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租减息运动与基层权力重构

[摘要]

关于陕南地区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动，史学界一直都很少涉及。陕南各县在先后获得解放后，党在陕南适度地开展了一些。土地关系一定程度的变动，改变了当地的阶级构成、经济状况，也为基层权力的重构打下了基础，以此掀开了陕南社会变革的序幕。

[关键词)

陕南；；权力重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1)01－0143－03

陕南包括商洛、安康、汉中三地区，南有巴山，北靠秦岭，大部分为山地，耕地少，农业条件差，经济比较落后，加上在陕南的剥削，特别是解放战争末期，军队为充实物资，壮大实力，在当地进行了人口、粮食、棉货的强征，因此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陕南地势险要，在人民解放关中后，胡宗南部依托大山，构筑了一道秦岭防线，因此陕南的战略地位变得更为重要。在陕南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完成基层权力重构，既有助于推动当地政治、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巩固解放区，有力支援前线工作。

一、减租减息与陕南乡村变动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控制农村、稳定农村作为控制和稳定整个社会的前提。政权也曾为此进行过尝试，在1935年10月30日颁布了二五减租办法，但始终都没有真正地实施。“在其统治的村庄里收税时，依靠的是收租人，而不是在收租过程中减租或取消地租”，农民的实际负担得不到减轻。推行农村的改造，尤其是土地关系的改造，以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实行，达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但由于新老解放区的条件不同，具体实施步骤也有所不同。对于新解放区，早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有了原则的规定，就是“首先有步骤地开展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随着陕南各县市的陆续解--放，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部分地区农民因不甘长期忍受压迫与剥削，起来分土地，分浮财”。鉴于当时的情况，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并没有大规模开展，而是实行停止，减租减息的政策。

陕南的地租有定额租、分成租两种，分成租率有七三分、四六分、对半分多种。在佃户租田时，还有收“扯手钱”(押金)的习惯，遇到灾荒年交不了租，就以押金顶租。减租后，分租制改为“三七分租”，即佃户得七成，地主得三成，土质差的田则是二分成租。对于佃户只出劳动力的，考虑到地主出了肥料、牲畜等，改为对半分或四六分。其它分成租制，佃户分成加二成半。以往存在的劳役、佃户租田时的送礼、押金一律取消，也不准地主提前收租。契约期满后，原佃户拥有承租的优先权。同时也要求佃户除灾荒之年外，必须按时交租。尽管出于条件的限制，陕南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行分田政策，但减租对地主剥削的限制是比较严的，给予了贫雇农以较多的实惠。同时又打消了地主对新政权的恐惧，有利于社会稳定。

相比其他地方，陕南地区放贷利息并不算太高，以佛坪为例，一般是“钱加三，谷加五”，即借钱的年率为30％，借谷的年率为50％。但由于该地区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因此负担还是相当重的。减息之后，不分钱谷，一年是利息一分半。对于还息已超过本金的，只还本不付息；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本息均停。这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压榨。此外，减租减息过程中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也进行了特殊处理，族田、社田、学田、宗教土地原则上均不动，土匪、恶霸的土地则收回分给无地少地农民。

陕南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是陕南山高林深，匪患严重。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末期，关中、豫西、鄂西北的散兵游勇和当地的恶霸也纷纷逃入陕南山区。胡宗南为对抗人民的进攻，也着力扶植陕南土匪。因此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倾力剿匪，稳定社会。其次，党的力量薄弱，群众对新政权仍有疑虑。陕南地区从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有党组织的存在，人民武装也多次在这里开展过工作，群众对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有所了解的，但革命形势的多次反复，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部分人尚存若干恐惧与怀疑”。再次，区域经济比较落后，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发展生产，要“给地主阶级思想上、生活上以适当的准备，使之后，或转化为工商者，或从事劳动”，使农民与地主均能安居乐业。过早进行，还会在工商业者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和陕南经济的恢复。最后，陕南阶级矛盾没有其它地方突出。

