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纪念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研讨会

时间:2022-07-24 05:12:40

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纪念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研讨会

2009年4月14日,纪念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研讨会暨朱启钤先生的纪念图册《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纪念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八十周年画集》首发式在南新仓隆重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营造学社社员,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朱启钤先生的秘书刘宗汉,东南大学教授刘叙杰及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以及东城区文委、东四街道主要领导近百人出席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与文博专家聚集一堂,共同缅怀先辈,宣传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的伟大历史贡献。

在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和研讨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使学术界与公众从不同层面广泛深入地了解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意义。

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今天,我们在有600年历史能够见证京沪史,漕运史、仓储史的北京南新仓举办“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纪念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展览和学术论坛”,活动虽然是由《建筑创作》杂志社和东四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操持和承办的,但它代表了今天参会的近30个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教学单位的心声。朱启钤是一位伟大的建筑思想家,他的杰出贡献不仅在建设上,更孕育了中国建筑的高等教育,在他积极创建中国营造学社的感召下,成就了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建筑的学术中坚。2009年6月将迎来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2009年10月,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无论我们现在怎样去开拓。去创新、去发展,建筑界、文博界及社会各界都不应该忘记一步步为中国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或许这才是今天举行这个展览和召开论坛的意义。

程永涛(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南新仓中举办“中国营造学社创立80周年暨朱启钤先生诞辰137周年纪念”活动,更对各位古建专家,学者光临本次活动感到荣幸。今天的展览,是为居住东城多年的爱国人士、蜚声国内外的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而举办。作为东城人,我们感到十分的骄傲,因为朱先生的工作生活与东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他时任内务部总长时主持改造的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还是他从上海迁居到北京后的居住地,都与东城结下了浓郁的情结。朱先生曾先后居住在赵堂子胡同和东四八条。位于赵堂子胡同三号的学社旧址建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之用,后半部为眷属居住。目前该院落结构基本完整,于1984年被东城区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先生不仅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近代北京城的改造。城市规划和古代文物保护方面成绩卓著,还自费成立了研究祖国营造学的最早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了许多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培养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大批古建筑专家,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从今天看,对中国建筑史及建筑美学的研究,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总理多次到东四八条111号的居所拜访看望朱启钤先生,并在其90寿辰时,亲自送了花篮拜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子涛先生初来北京时,也住在朱老先生家。东城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文物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比如雍和宫、国子监、钟鼓楼等。珍惜历史丰厚的馈赠,东城区政府提出“文化强区”的战略目标,倾力打造首都文化中心区。今后,我们将如既往,不遗余力地保护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整合运用好历史文化资源。我们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专家继续关注东城,关心东城,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张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因为又一次能够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与辉煌,又一次接受祖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与教诲。在此,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建筑创作》杂志社,对各位领导及专家的支持表示感谢。

朱启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他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传统建筑学术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弘扬与继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使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得以传播。今天举行的这个展览。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营造学社成长、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通过举办这个展览,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继承先辈留下的宝贵遗产的紧迫性,更要学习他们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同时,带动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秉承“建筑服务社会”的理念为社会各界做好建筑设计的同时,充分发挥专长致力于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院的总设计师张曾在朱启钤先生的支持下带领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完成了对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群的测绘活动。时至今日,我们利用《建筑创作》杂志这个平台,为中国文化遗产日组织了多次大型学术活动,出版《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等学术专著,无论是举办展览,出版图书,还是组织学术活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及影响。我们认为,中国建筑师唯有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当今社会最新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在发展中找到立足之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为繁荣文化北京,为人民生活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

罗哲文(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著名古建专家):本次展览意义非凡我作为亲历者对朱启钤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朱启钤先生开创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事业的功垂青史。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生日。我们纪念朱启钤先生,纪念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前辈,关键是学习他们的精神。今天到这个会场,我确实很感动与很多地方动辄花几十万、几百万举办一个展览,动辄一个学术研讨会几十人、几百人相比,这个学术研讨会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它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意活动。

第一,在我们古代的仓廒里面,在我们专家保护下来的文物建筑里面举办这个展览,有很深远的意义。

第二,令人感动的是,我们是在我们北京老土著生活的精神家园――东城区举办这个展览,它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第三,今天参加这个开幕式的有我们的老前辈,有来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们,有社区的乡亲们,还有一直关注和呼吁文物保护的媒体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强大的合力。

