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发展实际上就是民本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不仅要关注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更要关注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发展，只有这样，普通大众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文明的推进者。而要做到这一点，以人为本，或者说努力做到人本发展，应该而且必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发展，一个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些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教育的发达、科技的发展和科学文化思想的活跃方面都可以得到印证。相反，中东、南美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尽管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国家经济文化则非常落后。由此可见，对人的关注非常重要，李宝元教授等人的《人力资源强国之路――中国人本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对中国走人本发展道路的一个系统思考。

关注人就是关注人的自由和发展

古典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土地资本化的年代，房地产的火爆使人们对土地的财富效应印象深刻，而对劳动的“父亲”角色则比较淡忘了。从社会定位的角度看，就是劳动者地位的边缘化。从职业选择看，就是社会精英首选政府公务员和金融、管理、法律等行业，而不愿到企业做实际的技术和生产工作。从社会心理定势看，就是官本压倒资本，资本压倒人本，精英压倒平民。从社会控制系统看，就是官方强势，资本积极奉迎，劳动者处于被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又一次处于历史的拐点上，需要重回社会的本源去寻找发展的动力，而人类社会的本源最根本的，则是人的自由与发展。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早在19世纪上半叶，青年马克思就开始关注劳动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学说创立过程中对工人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及对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刻阐述，实际上就包含了丰富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他们的学说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成为劳动者（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物质条件。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当代学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回应，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他的著名思想即发展就是扩展自由。显然，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更要关注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普通大众才不会仅仅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消耗者，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文明的推进者。而要做到这一点，以人为本，或者说努力做到人本发展，应该而且必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对人的内在关切的忽视就会表现为有增长而少发展

之所以强调人本发展，是因为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的情况。199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讨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时，列出了5类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一是jobless（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即无工作的增长；二是voiceless（无声的增长），即社会大众没有发言权，经济增长没有促进民主与自由的同步发展；三是ruthless（无情的增长），即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四是rootless（无根的增长），是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增长，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消失；五是futureless（无望的增长），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增长。后来，又有学者加了两条，一是independenceless（低头的增长即依附型增长），将导致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现象；二是controllout或者controlless（失控的增长现象），例如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这被称为不受约束的增长、漫无目标的增长、无政府状态的增长。

如果出现了以上七类情况，增长就没有真正推动人类发展。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为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包括土地财政引导的房地产增长和工业园区的粗放式扩张，矿难频发和食品安全事故时有所见，国内消费不振和对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表现为自主创新严重不足和核心关键技术的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和创利能力严重不足；表现为中国资源利用率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国民的职业安全和健康保障越来越脆弱；还表现为劳动者收入在GDP中占比不断下降，政府和资本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断增长，民众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民间的创新力和发展力越来越弱。

由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赶超型计划经济，资本长期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为了引进外资和扶植内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实行了超强度的资本激励政策。应当承认，这些政策确实是富有成效的，使得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保持了平均10%左右的年度增长速度，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仅次于美国。但付出的成本则是环境的破坏、资源的加速枯竭、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

从世界视角看中国崛起与人本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很多原来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加速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业社会的劳动者需求主要是顺天应时，以较低的自然产出自求平衡，工业社会则因为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而形成工业化的人才培养和知识输入式的教育方式；后工业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有了电子技术和互联网这样的全新技术范式，过往的知识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保存和查询。这时，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和潜力的发掘，顺应人的心智模式提升人的创造能力，就成了各国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1990年“华盛顿共识”主要强调市场的激励，私有产权的保护和经济绩效。1998年智利“圣地亚哥共识”则转向减少改革成本，重视教育和卫生，注重国家的作用，健全法制，完善民主，保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益。2004年的“北京共识”则强调发展的创新求变、循序渐进和国家的自主自决。近几年来，中共中央提出寻求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体现了中国官方对发展模式的反思。

李宝元教授等人基于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的国情，全面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和优化配置的几个重要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应该立足于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以教育和医疗等人本民生领域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逐渐夯实人力资源经济支撑能力，全面提升人力资源教育开放能力，大力推进人力资源市场配置能力，努力强化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能力，形成全方位、高凝聚、可持续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制度体系及运作机制，通过长期积累和分步跨越，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稳步走进世界人力资源强国队列。

人本发展实际上就是民本发展

人类的发展，首先是人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传承中的开放和包容，成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由于早期人类生产能力的低下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人类在从动物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天然地继承了动物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胜者为王。这虽然具有进化优化的意义，但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建设过程中，潜在竞争者将被压制甚至被消灭，最后一般都形成一统天下的以纵向系统为主干的威权统治文化体系。这种体系内充满了权威与服从，但缺少创新与竞争，个体灵性衰弱，个性化的思想和能力都难以形成。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帝国，在秦代以来的近两千年的时间中，逐步形成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并以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作为其等级伦常的标志。元代和清代两次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冲击，体现的是原始文明对农业文化的挑战，虽然对威权统治形成较长时期的替代，但主要只能起文化融合和帝国扩大之效，无法形成生产力进步意义上的社会环境。疆域内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农民对皇权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则不断被军事精英们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近代中国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是对中国当代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简单地讲，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运动中产生了中国现代的文化大师和政治精英，而且还形成了对现代中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两大政党，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精英政治虽然很快完成了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因其忽视民众关切的内在缺陷，最终被中国人民赶下台。

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继承和加速工业化的强烈追求，特别是与苏联决裂后的困难局面使得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使得人越来越工具化和一致化，这种时候重集体轻个人，重服从反竞争。对大多数人来讲，个性、思索和创造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很危险的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伤痕文学开始对动乱甚至以前年代的反思的，这种短暂的文学启蒙与当时的大和农村承包制相伴随，启动了当代世界上历时最长的经济增长运动。思想解放的直接成效就是民间创新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远远超过预期的成功。由于这次运动最近20年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境外精英利用知识占先和人际运作又最大化了自己的市场与货币收益，从而使得开启民本发展、抑制精英对社会和市场的垄断，又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李宝元教授等人对人本发展特别是民本发展的强烈呼吁，对于人们了解中国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探索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路径，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