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当代民法文化建构

摘 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价值目标影响着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构当代民法文化具有必然性但也存在现实障碍。要建构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必须采取两项对策：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自由主义精神，建立并完善市民社会；以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净化传统文化与道德，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道德和民法文化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民法文化。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市民社会;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F 5文献标识码：A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目标

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古老概念。从古至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以自身独具特色的文明为出发点，诠释着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抒发着对和谐社会的美好憧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一个专属于当代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它既汲纳了几千年来人类对和谐社会蓝图的理想，同时又有机地结合了我国当代的现实国情，也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含着两层含义：其一，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着“和谐社会”的性质，和谐社会由理想变为现实，取决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自觉进行的伟大实践，其成果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其二，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安定有序的状态。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从经济层面看，是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相对安康的社会；从社会层面看，是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比较合理，能够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和正义，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具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从政治层面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较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完善的社会，是政通人和、稳定有序并且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从法制层面看，是法制健全、社会秩序良好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是政府依法治国、组织和个人依法行事、社会关系依法调节、人们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文化层面看，是社会团结、文化繁荣、诚信友爱、道德风气良好、人们心情舒畅、社会各方面能够形成基本价值认同的社会；从其他协调发展层面看，也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的社会。”［1］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为我们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目标：“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同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人为本和民主法治等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民主法治原则，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出发，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目标，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民法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民法是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连接最为紧密的法律部门。民法的理念、原则和规范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生活的基本规则和社会成员对权利的向往和追求，因此，民法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神，其本身就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价值。民法制度的健全与发达与否，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我国现阶段，民法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民事活动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一段距离。我们通过借鉴和移植发达国家悠久而完备的民法制度，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法制度，但这些制度并非如想象中那样能充分地发挥效用，有时反而在实践中更多地被空壳化和边缘化，了无生气。实践说明，“中国法制不能仅仅按照理论上论证的那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或者外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建立。”［2］我们的民法制度虽然初步建立，但却缺乏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民法文化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不仅具有文化的表征和意蕴，而且其建立和生存也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律作为一种人类秩序，更需要文化的支持。文化语境决定着人们是否认同法律，决定着法律是否能发挥其预期作用，因而决定着法律的生命。”［3］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法制度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民法文化和本民族认同的民法价值理念上，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制度，才称得上一个成功的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文化，我们应当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法文化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民法文化的内涵及特质

民法文化既具有一切文化现象的共性，又具有其作为法律文化之一种的个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法文化是人类的一套概念系统或认知系统，但同时，民法文化又极具个性。民法文化是私法文化，以历史的眼光观之，其孕育、产生于古罗马社会简单商品经济和自然法思想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成形于近代西欧，从人本主义和启蒙思想等西方近代思潮中汲取营养；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茁壮成长，并在当代广播全球，蔚为壮观。目前，学界对民法文化概念的解读以江平、苏号朋的界定较具代表性：“民法文化是指以市民社会和政治民主为存续前提，以自然法思想为哲学基础，以民法特有的权力神圣、身份平等、私法自治之理念为内涵，运作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社会普遍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 ［4］可见，民法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笔者拟从民法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进行一简要探讨。