纪念朱启钤先生建立中国营造学社,要学习他的精神。朱启钤先生这一代,是在艰苦卓绝的大动荡时代从事保护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任。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社会正处于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居民热衷于购买房屋和汽车,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面临这样一个阶段,都是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最关键最紧迫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往往缺少一种文化自觉,缺少紧迫感。

一般来说我们应“居安思危”,那么文化遗产保护绝没有这个“安”。我们是居危,要思危才行。这样的觉悟有一个基点:谁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人?谁最有权利对文化遗产保护有责任和处置权,保护文化遗产依靠谁?

过去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确实注意宫殿建筑群、寺庙,城墙,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等,但今天文物保护的领域逐渐拓展开来,包括保护历史街区、传统村镇、乡土建筑、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积极地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之中。一是要更加关注世代传承性;二是要更加关注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就是无论是保护,还是利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把珍贵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和它的载体文物古迹一起传承给后代后代同样有权利享受前人的智慧。公众参与性就是强调文化遗产保护是每个公众的责任,他们有义务有权利,有知情权,有参与权。这也是我们纪念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生日。献给前辈们的最好理念和最好礼物。我想结合实际工作,谈三点想法。

第一,现在古建筑文物修缮在全国各地工作量是很大的,国家文物局在这方面的经费补助,虽然只是补质的,但每年的增加很快,工作量很大。我从一些反映的问题来看,特别要提倡先辈们身体力行的科学精神。很多地方都是将修缮看成一个工程项目而不是文化项目,是完成任务,把经费使用作为第一目标。而在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把文化信息最大限度传给后人这方面努力不够。

很多工程设计,勘察设计,一直到施工到监理,这个过程还要更提倡科学精神。对于开工之前病害的诊治,施工的工艺、材料,技能方面的经验没有很好地总结,往往是拆了以后再说。甚至对一些很重要的建筑,也没有实现现场保护,有的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有的在施工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措施,采取了什么手段,替换了什么材料,采取了什么样的新的技术,记录不够。

很少见到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工作的时候,从开始到完成一直有详细的记录。我们其实都呼吁了好几年了,文物古建筑修缮记录还没有形成制度。这两年发了文件,要求必须要有修缮报告这才是对古建筑应有的科学态度。在座的老师们对这方面也有很多的贡献,希望集体呼吁一下,增加古建筑修缮的科学性,提倡科学精神。

第二点就是今天文物建筑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第三次文物普查,大量的民间文物建筑进入了保护之列。我觉得这也是朱启钤先生,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一直倡导的精神,他们在过去的调查,特别是后来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在西南、在中原地区也都是调查的民族、民间建筑。这些建筑怎么修缮,我想应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当地民众的传统技能结合起来。

比如这次四川地震后有两个工程率先开工了,一个是都江堰的二王庙,一个是羌寨。我们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二王庙是一个寺庙古代建筑群,我们就严格地选全国最好的一级的施工单位,一级的建筑单位。而羌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两千年历史的,由当地居民建造的,在没有图纸没有测绘仪器的情况下,用当地所取得的石片、泥、木材建起羌寨的碉楼,三、四十米高,在地震中500多个老百姓没有伤亡,40多个游客也没有伤亡,碉楼没有严重倒塌,确实是奇迹。这都表现了传统建筑的生命力。但今天当地民众大多数已经不掌握这个技能,掌握这个技能的老工匠怎么和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结合的确是个问题。又如面大面广的水乡 福建的土楼,陕北的窑洞,茶马古道的一些民居等等在它们的修缮中,建筑师和文物保护工作者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东四社区这几年在街道中脱颖而出,社区文化搞得轰轰烈烈,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东四社区三条到八条的胡同,在北京62km2中能保留下来非常难得,和元大都形成了很好的历史渊源。1989年我在当时北京市规划局二次编制历史文化街区时保护了28条,会上当时就砍掉了4条,当时市领导说“我觉得颐和园前面那条路也不错”就把那个也加上了,凑了一个25条。随着街道改造,有的街已经破坏的不成样子了,又替换了几条,所以它2002年才列入历史文化区。

