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遭遇阵痛

宏观因素决定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必然经历大范围的变革与调整,这种调整将以整体市场微观摩擦来出现，重点在供需矛盾和工资两个方面

金融危机之后，多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大结构性变革。首先，“民工荒”由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中西部的省份。“民工荒”问题最早于2004年在珠三角地区出现，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但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从而短时间内缓解了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随着国外企业在危机之后，“去库存化”完成，中国的出口逐渐回复，“民工荒”的现象再次反复。

其次，劳动力的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根据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数据，截至2010年9月底，全国已经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月最低工资水平，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增长幅度平均为24%。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如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达到1100元/月。2010年6月，代工企业富士康（Foxconn）两次宣布提高其在深圳的员工的工资，涨幅比例分别为30%和66%。2010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针对在珠三角经营的222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最令港资企业感到困扰的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排在第一位。

再有，工人罢工、集体维权等极端事件大量出现。2008年底开始，中国的重庆、海南、广东等地出现了出租车罢工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出租车司机收入过低。2010年5月初，广东省的一家本田汽车公司（Honda Motors）的零部件工厂因为工资待遇、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出现罢工，劳资双方经过调解后工人工资水平上升35%，罢工结束。

“民工荒”，实际上是市场中低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自2004年供需问题趋紧之后，只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缓解，2010年的矛盾更加突出。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5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统计显示，2001-2009年间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比例一路走高。比例达到0.95以上，则是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在2010年，劳动力供给继续出现不足的状态，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在2010年的第二、三季度分别达到了1.00和0.99，出现了最为紧张的状态。“民工荒”不仅出现在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也大面积出现。

宏观因素决定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必然经历大范围的变革与调整,这种调整将以整体市场微观摩擦来出现，重点在供需矛盾和工资两个方面。伴随着持续多年的“民工荒”，“大学生失业”同样显著；例如，现在某些技术工种的供需比例达到了1：1.8，而大学生的高校待业率已达到15%。同样的，作为农民工收入标尺的社会最低工资在2010年上涨了20%以上，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却下降了20%。

对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来说，极端事件的出现成为市场摩擦最明显的标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9年，我国劳资争议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从0.8万件上升至接近70万件。极端事件的种类已由2004年以前的“集体讨薪”，变化成了争取权益与罢工等等。

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将以微观方面的“供给”、“需求”和“制度环境”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在供给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以及80后的一代人具有与以往代际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普遍偏小，教育程度高（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达98%），对“农民、农村”等几乎没有认同感，进入现代化的企业和工厂当中。

在需求方面，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持续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注定了对低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特点。中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制造基地，对低端劳动者的需求是“低年龄、低教育水平”的需求。由于劳动力廉价，对农民工奉行“拿来主义”而不加以培养，结果中国的产业发展陷入了“低技术陷阱”，反而加重了对低端劳动者的需求程度。

在制度环境方面，立法者以及作为执法者的政府，存在多方位的目标与角色定位，但都将在制度上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在宏观经济发展上，政府已经着手调整正在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不平等现象。另外，在平衡劳资冲突的角色与定位上，政府还将突出工会的作用，依法对劳动者的保护。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增长一直是与对劳动者保护的提高相伴随的，这也是经济文明的一种体现。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主力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是最佳的制造基地。相对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良好、政治稳定，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的任务来抓，而且资源丰富且低廉。例如，从绝对价格相比，中国的电价只是欧洲国家的四分之一。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如前文所述，中国每年约有10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巨大的农村人口成为了拉低工资水平的稳定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工人的工资水平大约为香港地区的八分之一，而现在作为工人队伍主体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还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上。

因此，中国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基地，企业对工人的需求，主要是以“低年龄”和“低学历”两个特征为主。制造业往往要求工人能够吃苦耐劳，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并强调“集体主义”的协作和服从。由于低端的制造业往往都是重复劳动，因此对农民工的培训相对较少，而农民工获得的工作经验并不具备很高的人力资本价值。

与企业的需求相对照，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却有着与以往代际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经历。从基本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重要区别。

成长经历和时代特征，造就了第二代农民工一些相对明显的群体属性。首先，他们“个人主义”的意识很强，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存在好逸恶劳的心理。第二，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不具备农业生产经验，却又很难越过城乡的壁垒进入城市，所以成为了相对边缘化的群体，对社会、对工作认同感非常低。第三，由于无法融入城市且个人意识比较强烈，所以新一代农民工的“被歧视”感特别强烈，反而提升了对自尊心的敏感程度，不满情绪比较高。

因此，从劳资双方的特征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容易产生一些极端事件的出现。首先，新一代农民工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因此要求资方提供的一定生活便利。例如，在富士康内迁的过程中，由于河北廊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许多原来在深圳的员工因为工厂周边没有网吧、超市等生活设施而不愿迁移。

第二，第二代农民工由于缺乏归属感，因此他们对工作以及工厂的忠诚度非常低。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职业的稳定性（或者更换工作的频率）没有相关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安于现状，喜欢变换工作；这也导致了企业高薪并不能留人，并使得相应的职业培训和“干中学”特别低下。

第三，由于没有归属感，再加上中国文化有的对乡土的认同感，所以新一代农民工在工作的同时往往会结成以“工厂”或者“同乡”组成的团体。因此，在农民工维权的时候，很容易酿成。

第四，由于自尊心较强，所以新一代农民工的“挫折感”特别强烈。这显然是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劳资双方冲突加剧