首先，民法文化形成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商品经济。民法文化孕育产生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法制度中，古罗马社会为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和机会。罗马人因地制宜，凭着智慧、勇敢和强悍建立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商品大社会。在此基础上，罗马人创造了系统、完善的罗马法。恩格斯曾指出，“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5］“民法”一词则渊源于罗马法之市民法［6］，是市民社会里规定私人（市民）相互之间关系的普通法，也就是规定私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普通法［7］。正是基于庞大的平等交换的需求，才产生了人们都自愿一体遵守的调整“私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普通法”，并通过这一“普通法”来保证商品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因此，没有简单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罗马法，也就不可能孕育产生早期的民法文化。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使民法文化的生长陷入停滞阶段。这一现象也从反面证明，以西欧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无法为民法文化提供物质养分。随着近代西欧城市的兴起，工商业和商品交换又逐渐复苏和发展起来，市民阶级由此产生。新兴的市民阶级和其赖以生存的工商业需要确立一套全新的规则来确认和保护交易主体的身份平等和商品交换的公平，以此来阻却和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的垄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交锋逐渐演变为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最终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通过制定法律规则建立商品大市场、保护和促进自由贸易、发展商品经济为结局。透过西欧近代波澜壮阔、急剧变化的历史可知，民法文化始终是商品经济的文化旗帜，它不仅忠实地代表和阐扬着商品经济的法律诉求，也是近代西欧先进文化的代表；同时，商品经济又滋养着民法文化，令其内涵不断博大和丰富，民法文化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民法文化形成与传播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文化是市民社会的主流文化。“市民社会”一词与民法文化皆源自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人已经对“市民社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诠释。而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则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在吸收近代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马克思将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与完善。他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非国家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秩序、结构和过程［8］。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考察人类历史，那种“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实际上在古罗马社会已经初步显现。随着适应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古罗马社会出现了“市民”这一特殊阶层。市民阶层依靠商品交换而生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因此，市民阶层就是生活在这一非国家的特殊领域――市民社会中的。古罗马社会虽然经历了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发展演变，但市民阶层始终能够捍卫自己相对独立的“私人自治领域”，这在欧洲中世纪是无法想象的。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封建专制社会中，市民社会完全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个人淹没于等级身份秩序之中，人性淹没于神性之中。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从而完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8］73。同时，政治国家成了捍卫市民社会独立性、保障个人平等而广泛地参与其创制并共享的公共产品，充当着保障市民社会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秩序的“守夜人”，“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5］(2)321。由是观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制衡。

第三，民法文化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思想。民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然法思想在大陆（指欧洲大陆――笔者注）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促成从18世纪以降的总括性体系的法典编纂（Naturrechtliche Kodifikationen）的原动力。”［9］实际上，从古代罗马法直至近代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法典，无一不是以自然法思想为其精神支柱。自然法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其核心是强调神法和理性法的无尚权威，以及他对人类制定法的支配力，强调法律所应当体现的公平和正义，强调法律对当事人的自然权利的保护。”［10］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理性是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古罗马法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朴素的自然法观念，并将其融入和体现在其法律制度中，成为罗马法的思想基础。西塞罗认为，“自然是正义的基础”，“除了自然的规则，没有其他规则能使我们区分善或恶的法律，”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理性是人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标志［11］。

进入近代，欧洲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下。古典自然法学家发展和充实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他们以个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和核心，阐述了全新的、系统的人本主义法哲学观念，成为整个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自然法思想“在其所经历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其侧重点从那种以人的社会性为客观基础的理性法转向强调这样一种论说，而其间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人的‘自然权利’、个人志向和幸福”。自然法思想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的束缚，追求个人权利自由，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古典自然法学还掀起了一场席卷欧洲的强有力的立法运动，以此为哲学基础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法典》、《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通过赋予其效力范围内所有的人以一定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实现并实施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某些基本要求［12］。

进入现代，自然法思想的精髓依然以民法典为主要载体，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阐释和传播着新时代的平等、自由、权利与和谐。

三、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必然性

通过对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的分析可知，民法文化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以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存在为前提的法文化现象，这种特质的法文化现象显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难以觅其踪迹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但无法形成民法制度，更无法产生相应的民法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才渐渐意识到民法制度之于国家和民生的重要性，但民法文化的建构却被遗憾地忽略了。当人们茫然于制度本身的完善并未带来制度的严格执行与恪守时，民法文化建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便凸现出来。于是乎，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法制的存续只靠制度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的支撑”［3］1。民法的繁荣须以民法文化的繁荣为前提，须以社会大众形成基本的、一致的民法心理认知与行为模式为先导。

那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下，我们能否建构自己的民法文化呢？诚然，民法文化生成的土壤在西方，但民法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却早已超越西方的地理范围。在当代社会，民法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诉求，其进步性和发展方向是人类获得政治解放和平等、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民法文化作为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文化体系，正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被赋予新的内涵。因此，可以说，民法文化在历史的意义上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是全球的。当前，中国作为一个以加速度快步融入世界潮流的大社会，作为一个正在以大陆法系为模式建构和完善自己民法制度的大社会，当然也必然能够拥有自己的民法文化。这种必然性至少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民法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商品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配置社会资源；以法律确认和维护市场主体身份平等和公平竞争；以法律制度明确产权界限；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决权，使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信条成为市场经济和市场交易的重要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经济成分的复杂化和所有制关系的全面改革，直接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会主体和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