我有一个建议,国外有一个理念叫做“生态博物馆”。它在挪威和法国研究比较早,中国学者引进这个理念之后就在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做实验,十几年在苗族、侗族、布依族做了20多个。但是我看这些博物馆都面临和时代不适应的问题。因为无疑这是一个先进的理念,它是将整个传统建筑社区、传统生活方式整体地保护。我国与挪威和法国经济发展不在同一个时期,他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国情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很快 旧城改造使很多地区的传统生活空间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我建议东四社区是不是能率先成为“城市生态博物馆”,实践这个在美国和法国都有点成熟的理念,就是把社区的传统建筑和社会习俗、整体环境都保护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把社区整体地保护。前几天我陪印度大使考察了北京四合院,我对她说“北京四合院是非常科学的建筑创造,是北京最有生命力的建筑,在北京有七八百年的历史,那时候走大街――博古巷,是公共空间,走进胡同,就是半公共空间,进了院子,就是半私有空间,走进房间,就是私有空间。序列非常清晰,不像我们住的楼房,下了楼是公共空间,上了楼,谁也不认识谁。但是现在的四合院是一个周围拆迁,而把一个院落或者一个局部孤立起来,没有整体的生态保护:一个是壳在,但是都变成酒吧了,传统习俗不在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东四社区能有个整体创造,就是“城市生态博物馆”。

傅熹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我觉得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对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此开辟了科学研究中国建筑的道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还是有个过程。一开始,他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找了一些老工人,但这些人是没有真正接触过历史建筑的。我觉得是朱启钤先生找到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之后,中国营造学社就开始走上正轨,中国古建筑研究也因此真正走上科学的建筑研究道路。朱启钤先生本人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也是为国家争光的行动。当年日本人

到这里拍照是为以后做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环境恐怕是搞不了社会研究,但朱启钤先生说这个工作我们来做。中国营造学社写出来的文章比日本人的水平高得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由朱桂老的营造学社开拓,特别是刘敦桢先生来主持,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还有一个事情我接触过,就是抗战时对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为了防止北京中轴线建筑毁于一旦,就可以照着这个重建。天津基泰事务所张铸组织了当时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老前辈了)非常艰苦地在故宫里爬上爬下。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认为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开创者、开拓者其贡献不可估量。

刘宗汉(朱启钤的秘书):我年轻时有幸给朱启钤先生做过秘书,对他有一定了解。根据我的理解和对朱先生的追随,我认为朱先生在古代建筑研究方面,起码有五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他提出“营造学”思想。认为建筑设计是第一个技术层面。在《营造学社演辞》里,他认为不仅要研究古代建筑技术层面,还要研究与古代建筑有关的其他工艺,比如机工,纺织,刺绣,还有铸造,焊接等其他的工艺和艺术,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研究与古代建筑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比如工料价格的多少等与古代建筑相关的社会历史。第四个层面还要研究更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古代建筑的关系。实际上第四个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他只组织营造学社做了前三个层面。从营造学社一直到现在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当时这个“营造学”的思想不仅仅是研究古代建筑的技术层面这么简单,这和现在建筑学认为“建筑是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建筑是文明的反映”是一致的。但是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营造学”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性的。这个思想是他后来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的主导思想,所以古代建筑思想就是朱先生的“营造学”思想。

第二,他组织了一个班子,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功绩大家都有目共睹,其中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需要一个平台,一个组织。这个平台,就是中国营造学社,这个班子是朱先生拉起来的。开始是朱先生自己借钱来维持中国营造学社的运作,后来是以朱先生的名义,筹集公益捐款。朱先生创办并主持领导了中国营造学社这么一个平台,才使得梁,刘为代表的建筑学家有用武之地。

第三,朱先生胸怀广大,他研究营造学不是固守在中国过去算房的那一套,而是延请了梁思成、刘敦桢这些在中国建筑史上非常优秀的建筑学家在营造学社从事研究。如果没有中国营造学社,梁、刘先生可能不会从事中国古建研究,因为当时从事古建研究的人也是要搞些设计的,这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第四,朱先生对中国古建早期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就是重视那些濒临失传的工匠的算房算本的抢救收购。第二是注重对当时有些老的匠师――北京当时有四个大木坎子,大木坎子的匠师,还有工程官员的访问。第三是他比较注重法式研究,通过法式解读中国建筑史。第四是把调查放在第一位,把调查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营造学社成立两个部门,一个是法式部,一个是文献部。

