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改革以更大包容

两年前，当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时候，人们都在观察和猜测，成都将以怎样的姿态来完成国家的这一重要嘱托。

的确，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特区和新区有很大不同，其难度也显而易见。位处西部、辖区10区4市6县、人口达1100万的成都，能否负载起如此重大的使命，绝对是一大挑战。

两年过去了，成都市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示人：在这里，城乡经济加快发展；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成都市正在逐步破除二元结构，农民开始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在改变成都的诸多要素中，他们所推行的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居功至伟。正如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所说，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推进一些基础性制度变革，尤其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使城乡土地资源、资产、资本有序流动，使农民获得土地收益权和财产权。大家的共识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

成都市土地管理方面的诸多创新，是凭着开拓精神闯出来的。然而，其中的多项改革一直在“只做不说”中悄然前行，直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成都在农村产权改革上的动作，才更多地为外界熟知。

不独成都，同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以及国家批准的其他改革试验区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滨海新区等，面对社会各界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询问，也多语焉不详，十分低调。

他们之所以低调，原因很清楚，土地管理制度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重要，于是敏感。土地管理制度上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开始试行的改革举动，往往被放到放大镜下拷问，引来种种指责和议论，乃至误解。近期深圳市对违法建筑的处理意见，就被媒体误解为“小产权房合法化”开了绿灯。

改革者们小心翼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后，似乎社会对“改革”的包容度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以前曾有过的那种万众一心、迫切改革的热忱少了，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的心态则多了，重了。一些人麻木，甚至已经开始固守自身的利益，对许多改革举措采取抵制的态度；一些在长期稳定和安逸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群体，逐步丧失了曾有的锐气，开始变得害怕改革。

中央将当前定义为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判断，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一样适用。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形势下，当前国土资源部门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双重压力更加凸显。努力推进改革，是迎接挑战、化解压力的根本出路。而要真正推进改革，我们整个社会，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包括舆论，都应对土地管理制度的各种突破，多些理解，多些支持，多些包容。

所谓改革，就是对当前的一些政策、制度、法规乃至法律的突破。如果都是在既有的轨道下运作，那就不叫改革，而是执行。既然所有人都认为土地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必须进行，那么就应该包容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应该支持各种特区、试验区的“试错权”。在并不十分清楚前进方向的时候，大胆“试错”，也是找到正确方向的办法之一。换句话说，如果不知道某种做法是错的，那怎么断定另外的做法是对的呢?

给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更大包容不会导致无秩序的局面。我们当前的改革都是经过批准，采取试点的方式进行，哪怕是错了，结果也完全可控。当年，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就是以这种大气魄，以建立各种经济特区为试验，有力推进了中国的改革。30年过去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应对各种情况有了更强的底气，完全可以以更宽阔的胸怀来拥抱各种改革试验。

成都正在走向成功，我们相信，给各类试验区的各种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一定能收获更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