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川端康成小说美学倾向产生的渊源

摘 要： 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1968年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他的作品表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性格和心理，表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审美意向，并使之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多种艺术技巧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中找到了契合点，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川端康成之美”。他的美学观点有着鲜明的特性，本文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

关键词： “川端康成之美” 孤儿情结 日本传统美 佛教虚无思想 西方现代派文学

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1968年他因其作品“以丰富的感情，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民族的精神实质”而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成为继泰戈尔之后亚洲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作家。他之所以获得该项殊荣，是因为他的作品表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性格和心理，表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审美意向，将“日本新的创造，贡献于世界的文化”。泰戈尔在演讲中曾说：“日本民族创造了一种独具完美形态的文化，发展了一种视觉美，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日本精神》）川端康成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日本式的美学传统，并使之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多种艺术技巧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中找到了契合点，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川端康成之美”。

一、川端康成的悲哀身世

川端康成说过，他自幼犹如野狗，是个感情乞丐。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失去祖母，十岁失去姐姐，十五岁时又失去唯一的亲人祖父，成了“送殡的名人”。这样的生活经历养成了他离群索居、孤僻、内向和病态的性情。这种“孤儿禀性”自然使他更多地去“感悟”人生的苦短和哀愁。《十六岁的日记》是川端少年时代的珍贵记录，它以日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与他相依为命的祖父久病卧床时的病情变化和少年川端当时的朴实心理，寄托了对祖父的怀念和哀思，是铭刻在川端心里的“墓志铭”，也是川端康成源于“哀以思”的“孤儿情结”与文学的初次邂逅。可以说，这种孤儿的痛苦，是川端最初作小说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目的动因之一，是其主观情旨的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与“孤儿情结”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川端小说创作中的还有另外一种“情结”，那就是他在另一部处女作《千代》中所写到的对女性的渴慕，既“恋爱情结”。川端康成幼失怙恃，家中没有女性，所以自幼就产生了一种对女性的神秘感和向往心理。初恋的失意，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强烈的打击，使他“哀伤、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于是将自己的初恋和失恋敷衍成十多篇小说。作者通过《千代》和《伊豆》，不仅仅发现了自己在感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求对象，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女性的接触，他发现和找到了“女性”这样一种能够向其宣泄自己的“痛苦”并能诉诸文学表现的最佳对象。所以这种“恋爱情结”一经形成便几乎贯穿了川端一生的创作，凝聚成他终身不变的创作主题，川端康成曾总结性地说：“作家的气质和禀性决定了作家创作的主题倾向。所以一个天生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即使面对贫困和疾病，也会将他们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考虑。在这样的作家眼里，恋爱和性成为人生的一切……他们看人生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就成为小说创作的主题。”（《小说研究》）这段话道出了川端独特的文学观的由来，为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作了最好的诠释。

川端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悲哀和死亡的时代，他虽未亲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却接受了由大战引起的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精神危机的文学。他走向社会，登上文坛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动荡激变之中。时代给予他的沉重压抑感，使他感悟到一种“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形成他悲观、虚无的思想。于是他只能把自己对美的向往寄托于自然景物的美，寄托于一种非现实的虚幻的甚至是颓唐的美，以此慰藉重创的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川端独特的美学观和美学风格。

二、《源氏物语》对川端的影响

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感想说，他的成功得益于日本的传统。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说：“《源氏物语》是深深地渗透我的心底里的。在《源氏物语》之后延续几百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或悉心模仿这部名著的。和歌自不消说，甚至从工艺美术到造园艺术，无不都是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不断从它那里吸取美的精神食粮。”可见《源氏物语》在川端心目中的地位。

《源氏物语》是日本最早出现的一部描写平安朝时代宫廷生活的言情小说，有54卷，大约成书于十一世纪初，作者紫式部是当时一位宫廷女官。《源氏物语》主要写皇室纨绔光源氏与众多女性间充满情孽的露水姻缘，关于小说的主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人否认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源》主要“是写‘哀’的事让人动心，从‘物’传意，让人知道‘物哀’的事”，并认为“在人的种种情感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川端率先从《源》中归纳出沉积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这一审美范畴。“物哀”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怒哀乐的情感，其中悲哀的成分较多。由于川端的身世和生活经历与《源》有着“同病相怜”的悲哀感，因此他极为认真地研读了《源》，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的艺术构思和描写，更重要的是使他走出了“新感觉派”的文学现代运动，走上了“回归传统”的道路。

在川端的眼里，“日本的传统”就是《源氏物语》。中年后的川端对《源》的偏爱已带有了某种“恋物癖”的成分。他认为“物哀”是日本美的源头，是悲与美的结合体，所以悲与美又是相通的。在川端看来，《源》是哀伤的，日本的流行歌带有感伤的情调，相扑和舞伎是被扭曲了的美……似乎人间无处不悲、无处不美。所以，他爱看失火的场面，爱逛穷街陋巷，爱着烟草女工下班的情景，认为这更富有抒情性。他甚至将美与战乱、失败和亡国联系在一起考虑，而且认为这种美是最具感染力的。这种尚“美”求“美”的痴迷心态导致了川端格外关注自己小说创作中的“物哀”，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写小说）是不能违背这种音调的。”由此可见，《源氏物语》在川端创作生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源氏物语》便没有川端对日本传统美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川端能否荣幸地站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应另当别说。

三、佛教虚无思想的影响

川端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本人也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象中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通的”，“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他向来把“轮回转世”看做“是阐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钥匙，是人类具有的各种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所以，在审美意识上，他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幽玄”理念，使“物哀”加强了冷艳的因素，比起“物”来更重视“心”的表现，追求一种纯粹的精神主义的审美意识。

作为一个东方人，川端感到骄傲，东方的宗教思想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他曾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是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文学自叙传》）川端从东方传统宗教中找到了“解脱”的境地，人生无常，万事皆空，虚无即是解脱，而人在世界上“无意义的生存之所以无休止地绵延、重复”，在他看来都可以从轮回转告中得到最好的解释，佛教经典所描述的虚无观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于是，他以抽象的审美情趣崇尚着“无”，在穷极的“无”中凝视无常世界的真实相，把这种“最美的爱的抒情诗”贯穿于作品之中，用艺术去体现日本的乃至东方的“无”。

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

川端康成长期受到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各种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与新进作家石滨金作、片冈铁兵、今东光、横光利一等筹备创刊同人杂志社，创办了《文学时代》。同时他们以《文艺时代》为阵地发起新感觉派运动。是年，发表了《篝火》（3月）、《非常》（12月），以及第一部掌篇小说集。他热情地宣扬当时正在兴起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现代派文学。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他又参加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人刊物《文学》，并积极对乔伊斯的作品进行揣摩和模仿。这些影响都在他的作品内容中有着或多或少的反应。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于川端康成美学观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而论，可是不管怎样，接受其中没落情绪和颓废因素的影响，使得他崇尚悲哀美和颓废美，这是被许多人所认可的。

回顾川端康成创作的过程，他是从追求西方新潮开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受过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也曾试图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从十五年前起就不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文学自传》）可以说，他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文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