劳资双方的差异造成了一定的摩擦与冲突，而中国的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劳动者保护的不完善，进一步导致了工人维权和极端事件的大范围出现。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逐步完善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阶段，劳资争议处于高发期，且覆盖的纠纷范围广阔。2007年到2008年是中国在劳动关系立法领域重要的两年，相继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2008年1月1日，中国开始正式实行《劳动合同法》，从2007年9月下旬开始，大规模的劳资纠纷就不断发生，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激增。

新出现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往往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就以劳资双方剧烈的摩擦，即大范围的劳动争议与工人维权行为为主要特征；并展现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趋势：

第一，劳动者维权意识提高，从被动维权发展为主动维权，更敢于争取自己希望的权益。劳动争议基本可以分为两类：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前者是一方或双方违反合同约定引发，属于当自身利益受损害时的被动维权；后者是当员工因不满现状而提出高于法定标准引发的，比如要求提高待遇。2004年以前是权利争议占绝大多数，典型纠纷如“拖欠工资”等；而现在在薪资和基本福利都有所保证的企业中，员工开始质疑传统用工惯例，并主动争取更高的待遇和福利。

第二，在维权方式上，正在由个人的、小群体式的，转向“群体式维权”。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一对一的个别的矛盾冲突逐渐演变为劳方与资方的具有群体性的“集体争议”和工人的“集体行动”，劳动者采取请愿示威等方式要求解决问题。

第三，维权范围从“硬性指标”如工资等，扩展到到“看不见的权益”。除了薪酬、工伤问题外，越来越多的“看不见的权益”被侵害事件出现，比如要求企业提供娱乐设施、加强培训等。

第四，由于相关法律尚不健全或执行不力，加上劳动者的制度性维权概念不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劳动者有时会采取不规范和负面影响较大的方式。企业员工由于自主法律维权意识比较薄弱，在处理冲突的劳动关系时多采取消极的反抗方式，如自动离职、自杀等。在劳资协商中又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不少劳动者自感缺乏谈判资本，群闹、闹大的冲动强烈，导致一些劳资纠纷以不规范的、社会伤害性大的方式爆发出来。

未来的政策走向

未来的政策走向方面，立法者和作为执法者的政府部门将从以下角度推进劳动力市场现有的制度环境的变革。

第一，最低工资的提高，是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随着就业形势的持续好转，2010年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陆续恢复上调，这对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0年2月至9月，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全国已经有30个省市、自治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到了24%，24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涨幅超过20%，其中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到了37.5%，位列全国之首。

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为上海市的1120元。除上海外，深圳、杭州、宁波、广州、温州等5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都涨到了1000元以上。

第二，在未来的政府规划中，“调整收入差距”成为了未来政策的重点。目前“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收入政策方面的内容，从国富向民富转向，即不再过分突出强调GDP倍增，而是实现居民总收入倍增，并且调整居民收入的比重。收入总量目标方面，从“十二五”首年2011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每年城乡居民总收入增长7%，10年翻一倍。而 “十一五”规划指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5%”。

收入结构目标方面，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0年3月政府报告明确指出，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十七届五中全会发表公报则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三，针对劳动者权益的立法也有较大幅度的推进。

第四，随着法律方面的逐渐完善，在未来，工会将在协调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工会作用的缺失，使得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出现了直接博弈的情形，是现今“集体维权”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2006年对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仅15.9%的企业当中有工会，而参加工会的农民工仅占7.2%。工会作为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维持企业当中的生产秩序，避免劳资双方的冲突，因此还不太可能通过强硬手段和激进活动促进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2004年左右的“讨薪潮”中，工会在防止欠薪和协助讨薪的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拥有2.26亿会员的各级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博弈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的出台就是例证。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7月要求184万家基层工会向企业要约，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全总明确要求基层工会要主动向工资集体协商未建制、拒建制及工资协议到期的企业发出协商要约。

劳动力市场变化引发连锁反应

劳动力市场在中短期之内最主要的变化是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上涨。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会继续上涨，并在3-5年后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但这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相对其他国家，中国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优势。优秀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链与产业环境等因素依旧会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政策。

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通过农产品、生活必须品传导，推动通货膨胀。而整体经济的适度或者偏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更加有利。从中长期来看，高端产品会相对更加便宜，从而对消费者更加具有吸引力。根据国外经验，随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中国总体上会进入一个以消费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中产阶级数量会增加。

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供过于求，所以“大学生工资下降”将是一个更加持久的趋势，教育回报率降低。伴随着“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因此经济因素将直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往中国产业升级的政策都是政府因素在直接推动的，而用工成本的变化至少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升级。这也将推动国内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变革，诸如更加平等的对待体力劳动者和劳动者权益的提升等等。

大学生工资的降低，会推动某些产业或者某些企业内部职能的发展。例如，中国最近的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就得益于此。同时，企业内研发成本会不断下降，但仍需培养具有领导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变化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新一代劳动者的“个人主义”不断增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将增加。立法者将加强立法以及权益保护方面的推广。

工会的作用将进一步突出。随着法律的推出和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工会将会成为一个协调劳资双方的缓冲机制，并有效减少劳资矛盾演变成“”的倾向。

以上的这些变化，对不同的企业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逐渐发生改变，产业升级在所难免。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对外资、合资企业更加有利，对内资企业更加不利。本土企业一直将“劳动力成本优势”作为竞争力，而未来将不断减弱。对外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将带来更大的优势。例如，在中国的企业市场上，合资企业已经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低端产品的价格已经和内资品牌产品的价格持平或相近。

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大企业有利，对小企业不利，从而产业整合将不断加强。小企业往往竞争力较少，应对经济情况变化的余地较小。另外，小企业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高，随着次级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带来的成本提高，与工资水平的总体上升相叠加，给小企业带来更大的冲击。第三，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更有利。显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则资本就相对更加廉价，市场将会直接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特供