这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的天性要求，对于音乐艺术的喜好也是人天性自然而来的。人们喜好音乐艺术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非乐”的主张是不合乎人性自然的。

在此基础上，《吕》更进一步从之的角度阐述了它对音乐艺术的看法。认为乐是自然人性的需要，是人之的一部分，应该得到满足。当然，“乐有适”（《十二纪・适音》）正象人之的满足需要“适度”一样，音乐也要坚持“适度”的原则。

文中指出：“成乐有具，比节嗜欲……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十二纪・大乐》）《吕》将乐置于天道自然运动的统一整体中，认为“道”之至公，无私无为才有自然万物的和谐生长，乐源于天地万物的本原，也遵循同样的法则。道之“公”、“平”，体现于做“乐”上就是平和、适度的原则。主张通过节制嗜欲，使音乐成为传递适度情感的媒介。

需要强调的是，《吕》认为音乐舞蹈诗歌这些艺术形式，并不是人之基本需要满足之外的享乐，而是社会人生基本需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吕》认为，音乐艺术对人之身心健康、生产实践、社会秩序和谐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十二纪・古乐》中，讲到传说中朱襄氏时，创制“五弦琴”；葛天氏时，三人手持牛尾，踏着脚歌唱舞乐“八阕”；陶唐氏时，编制的“舞”，目的都是为了调和阴阳，宣导民气，振奋精神，安定群生，使天人调协的。《八览・淫辞》中提到的抬大木时，众人前呼后应，唱着的“劳动号子”，认为这样的音乐虽然不如“郑卫之音”动听，但是，宜于使大家步调一致，提高效率，减少疲劳。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价值的。

再次，在肯定音乐源于天道，是自然人性要求的基础上。《吕》又强调了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

它说：“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故先王必托于音乐而以论其教。”（《十二纪・适音》）认为音乐艺术不只是满足人的耳目、感官之欲望需求。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不知不觉的接受社会伦理规范的熏陶。

在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的同时，《吕》还特别对音乐制作，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做了阐述。

指出，“夫音亦有适”（《十二纪・适音》）认为音乐制作中“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的音乐都违背了“适”的原则。“乐无太，平和者是也”（同上），认为平和才是音乐的最高原则。在此基础上，《吕》既而提出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主张。

它说：“治世之音乐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易俗者也。” （《十二纪・适音》）认为通过音乐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政治状况，通过音乐艺术的熏陶可以使社会政治出现良善的改变。

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不同种类的音乐。《吕》按照它的主张，以道德教化、政治功能为原则把他们分为“正”与“淫”、“节”与“侈”两类情况：

一类是夏桀、殷纣时的“侈乐”、宋国做的“千钟”；齐国做的“大吕”；楚国做的“巫音”（《十二纪・侈乐》）；以及“郑、卫之声，桑间之音”（《十二纪・音初》）。《吕》认为这类音乐都是“乱国所好，衰德之所说。”（同上）它反对“以侈为务” 《十二纪・侈乐》）的侈乐、衰乐、淫乐、乱世之乐。

另一类是圣王由“正德”、“利民”而做乐。《十二纪・古乐》中例举了圣王共十一人做乐的情况。其中，帝喾、尧、舜命人做乐是为了“祭上帝”、“康帝德”；汤、文、武、成王，命人做乐是因为除无道、伐不义，做乐以“嘉其德”；而朱襄氏、陶唐氏做乐，是为了调和阴阳之气，“以定群生”。禹疏通三江五湖，造福百姓，做乐是为了“昭其功”，昭示他们的功绩。

通过对这两类做乐情况的比较，《吕》认为，侈乐、淫乐都是乱世、浊世的产物。这些音乐不利于社会道德的进步和社会和谐安宁。提倡君子“正德以出乐” 《十二纪・音初》）以正德、利用、厚生的态度和原则制作音乐。

总上，先秦时期，儒家对于乐教已经有了很丰富的见解，《吕》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其乐教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音乐、艺术是人性自然之所需，音乐艺术的最高原则是“平和”、“适度”，音乐艺术是国家风尚与政治优劣的表征，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迪。

【参考文献】

[1]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

[2] 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3]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4]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

[5]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6] 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侯文莉（1969.2-）女，江苏扬州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