陕南的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对农村最基本的资源――土地的适度调整，改变了社会关系和各阶层的经济实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扩大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社会资源的重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陕南基层权力的重构

民国以前，中央权力只达于县一级，县以下是由官、绅、家长于一体的士绅所控制。随着现代国家的逐步建立，中央权力有必要向下延伸，以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罗兹曼认为“集中地方资源用于发展现代化的问题，本来已经够严重了，现在中国社会在家族和血亲关系的层面上，又变成一盘散沙，所以问题就更加难办”。因此建立一个现代有效的政权，必须破除地缘、血缘构成的旧乡村权力体系，完成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但不去触动乡村地主士绅的权威，“它所获得的主要以城市组织为基础的部分整合，在利用主动和意识形态方面，……承认现存领袖人物，且不管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或其领导有何成绩”。保甲、里甲制，新县制，均被乡村的地缘、血缘关系所扭曲，也就谈不上什么乡村改造。鉴于此，新生的人民政权要保持稳定，客观上必须进行一定的乡村改造暨完成陕南基层权力的重新建构。

首先是党组织的完善。陕南新政权建立后，党组织也需要完善以加强对陕南各项工作的领导。党在陕南建立过的地下组织，先后均遭到的严重破坏，相当一部分党员脱离了党，其中有一些自首变节，甚至是叛党。在陕南陆续解放后，既要吸收无变节行为的优秀分子重新入党，扩大党的力量，也要惩处一批叛党分子，维护党的团结和威信。有些人是失掉联系的，经考验合格后，重新人了党。此外，随着革命的即将胜利，一些党员干部由于缺乏很好的锻炼，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党对此也进行了教育、纠正。

其次是权力主角的重塑。权力在谁手中，决定着政权的性质和能否正常运转。在新政权建立后，日常工作繁重。一批积极分子因此得以重用，权力主角由传统的地方精英――封建士绅转变为普通群众。由于其自身能力的有限，单一的贫雇农为权力主角并不能使政权很好地运作，而且贫雇农以往大多处于无权的地位，权力主角意识也比较淡漠，不相信自己。党在陕南运用多种

方式，“召开群众大会及知识分子、工商界等座谈会，演剧、出墙报、黑板报、展览等”，提高群众的觉悟。

最后是基层权力体系的重建。陕南地区的基层权力重建从该地解放之前就已进行。鉴于当时混乱的状况，有必要在解放后迅速实现社会的安定，因此接管班子事先都配备好，随军队入城，及时接管政权，并迅速召开以贫雇农为主的区乡农代会，形成一个农民群众积极分子的会议，同时着手建立县区政权，汉中、安康还召开了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由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长期的无权地位，也使他们的组织能力有限，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就十分迫切。党通过抽调得力干部开办各种培训班，用短期的政治思想、政策的初步训练来提高新选干部的业务水平，并且注重实际工作的锻炼。

在乡村权力体系的重构中，由于初始建设不可能很完善，为保证部分工作的开展，作为权宜之计，新政权还留用了一些保甲人员，以协助筹借粮草。短期使用是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的，反映出新政权工作中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余论

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从清末民初到中共取得政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生活在本乡本土，国家和民族观念淡薄。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似乎消极无为的农民动员起来成为政治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所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这涉及如何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支持。为了成功地获得农民的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首先抓住了动员农民的关键――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只有当他们实实在在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后才能参与到政治中来。但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未必就认同党所领导的革命，所以还必须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要顺利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还必须找到一种说服工具，即“阶级话语”。

陕南地区既是革命老区，又是中国西部很典型的山区，党成功地在该区域完成了乡村社会的初步改造和基层权力的重构，推动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社会改造的范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党成功地借助“阶级话语”，使农民在观念中形成了“对改朝换代”的认同，从而为党在陕南的权力重构找到了强大的支点。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单纯的乡村改造，并不能完全使农民迅速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过，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在陕南革命老区所采取的社会改造措施，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基础上，革命老区为解放大西南和大西北做出了贡献，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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