第五,他以现在建筑的思想――测绘来主导建筑调查。

朱先生的《营造学社缘起》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调查法式为中心、文献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范武,对今天的古建研究。一直起着很大影响。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做理论上的探讨、做一些古建筑复原,但是在朱先生的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想到的。那个时候,朱先生还误以为《营造法式》可以代表唐代建筑,因为那个时候佛光寺大殿还没有发现,几乎看不到唐宋建筑的实例的时候,他提出这个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先生的营造学社在中国古建筑遗产保护中,起了几个抢救作用,如果没有中国营造学牡的努力,一些损失是不可弥补的。第一是抢救了那些算房算本,这些如果没人管,包括样式雷那些图样,最后都可能到了废纸库里了。第二个是他抢救了好多老匠师的工艺,因为在1930年代,清代末年木厂子的工匠还有工部的那些官员,所谓算房老吏,就是口述历史,如果当时不抢救,今天再想找这个东西一定是无法弥补的。第三在营造学社活动的这六七年之间直到抗日战争营造学社就南迁,做了大量的古代建筑科学调查勘测测绘,有的建筑还在,比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还受到保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营造学社汇刊》上测绘的好多古建筑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如果当时不测绘留下资料,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面貌。有的即使存在,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在朱先生领导下营造学社抢救的这批测绘资料,是事后无法补偿的。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营造学社为中国古建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且,现在搞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不是朱先生的徒子就是朱先生的徒孙,如果追根溯源,都是由营造学社开始的。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应该有三个奠基人――朱启钤先生,梁思成先生和刘士能先生。他是三个奠基人之一,而且他是其中的组织者。就以现在电视剧制片来说吧,他是制片,策划、导演,出资方,他对学术也不是全然不懂的,不是要满足一个退休官员的兴趣,他对营造学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其他深层文化的关系和看法都是超前的,他提出的范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刘叙杰(东南大学教授):朱先生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一点大家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当时他的社会情况,他的家庭条件和他的经历是完全不必要创办营造学社的。在当时办一些企业是最时髦的,他这方面的条件都有;但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创立了营造学社,吸纳了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等一大批优秀的成员,这种眼光和魄力都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朱先生还从财力上,寻找赞助,来支持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领导了营造学社,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出去调查的时候,都要交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如果谁到期不交报告,是要受批评的。由于他的功劳,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中国古建研究学科,之前是没有,只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文献,而且也不够深入,但是在朱老先生的带领下,中国营造学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地面上的中国古建文化及思想研究还没有人超过朱先生的。

朱文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此次纪念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简短说几个体会。

一是中国营造学社在个历史转变时期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团队精神。

二是对建筑学科的发展 中国营造学社起到了引领作用。

三是本次活动题目取得很好――“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中国营造学社的精魂到哪去了,刚才罗老已经说

到了清华,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借助《建筑创作》杂志社这个平台,给各位前辈汇报一下:2004年罗老提了一个建议,希望在清华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因为当年梁先生是第一任院长时就有这个愿望。清华大学今年计划联合4家单位,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80周年之际,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现在相关场馆正在清理中,面积不大,希望在清华校庆的时候,能够成立起来,也希望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永存。

张玉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缅怀先人,发扬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以对我们青年学生起到激励的作用,天津大学在古建筑的研究方面特别是致力于测绘方面工作,每年都有上百学生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或世界文化遗产做测绘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图纸资料,同时也做了关于古代建筑的研究,刚刚写了一篇硕士论文,是关于朱启钤先生思想的研究《冉冉流芳,惊绝代》。

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寻找中国建筑学体系的建构是历史赋予中国建筑师的责任,尤其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形势下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果已经显现,没有中国文化滋养的建筑师缺乏世界竞争力,中国营造学社精神是值得中青年建筑师学习和纪念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理念是值得传承和弘扬的。

青年建筑师也纷纷感慨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后在建筑设计上的困惑和对前辈工作的由衷敬佩。各校代表都表达了要继承中国营造学社精神的意愿。

周学鹰(南京大学教授):营造学社的成立对于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学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多几个学社。高校,那对中国建筑不仅是一个继承更是一个大的发展。建筑学科越来越壮大,好多学校都设了学科,从事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些展览,我感到十分的难受,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我们的研究的水平却是有倒退的,从一方面说明,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没有将传统继承下来。

