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冯增烈先生提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命题。有的与会者提出，伊斯兰教是统一的，只有伊斯兰教在中国，没有中国伊斯兰教、中国的伊斯兰教，反对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说。翌年，冯增烈先生发表文章，论述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以后，我写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与民族化》。近年来，有人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民族化、本土化是开历史发展的倒车，是倒退不是发展”。那么，伊斯兰教中国化是符合宗教传播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开历史发展的倒车”。这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伊斯兰教；中国化；探讨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3—0013—04

伊斯兰教中国化——信仰主体的變化

唐时，已有陆续来华的外籍穆斯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门户开放的情景。外籍穆斯林参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乐于“住唐”，进而落籍中华，婚配成家、生儿育女。伊斯兰教由外籍穆斯林信仰的宗教，演變为落籍华夏大地的信众的宗教。信仰主体已由外裔外籍人转變为外裔华籍人，只是其人数、其信仰在中国仍处于先天的弱势。

在宋代，有更多的蕃商陆续来华。他们同在华落籍的穆斯林的后代或与当地民众通婚，出现了“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土生蕃客。陆续来华的穆斯林，也由以外裔外籍人为主转而为以落籍穆斯林和土生蕃客为主的转變。

到了元时，大批有着“色目人”（含士兵、商人、工匠等）之称的“西域亲军”，随蒙古大军涌人中原地区，其中不少人是穆斯林。他们像唐宋时期来华的外籍人一样，不愿返回原籍。他们在与当地居民的婚配和融合后，逐渐地“华化”。“以前在中国之回教人均自居于外国人之地位。今则大批外来之回教人均逐渐自认为中国人”。最终形成回族的先民。

明时，关于蒙古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的政策，有利于穆斯林人口的繁衍。在回回民族形成的同时，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大致在此先后也陆续地完成信仰主体的转化。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伊斯兰教获得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6世纪初，明武宗关于的评论，无疑是对伊斯兰教的认可，鼓励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加之“回教不攻击儒教”，“回教徒对于孔子独致尊崇，故能与中国一般儒生不生恶感”。

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伊斯兰教中国化，本质上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这完全赖于信仰主体的转化。

伊斯兰教中国化——基本表现

伊斯兰教中国化，通常是在两个不同方面予以体现。“其一，外在形式方面，它接受或吸取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之匹配；其二，思想内容方面，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和谐”。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的外在象征物。在中原地区，大致在元明以来建造的清真寺，已不再沿袭类似泉州清净寺（如大门的“尖拱券状”）那样外来的（阿拉伯的）建筑式样，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建筑。它与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道观的区别在于，“建筑的风格、布局装饰等，仍体现或保留着伊斯兰的原则（如礼拜大殿朝向麦加，在中国则坐东朝西、壁龛置于西部、‘敏拜尔’在大殿的右前方、四壁饰以阿拉伯文经文、寺院内建有宣礼楼和望月楼等）”。

清真寺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人们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寺院屋顶上、瓦当上以及屋脊、照壁、砖雕或壁画上，饰以兽头、兽吻或兽形，有的清真寺的瓦当、屋饰和门窗则有“福”“禄”“寿”的字样或图案，甚至有类似阴阳八卦的图案……至于在寺院内绘制的种种花草、兽形（如龙、鹿、麒麟、鹤、蝙蝠等），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再现。

就思想内容而言，伊斯兰教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仍以中原地区的清真寺为例，它“采用蝙蝠、鹿、鹤，以及松柏、桃、竹、荷等动、植物的呈祥图案来装饰建筑，是以具体形象表征抽象意念或情感的做法，此乃中国人的古老习俗。蝙蝠的‘蝠’，因音同于‘福’，有人则认为音亦同于‘富’，故其有‘福’、‘富’之喻；鹿与禄同音，往往以鹿寓‘禄’；鹤与松柏寓长寿，如此等等。清真寺建筑绘以蝙蝠衔桃，因桃寓寿，而含有福寿之喻”，蝙蝠衔桃“有‘福寿双全’之喻。”

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完全是接受了以具体形象所蕴含的抽象观念得以实现的。如果说，伊斯兰教以具体的图案形象隐寓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适应了广大信众的心理的和精神的需要的话，那么，那种以儒释道的特别是以儒家的、宋明理学的术语、概念表达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则适应了穆斯林知识阶层的需要。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更不必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儒生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附儒以行”。

伊斯兰教中国化——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教由外来宗教转化为中国宗教，完全赖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教内开明、有识之士，与他们中的先驱者的活动特别是著述活动分不开的。

在伊斯兰教流传过程中，汉学派是中原地区伊斯兰教特有的社会现象。一部分经师、阿洪或学者，已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或是宣教时，为了阐释问题，偶尔会借用一些儒释道的语词、概念。

然而，汉学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它相伴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根据现有资料，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汉学派兴起前的准备阶段。这大致在明中叶前后的时期，主要在一些著述和清真寺碑铭中得到了反映。例如王岱舆《正教真诠》所载的“群书集考”、刘智《天方至圣实录》所载的“赞颂碑记序说”等相关资料。

又如，有的碑文对儒佛和伊斯兰教作比较。只是这类早年的汉文著述和碑铭，可能大多是非穆斯林的作品，但为汉学派兴起作了必要准备。可以视为汉学派孕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次，明中叶以来经师、阿洪的活动以及清真寺碑铭的影响。陈思已借鉴儒家现成的词语概念撰写他的《来复铭》。胡登洲在创办经堂教育过程中，已有将经典“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世法”，“按东土之音配合其节”的想法，至于他是否翻译了经文典籍为汉文，或以汉文从事著述，目前均无史料予以说明。他们的活动与汉学派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这时，已有更多的碑铭反映出“附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