其二，政治的民主化正在逐步推进。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需要，我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这主要体现在适度分权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实现了党政分离和政企分开，政府权力正在逐渐下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过分集中和垄断，促成了“合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大量涌现，使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形成了各自相对确定和明晰的存在领域。

其三，个人的权利、平等等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强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利益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这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催生了个人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个体主体意识。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平均保守、依赖无为等传统观念逐渐被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开拓创新等新型价值观念所取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所应当具有的价值观和主体意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强化。

四、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现实障碍及对策

民法文化在我国当代社会的建构有其必然性，但其面临的障碍却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些障碍主要来自旧体制的影响和传统文化与道德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初创阶段，商品经济社会尚未形成，计划体制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仍在无形中对市场经济建设产生负作用，妨碍民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完全吞并了市民社会，一切皆以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只见国家，不见个人和群体；多见权力，罕见权利，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滞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992年10月，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思维远未消除，国家主义仍在民事领域发生着实际影响。“国家主义在民事领域内的存在致使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期严重错位，国家主义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忽略社会自身的调节功能，意图用国家暴力支持的国家权力来解决一切社会冲突与利益矛盾。国家主义的流弊还在于对民事主体权利的漠视，过分重视对政府主管机关的权力赋予，而较少关注对个人权利的确认和救济，权力和权利关系配置失衡。国家主义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给予差别待遇甚或歧视待遇，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及社会中间层的培育产生了不利影响，进而导致行业自律、互律的困难，致使市场自治不能。”［3］5总之，国家主义的权力本位倾向常常使国家恣意地进入市场主体的自由领域和侵犯市民社会的自治空间，国家和社会、干预与自由、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合理界限常被打破［13］。民法文化赖以形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在国家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其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

面对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阶段的现实国情和国家主义对民事生活的过多干预和影响的现状，笔者以为，要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就应大力提倡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来消解国家权力对民事生活和个体权利的直接干预，以自由主义来捍卫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以自由主义来保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稳定的界限与距离。自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灵魂，是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一。倡导自由主义就是倡导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基本尊重，倡导政府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逻辑，尊重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利。这就是说，在我国，只有拥有了一个相对完善、发达的市民社会，才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法文化。而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如果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自保持独立，两者达到一种平衡，人民就享有自由。如果政治国家完全吞并了市民社会，那就是专制主义。如果市民社会完全吞并了政治国家，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不令人愿望的，只有自由主义才是中国的选择。”［14］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够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和谐相处，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和谐相处。

对于政府而言，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在很多场合只充当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的自治活动，只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干预，而非大包大揽。因此，贯彻自由主义原则，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为市场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是建构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也制约着我国当代民法文化的形成与建构。植根于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儒家礼法文化与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心理的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儒家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治思想形成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身份等级观念，造就了一个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元素、忽略个人存在的义务本位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匮乏，个人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难以形成追求正义和公平的行为模式。这与民法文化所倡导的重视个人自然权利、提倡平等的自然法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当代社会中，这些余毒仍在潜意识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继续充当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潜规则”、熟人社会、关系社会、拜权主义等现象，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观念所赐；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培植亲信、论资排辈、群带关系、情面关系等现象和风气，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的衍生物；法律实施状况的差强人意，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现象的比比皆是，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观念发生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远离这些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呢？传统文化和道德由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道德规范体系和强大的思维惯性，国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它。笔者以为，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应因势利导，以民法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净化传统文化和道德，去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民法文化基本理念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当代民法文化，使传统文化与民法文化和谐相处，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应当担负历史的重任。相对于经漫长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和道德观念而言，法律是一个形成时间相对较短、独立于道德体系的规范体系，同时，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的传播介质和载体，通过法律创造这一途径确认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运用法律的强大功能促成文化和道德的更新，不失为抑制和消除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民法文化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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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Law Culture in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WU Zhifa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Chengdu 610074, China)Abstrac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and legal target of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By anatomiz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law, it aims to analyze the inevitability and present obstacles of civil law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The thesis proposes two suggestions for civil law culture: first,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 should advocate liberalism, construct and perfect a civil society. Secondly, we should also purif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rality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civil law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ivil law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 words: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civil law culture; civil society; 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