杨昌鸣(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现在的学生对中国建筑史不感兴趣,《中国建筑史》教材学生都不想买,不想看。其实中国建筑在现代中很大用处希望中国出版机构继续出大量的书籍对现在的年轻人进行教育宣传,从多方面来影响他们,使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能传承下去。

赵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委会副主席):我们应该继承朱先生的那种虔诚的敬业精神,火热的爱国感情,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建筑学者。有幸是,1980年代初我作为北京科技城建组委员,和张铺先生是同事,时提出来“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保护中国文化。我们去嘉兴寺,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计划星期日去,但星期三当地工厂的厂长连夜开会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拆除这个大殿,专家们一来工厂就要被搬迁。”之后嘉兴寺就这样被蛮横地拆除了。以前的建筑学家们为了文物保护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发现与会的一批建筑学家其中有一部分是很有名的,在谈到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时候,提出了“土地要有重复使用价值”的观点,我认为这批人不是建筑学家,而是政治家,他们听从领导的意思安排,用专家的身份和角度出为政治利益佐证,当时我很痛心,所以我提出来,学朱先生虔诚的敬业精神,火热的爱国情怀,是各行各业做人的根本,爱国敬业应是我们提倡的一种精神。

刘景地(东城区文委副主任):保护文物是政府的第一责任,现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东城区有丰富的历史民居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合院是北京市目前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地区。大量的民居在我们的文物普查之中,我们发挥了专业部门和专业学院的优势。两次普查都和文物学院进行合作,合作也有技术上的补充,希望下一步继续得到专家和技术的支持。

周治良(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功劳是把建筑变成了文化,在历史上,建筑师被称作是“工匠”。不被人重视留意,这么多精彩的老建筑,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我觉得朱启钤先生把建筑当做文化,因此后来有很多人继承了朱先生,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我有一点担忧,现在的建筑师过于看重经济利益,而很少去关注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和历史。现在相关的学校的建筑学专业对这个也不重视,不愿意投入精力和经费来培养学生向这个方向发展,学科发展方向以学习西方为主,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在中国设计建筑,如果对中国古代建筑了解不够,就无法建设出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建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当时朱启钤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他们是依靠一种精神坚持下去的。我们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反而比以前更少了。

刘方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青年建筑师):现在的建筑主流是西方设计为主,兼顾中国传统特色。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的文化也由弱势到强势,中国建筑文化在官员和商人层面传播得比较少。他们虽然不了解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但是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精神和理念向全社会尤其是资源决策者们传播,让社会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文化让中国古代建筑与现代社会结合,这样才会有新的东方文化复兴。

殷力欣(《建筑创作》杂志社特聘研究员):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我曾在陈明达先生生前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陈先生指出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创立,不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而研究,而是要通过实例调查与文献考证,经过缜密的建筑学本体理论研究,重新确立与西方迥异其趣的自成体系的中国建筑学体系,而这个体系的确立,可以指导中国的建筑创作。最近,我在做南京中山陵建筑的研究课题,深感吕彦直先生当年设计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理想是与朱启钤等建筑理论家是一致的――希望在中国的未来能够形成一个有民族文化特色、足以弘扬民族精神的建筑局面。因此,我认为今后在加强建筑史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吕彦直、庄俊等早期建筑设计师对建筑设计的理解,这有助于对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成果的认识。

韩振平(天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近些年来,我们和《建筑创作》创作杂志社一起合作,出版了不少的书,其中大部分都是建筑方面的。天津大学出版社依托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弘扬中国建筑文化,弘扬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愿意出版更多建筑方面的图书,包括经典著作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建筑能够与世界建筑相结合,使中国建筑文化在世界上走向辉煌。

杨永生(资深建筑学编审):我只说两点:一,发扬营造学社的优良传统,建议恢复中国营造学社,名字之前加个“新”字,还是群众性的学术群体,体制还按以前来办,二、这个展览很好,要用,反复用,好好用,要坚持下去,不要废掉。

总结:与会嘉宾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上表达对朱启钤先生的纪念,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形势下,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果已经显现,没有中国文化滋养的建筑师缺乏世界竞争力,中国营造学社精神是值得中青年建筑师学习和纪念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理念是值得传承和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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